同一個曹操，為什麼會在不同的資料裡會出截然相反的形象？

《三國演義》

1。是日，帝在外殿，見郗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洩，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後方起。慮便喚管璽綬人索取玉璽而出。伏後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少頃，尚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後何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開啟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後頭髻拖出。後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後披髮跣足，二甲士推擁而出。

且說華歆將伏後擁至外殿。帝望見後，乃下殿抱後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後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甲士擁後而去，帝捶胸大慟。見郗慮在側，帝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事乎！”哭倒在地。郗慮令左右扶帝入宮。華歆拿伏後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隨即入宮，將伏後所生二子，皆鴆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後人有詩嘆曰：“曹瞞兇殘世所無，伏完忠義欲何如。可憐帝后分離處，不及民間婦與夫！”

獻帝自從壞了伏後，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為貴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冊立曹操女曹貴人為正宮皇后。群下莫敢有言。

2。“且說曹操既殺了董承等人，怒氣未消，遂帶劍入宮，來弒董貴妃。——貴妃乃董承之妹，帝幸之，已懷孕五月。——當日帝在後宮，正與伏皇后私論董承之事至今尚無音耗。忽見曹操帶劍入宮，面有怒容，帝大驚失色。操曰：‘董承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誅矣。’操大聲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戰慄曰：‘朕實不知。’操曰：‘忘了破指修詔耶？’帝不能答。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見憐。’操曰：‘若非天敗，吾已被害。豈得復留此女，為吾後患！’伏後告曰：‘貶於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操曰：‘欲留此逆種，為母報仇乎？’董妃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操令取白練至面前。帝泣謂妃曰：‘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訖，淚下如雨。伏後亦大哭。操怒曰：‘猶作兒女態耶！’叱武士牽出，勒死於宮門之外。”

《後漢書》

1。《後漢書皇后紀下》中記載幾乎是一樣的：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退避中宮，遷於它館。鳴呼傷哉！自壽取之，未致於理，為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為郗慮副，勒兵入宮收後。

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後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後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後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鴆殺之。後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2。《後漢書》董貴人身懷六甲被曹操下令絞死也是出自《後漢書》：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累為請，不能得。後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洩。操追大怒，遂逼帝廢后。

《後漢書》是一部由中國南朝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編撰的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書中分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取自司馬彪《續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東漢的漢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後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范曄根據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則又有所創新，有所變動。《後漢書》結構嚴謹，編排有序。如八十列傳，大體是按照時代的先後進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為兩漢之際的風雲人物。其後的九卷是光武時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將領。《後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在勇於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面，一方面揭露魚肉人民的權貴，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中下層人士。

《三國志·武帝紀》

1。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雲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後廢黜死，兄弟皆伏法。譯文：（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十一月份，漢朝皇后伏氏因過去給她的父親前屯騎校尉伏完寫信，信中說皇帝因為董承被殺而怨恨曹操，用詞非常惡劣。之後信被發覺，皇后被廢並處死，她的兄弟也全部被處刑。《三國志》沒有記載曹操誅殺董貴人的事情。

2。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3。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摉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閴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三國志》是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斷代史書。《三國志》尊魏為正統，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並且較為真實地記錄三國鼎立的局勢。《三國志》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也被稱為“前四史”。

節選文段描述的事件是：曹操殺死董貴人與伏壽皇后。歷史背景：漢獻帝為了從曹操手中奪回應有的權利，維護天子的尊嚴，向車騎將軍董承發了一道“衣帶詔”，命董承聯絡漢室宗親及反曹志士，密謀剷除曹操。事情不久敗露，曹操為了徹底消滅董承一族，更為了軟禁漢獻帝，於是命人將董妃勒死於許昌宮門外，誅滅董氏人等，並大大打擊反曹勢力。

建安十九年，漢獻帝的伏皇后被誅殺，“下暴室，以幽崩”， 其罪名：“陰懷妒害，包藏禍心”。之後，伏壽一家也被殲滅。究其原因，其一、伏皇后的家族勢力，恰恰是漢末僅存的一股與曹操不合拍的力量，曹操必須將其剪除。其二、曹操認為，伏皇后並不是個甘於屈居人下，試圖擺脫他的控制，而殺掉伏皇后之後，震懾並打擊扶漢勢力，威懾作用，殺雞儆猴、敲山震虎，進一步鞏固曹操的統治。

可見，曹操“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殘忍與和姦滑性格在《三國演義》和《後漢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在他們的筆中，曹操形象是一個複雜的矛盾綜合體。他積極入世，力圖扭轉乾坤，但又濫殺無辜，野心勃勃，一心想篡漢奪權；他機警聰明，博學多才，但又奸詐狡猾，陰險狠毒；他用人唯賢，執法如山，但又嫉賢妒能，總體而言將曹操描述為奸雄，洋溢著尊劉貶曹的氣息。

而《三國志》是尊曹魏為正統。這是其沒有記載曹操殺董夫人之事的原因之一。《三國志》雖記載曹操殺伏壽皇后，但言語中隊曹操的做法彷彿抱有一絲絲諒解，至少不如《三國演義》和《後漢書》一般將曹操描述的那麼奸滑。

此外，在《三國志》中，陳壽肯定曹操結束割據局面的歷史功績。陳壽認為曹操是“非比常人，是超過世人的傑出人才”，機警聰明，具有濟世之才，對時局具有精準的洞察力之處，卓越的指揮才能，以及勇於不斷革新的政治魄力。其經國之才顯露無疑。同時，陳壽在《三國志》中也主客觀記述了曹操狠毒、睚眥必報的一面。在如此描寫之下，一個奸猾老練的弄權者形象清晰地展現在了讀者的面前。曹操對手下兵士百姓都能有如此手段，對待能臣良將更是手段高超，自身的才能和人格魅力皆盡凸顯，不愧為“超世之傑”。可見，曹操在《三國志》中是備受推崇的。

為什麼兩部作品中對曹操的評價有如此大差異？

筆者認為：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評價，其評判標準是自身所認同的價值觀。同理，不同時代對特定歷史人物的評價，其評判標準是所處時代的主流價值觀。反之，透過研究不同時代對特定歷史人物的評價，大致可以瞭解對應時代的主流價值觀。各個時代的主流價值觀可能會有所不同，這導致各個時代對某一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會有區別。

順社會主流價值觀而行，則得後世的歌頌。反之，則遭禮教的批判。史書的撰寫，多少會受到當時的時代背景所影響，不同的時候背景之下，所成史書的感情基調也會有所區別。

《三國志》的編寫需要考慮魏國甚至是晉國當權者的利益。，且當時社會對儒家文化推崇遠不及後世，故對曹操的道德批判較少。而《三國演義》與《後漢書》則是朝之後的演義作品，創作者們多受儒家思想的道德標準所薰陶，曹操的所作所為與他們所遵循的儒家思想所不符，於是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尊劉貶曹”的政治傾向性。

此外，我們不妨將曹操與關羽對比：在中國古代，儒家的價值觀是大多數時期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而關羽無疑是踐行儒家精神核心的典範；更重要的是，關羽“匡扶漢室”的行為符合儒家所認可的“正統”、“忠義”、“仁義禮智信”的入世精神。可以說，關羽的品行與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相契合，所以他才能享古今之美譽。相反，曹操逆其而為，篡漢自立，奸詐狠毒，犯了中國儒家文化的大忌，因而受到世俗的鄙夷，故世人對他們的評價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