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年，和珅當道，帝師朱珪為嘉慶獻妙計，16個字講透韜光養晦

乾隆六十年，註定是一個多事之秋。

這一年年初的冬天異常的寒冷，京城的大街上隨處可見凍死的可憐人，安南的使者竟也凍死在會同寺驛館內。更加不詳的是，京城出現了日全食，世人驚恐不已。

籠罩在天象異常的氛圍裡，老皇帝乾隆的內心，五味雜陳。他很欣慰，因為古今沒有像他這樣的“十全老人”，有福天子，六十年過去了，依舊在位，掌控皇權；但欣慰的同時，他又有些焦慮、失落、不安，因為二十五歲登基時，他曾對天發誓，不敢同皇祖康熙在位的年數相同，如果有幸能夠在位六十年，將禪位於皇子。君無戲言，如今一甲子已過，兌現他當初誓言的時候到了。

然而，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僅有的幾次禪讓，無一不是政治謊言吹起的肥皂泡，刺破肥皂泡，剩下的盡是宮廷政治的血腥與殘酷。

為了避免“禪讓”可能導致的政治悲劇，乾隆背靠帝王權威，醞釀了一個萬全之策——禪位但不交權。這一帝王之謀，表面光鮮，實質老朽，與乾隆朝後期的“盛世”騙局，在格調上保持高度一致。老皇帝乾隆堅信，此舉將抹去他內心的失落與不安，為他贏得比肩堯舜，亙古未有的美名。

因為清廷有慣例，每年十月一日要頒發下一年《時憲書》，宣佈來年使用的年號，為了不失信於天下，老皇帝乾隆早已算好了“禪讓”的時間。

九月一日，乾隆召集阿桂、和珅等八位朝廷重臣入宮，開啟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面的密旨，擬立十五皇子永琰為皇太子，並決定於十二月初一冬至日舉行禪讓大典，正式禪讓。

禪讓之事，乾隆此前曾多次說過，幾位重臣並不感到意外，但他們的內心卻是大相徑庭的，朝中柱石阿桂對此感到欣慰，而權臣和珅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如何化解嘉慶上位所帶來的危機？

縱觀和珅隨後的種種表現以及他最終的結局，他很是有些當局者迷，又或者說，權力在少有約束的時候就像毒藥，再聰明的人，一旦豪飲，也會陷入“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的致命困局之中。

危機剛撲面而來時，和珅自作聰明地以為，這是一個彌合關係、邀功獻媚的好機會，於是他搶在乾隆正式宣佈訊息前，別有用心地趕到嘉親王府，意味深長地送了嘉慶一柄如意。

此為何意？

不言自明。

一方面，和珅想借此向嘉慶暗示，好事已經臨近；另一方面，和珅又想透過此舉“敲詐”嘉慶，他是有擁戴之功的。

然而，和珅在此時此地卻忽略了尋常百姓都明白的一個道理——“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在嘉慶看來，和珅仗借老皇帝寵信，洩密邀功，獻媚罔上，此乃典型的權奸所為，待他親政掌了權，定要將此定為和珅的第一條大罪。只是，現在屬於非常時期，一切需要隱忍，不便發作罷了。

可悲的是，那時的和珅絲毫沒有察覺到嘉慶“笑納”如意的微妙內涵，他還以為嘉慶已經上了鉤，他才是那個穩住釣魚臺的垂釣者。

九月三日，乾隆正式頒下諭旨，冊封永琰為皇太子，並著禮部籌備禪讓大典。

嘉慶元年，正月初一，禪讓大典在紫禁城太和殿如期舉行。

讓嘉慶及群臣沒想到的是，當禪讓大典進展到關鍵環節時，乾隆一度竟不願交出玉璽，最後還是劉墉和紀曉嵐合力勸導，乾隆這才勉強撒手。

除此之外，乾隆還當眾明確宣佈，他只是將那些接待、開會、祭祀、禮儀之類的日常工作交給了嗣皇帝，至於“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他“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聽我訓導，將來知所遵循，不至錯誤，豈非天下之福哉。”

乾隆的這一番話，等於告訴天下人，自己雖然禪讓了，但大權依舊在握，嘉慶不過是毫無實權的兒皇帝，一個擺在朝堂上為了好看的傀儡。

據野史記載，這一切，都是和珅在背後搗鬼促成的。他以為竭盡所能地壓制打擊嘉慶，讓嘉慶彎腰低頭，失去一個帝王該有的權威與自信，他便可以繼續左右朝局，即便有朝一日嘉慶親政，他也沒有能力、沒有辦法撼動自己。

當時，嘉慶三十多歲，正當盛年，血氣方剛，處境的確很艱難。

那一時期，朝廷還面臨一大嚴峻挑戰，自嘉慶元年起，湖廣地區的白蓮教起義，聲勢愈演愈烈。

讓嘉慶深惡痛絕的是，禪讓大典之後，和珅竟然從此處下手，對自己展開了又一輪壓制與陷害。

畢沅，乾隆五十三年升任湖廣總督，此人貪圖享樂，生活奢侈，政事懈怠，他的發跡靠的是向和珅賄賂獻媚。然而，當和珅從畢沅這裡找到壓制嘉慶的藉口後，他絲毫沒有猶豫，直接就丟棄了這枚棋子。

當時的畢沅，在湖廣地區被義軍攪得焦頭爛額，對乾隆禪讓後的朝局沒有悉心體會，結果在上報朝廷的奏摺中犯了一個錯誤，將“皇上”二字寫在了“太上皇”前面。

和珅抓住這個錯誤向乾隆進言，畢沅居心叵測，對太上皇大不敬，在朝臣中起到了很壞的影響，應當嚴懲。

此話擊中了乾隆禪位之後異常敏感的內心。

和珅見狀，開始借題發揮，最後引著乾隆，將矛頭對準了嘉慶——此類大不敬，無視即為不孝，再犯難逃其責。

嘉慶瞭解乾隆的性情，一旦招惹，很難安撫。

在他天威難測的帝王語境中，難逃其責，絕非虛言。

和珅的陰險、可惡，可見一斑。

讓嘉慶尤為憂慮的是，此時的乾隆已經老邁到昏聵不堪的程度，而且對和珅愈發地寵信依賴，長此以往，和珅恐怕將會更加有恃無恐、作威作福，而自己卻無力改變，只能應對。

翻閱史書，嘉慶的憂慮，有著極其鮮明的印證。

據史書記載，有一天早朝過後，嘉慶與和珅一同入見。乾隆南面坐，嘉慶西向坐一小几，下面則跪著一眾臣工。

良久之後，嘉慶發現乾隆閉目像睡著了一樣，嘴裡喃喃自語。

嘉慶仔細去聽，但始終聽不明白。

許久之後，乾隆忽然睜開眼睛，問了一句：其人何姓名？

嘉慶與眾臣皆愕然，唯和珅應聲對曰，高天德、苟文明。

乾隆聽了，閉上眼睛，嘴裡不停地默唸著。

這一幕讓嘉慶既感到駭愕，又感到困惑。

幾日後，嘉慶密召和珅問話，前日召對，太上皇嘴裡默唸的是什麼？汝所對的六個字，又作何解？

和珅輕飄飄地說，太上皇嘴裡默誦的，乃是西域秘咒，誦此咒，所惡之人雖在數千裡之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奴才聽太上皇誦此咒，知道所欲咒者必為教匪悍酋，那六個字正是匪酋姓名。

嘉慶聽罷，驚出一身冷汗。

今日，和珅可以獨對。

明日，和珅就能矯詔。

如此，怎麼得了。

為了擺脫孤立無援、危機四伏的境地，嘉慶思慮再三，決定寫一封秘信給自己的師傅，時任兩廣總督的朱珪，請他想方設法調來京城，以便聯手防範和珅。

朱珪知道此時助力嘉慶，不僅必要而且關鍵。

考慮到嘉慶尚未親政，自己的帝師身份不便進京，朱珪揣摩乾隆的心理，打了一張為乾隆歌功頌德的好牌。

在給乾隆的奏摺中，朱珪說，自己已蒐集整理太上皇平生四萬餘首詩作，並且詳加評註，編輯成冊，一共分為五輯。現在，他要將這恢弘鉅著帶上京來，獻給太上皇，以成千古佳話。

乾隆看罷，虛榮心得到極大滿足，不久升朱珪為大學士，並要召回京城，侍奉左右。

嘉慶得知師傅即將進京，難以抑制興奮之情，一激動，他甩開顧忌，揮筆寫了一首感言詩。

嘉慶知道，幫自己整理詩文稿件的內閣學士吳省蘭，是和珅安插進在自己身邊的眼線，他原本以為這首詩即便叫和珅看見了，也不會有什麼問題，哪知道，和珅興風作浪無孔不入，最後硬是從這首詩中刨出了把柄。

這一次，和珅來勢洶洶。

和珅彈劾嘉慶，此詩“聖主八旬歲，鴻儒花甲年”，皇上竟將朱珪與太上皇並舉，實乃大不敬；另兩句“吏銓資重任，臺鼎待名賢”問題更大，朝廷對朱珪的任命還沒發出，皇上就用收買之辭透露出去，這分明就是示恩於師，討好外臣。

禪讓之後，乾隆最忌諱的就是嘉慶結交外臣，收買人心，架空自己。

盛怒之下，乾隆將嘉慶召來質問，嘉慶不敢否定，唯有膽戰心驚地承認，確實作有此詩，但絕無異心。

乾隆的帝王之術，是深不見底的。

平日裡，他任由和珅做“二皇帝”，但關鍵時刻，和珅總是淪為他手中的棋子。

這一次便是如此。

按照尋常慣例，接下來向嘉慶問罪，本應是和珅進言表演的時間。可是，乾隆卻在這時“糊里糊塗”地召來了並不在刑部任職的董誥。

更加微妙的是，在軍機處，董誥還是和珅的死對頭。

董誥直言，當今皇上跟隨朱珪學習多年，如今太上皇恩寵，朱珪高升，皇上作詩相賀，實乃人之常情，並無出格舉動，若論結交外臣則過於勉強。況且“聖主無過言”，皇上即位不久，只是無意為之，並非別有用心。

乾隆見董誥為嘉慶開脫，深沉無言。

幾天後，乾隆下旨，絕口不提嘉慶過錯，只將板子落到朱珪身上——廣東海盜猖獗，治安混亂，朱珪身為兩廣總督，緝捕不力，管理不善，現免去兩廣總督一職，降為安徽巡撫，永為外任，不能召回京城。

朱珪接旨，深感帝王威嚴如虎，再想到和珅並不會就此罷手，不免為嘉慶的處境擔憂起來。思來想去，朱珪以為，此時的嘉慶最需要養心、安靜，於荊棘重壓下領悟“韜光養晦”今時的深切含義。

何為適用於嘉慶的韜光養晦？

朱珪拿出平生學問見識，為嘉慶淬鍊了十六個字——

“不喜不怒，沉默持重，唯唯是聽，以示親信”。

嘉慶韜光養晦，踐行這十六字真言，是從“以示親信”，反釣和珅開始的。

嘉慶知道，吳省蘭是和珅監視自己的眼睛，於是他將計就計，投出了一系列麻痺、示好和珅的誘餌。

在精心寫就的詠如意的詩中，嘉慶不僅表達了對和珅的尊重和感激之情，而且還盛讚和珅是真股肱之臣。

為了效果逼真，嘉慶在恭維讚譽之餘，也會不痛不癢地諷刺和珅一番，例如，他曾私下嘲笑和珅，滿嘴煙味不說，還弄得手和牙齒都變得焦黃，恐怕和府的妻妾也會反感吧？

配合著這些詩，每當朝臣中有人非議和珅，嘉慶總是站出來為和珅講話，“爾等有所不知，朕方依靠和相治理國家，哪能輕慢相待呢？朕正要厚待尊重和相，使其盡力輔弼朕。如果和相對朕略有鬆懈，朕如何治國？朕還能靠誰呢？”

除此之外，嘉慶還不時靜坐，追思宋徽宗，寫一些“頹廢、疏於朝政”的懷古詩。

和珅看到這些詩，聽到這些話，有意進一步試探嘉慶。《清史稿》記載，有一次，和珅攜宜綿報來的前線奏摺拜見嘉慶，故意長跪不起，表現得五體投地。

嘉慶見狀，連忙說，和相請起，以後見朕，不是公開場合，不必行此大禮。

和珅笑了笑，不再堅持，進而又奉上奏摺，再次試探。

嘉慶說，朕剛剛登基，一時之間尚不能主政，此等軍政大事，和相處置便是，不必報於朕，朕於政事不諳，于軍事更不熟悉，諸事都要請教太上皇、仰賴和相，和相今後當不吝教輔才是。

和珅看到，聽到這些恭維、讚譽、示好之辭，漸漸地越陷越深。

嘉慶二年二月，嘉慶的結髮妻子、皇后喜塔臘氏病故。

嘉慶的內心很悲傷，但因為乾隆越老越忌諱“老”、“死”二事，嘉慶知道，越是這個時候，越要沉默持重，否則和珅必從中作梗，於己不利。

史書記載，在這個悲情的時刻，嘉慶自即位以來第一次單獨做了一個決定，他命令禮部：皇后的葬禮按最簡單迅速的方式處理，雖處大喪，皇帝只輟朝五天，素服七日。此外，嘉慶還特別命令大臣，凡在大喪的七日之內，來見太上皇的大臣們，不可著喪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總之，凡事都要儘量營造吉祥氛圍。

時人筆記還記載，國喪的七天之內，嘉慶從不走乾清宮一路，以防把喪事的晦氣帶到太上皇日常經過的地方。皇帝去皇后靈堂時，俱出入蒼震門，不走花園門。去祭奠時，皇帝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換上素服，一回宮，立即換回常服，隨從太監也穿著天清褂子，不帶一點喪氣。

帝師朱珪告誡嘉慶，韜光養晦若要真切，遇事還有一要義，至誠。

嘉慶在皇后大喪期間，將這兩個字做進了骨髓。

嘉慶二年也是一個多事之秋，嘉慶皇后剛死，緊接著軍機首席大臣、和珅的頭號政敵阿桂也死了。

阿桂死後，和珅原以為終於可以在軍機處一手遮天了，誰知道，就在這個時候，乾隆突然出手，甚是意外地給了和珅當頭一棒。

乾隆在朝堂上當眾呵斥和珅：阿桂秉力年久，且有功，汝隨同列銜，事尚可行。今阿桂身故，單掛你的頭銜，外省無知，必疑事皆由你，甚至稱你國帥，汝自揣摩揣摩，配得上這個稱呼嗎？

乾隆的意思很明確，阿桂死了，軍機處署名，不能單署你和珅的名字。

嘉慶雖然已是帝王，但在乾隆的帝王術面前，他的道行終究還淺。因為正值盛年，隱忍的功夫還沒到高深的境地，乾隆對和珅這一番棒打，讓他產生了誤判，暫時甩開了朱珪的那十六字真言。

嘉慶以為，這或許是反擊和珅的好機會。

於是乎，他魯莽行事，接連犯下了兩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嘉慶為了找到和珅隱瞞鎮壓白蓮教不利的證據，私自進入軍機處，檢視奏摺，並要對軍機大臣下旨。

第二個錯誤，嘉慶為了掌控軍權，在董誥等反和派的支援下，擅自下旨，準備在冬季閱兵。

讓嘉慶沒料到的是，棒打和珅之後，乾隆轉眼竟然就忘記了此事，再次變得對和珅寵信不疑。和珅也不含糊，掌握嘉慶的這兩個錯誤後，他齜出權臣的獠牙，竟想透過撕咬嘉慶來找回威信。

乾隆老糊塗了。

不可捉摸。

這一次，他力挺了和珅。

嘉慶意識到新一輪嚴重的危機後，冒險向自己的師傅朱珪問計。

陰雲壓頂之時，朱珪妙手迴旋，在這場君臣博弈中留下了極為精彩的一筆。

朱珪說，韜光養晦，有進有退。不妨由我來彈劾和珅，皇上來為他架梯，這是雙簧，和珅早已在局中，不怕他識破。

朱珪選擇彈劾和珅的落腳點很講究，他遮蔽了貪贓枉法，收受賄賂，只選擇了逾制一項。朱珪在奏摺裡說，和珅建造府邸，竟比照太上皇“澹泊敬誠殿”，而且還使用楠木建造了大廳。

這些，和珅賴不掉，但在乾隆那裡也激不起大浪。

如此，和珅難以反咬，朱珪可以從容脫身。

和珅得知朱珪向自己發起了彈劾，立即想到了嘉慶——莫非這一對君臣之間有默契，想裡應外合，整治自己？

幾方心理博弈時，嘉慶沒有讓和珅疑惑太久，他用一道態度鮮明的諭旨，徹底麻痺、牢籠了和珅。

嘉慶在諭旨中說，和珅乃國之棟樑，兩朝重臣，朝廷要仰賴這樣的大臣來長治久安，不可隨意誹謗，朱珪當自反省。

史書上說，自朱珪被斥退後，和珅置身崖邊而不自知，他自以為在嘉慶心目中奠定了“定策國老”的地位，縱使乾隆駕崩，自己也會穩若泰山，於是便徹底放鬆了警覺。直到乾隆病危之際，和珅居然還面無憂容，每次晉見、看望乾隆出來，都把這件事當成新聞一樣，“向外廷人員敘說，談笑如常”。

和珅不知道，韜光養晦，一旦翻轉，不是其他，而是天崩地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