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儉”與“奢”的碰撞：再次認識隋煬帝，隋書裡是如何評價他？

儘管“大一統”的締造是隋煬帝以耗盡民力和國力為代價換取的，難以長久存續，其所為在後人眼中均是苛政、急政、暴政，並揹負亡國暴君之惡名，但是

他所成就的“大一統”王朝疆域規模和對中原王朝與邊疆民族關係的思考與構想，也成為後代各朝的有效參照。

因此可以說，隋煬帝構建“大一統”王朝的實踐對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和最終形成有著積極推動作用。

“儉”與“奢”的碰撞：對隋煬帝的再認識

中國文化自古自成體系，與西方文化在眾多方面都處於相對立的狀態

。從生活方式的沿襲角度來說，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另一大分歧即為推崇節儉與熱衷享樂的區別。

古希臘-羅馬文明產生的背景是“富足”

：希臘靠著發達的航海業和成熟的沿海貿易，從海外向本土運回了大量金幣，羅馬帝國靠對外擴張而獲取被征服國全部的財富、土地和人民。

透過航海貿易和征服而積澱下來的經濟基礎促使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化肯定人生而有慾望、有享樂的需求，因此，

希臘的奴隸交易業發達，希臘的富人熱衷於購買大批的奴隸為自己的享樂服務，並自建豪華浴室，在其中消磨自娛。

羅馬人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們修建更大的競技場、鬥獸場、公共浴室和神廟，用大理石建造出這些至今仍然不朽的享樂所，政府向民眾提供免費的“麵包和戲劇”，公元106年，羅馬帝國對達西亞王國戰役大獲全勝，迫使達西亞國王德凱巴魯斯自刺身亡，為慶祝這一次重要的勝利，羅馬帝國統治者圖拉真在羅馬城舉辦了盛大而漫長的慶祝活動，長達123天。

在以古羅馬和古希臘為代表的古西方文化中，

慾望是快樂的源泉，享樂是人生的目的

。而中國文化則恐懼、敵視慾望數千年來一直在小農經濟和人口壓力中掙扎的中原大地無法承擔足夠的享樂需求。

荀子說：

“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

爭則亂，亂則窮。

”不同於古希臘、羅馬的享樂文化，在中原地區以農耕文明為主，這種受制於天和地的生存方式決定了中華文明無法推崇享樂主義。

為了供養更多的人口、保證正常而穩定的農業生產，中原大地所滋養出的文化更提倡一種節慾的人生觀，

朱熹將各類對享樂追求的都歸類為人慾，如“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慾也”，並主張“存天理，滅人慾”。

在這種文化傳統下，加之古代物質供應普遍較為匱乏的情況下，

最高統治者的不當行為和超出供應的需求常會給天下蒼生帶來巨大的痛苦，

“遊觀”、“田獵”、“巡訪”，這些使帝王離開皇宮，不事政務的遊樂活動，始終被認為含有巨大的危險。

從春秋戰國時起，不斷有人著書立作，規諫君主遠離遊獵，少興土木，

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其後的各朝都有此類名作傳世，如《子虛》、《上林》賦，又如魏徵的《十思疏》。“不興革，忌擾民”是古代統治者的重要政治原則之一。

隋煬帝則完全悖逆了聖賢們對帝王的要求，他有強烈的好奇心、探索欲、和成就“大業”的渴望。

這種慾望超出了基本生存需求，與中國遵循已久的“聖人之說”相悖，意味著不安分、破壞性和顛覆。

以今天的角度來看，

隋煬帝的在位期間對素來被斥為“奇技淫巧”

的古代科學技術提供了有力的支援，趙州橋、大運河等著名工程都在此階段完成，玻璃和便攜水漏計時器也發明於此時。

而

這些“奇技淫巧”遠超出人類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屬於過於複雜和精巧的技術，不為古代統治者所提倡

，清雍正皇帝對技術型產物的評價可代表古人的主流觀點：“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奇鬥巧，必將多用工匠以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輕於古人也。”

終隋煬帝一生，他始終性喜奢靡，追求物質享受，不知“勤儉節約”為何物；

行大有為之事，廣徵民役，征戰與興修土木共舉，不知“清靜無為”是何物，故而被後世批判為“恃其富強，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

種種做法背離了中國固有幾千年的“節儉文化”傳統，終成大家口口相傳的“荒淫暴君”，

後人再難關注其疆域觀、他所規劃的國家藍圖和他為踐行“大一統”理想而所行之事，對其評價存在偏頗也是順理成章的結果了。

《隋書》對煬帝評價有偏頗之處

《隋書》的成書存在有三個疑點。其一，唐朝於武德四年開始修《隋書》，直至高宗顯慶元年方始成書，總耗時間大約三十五年，其歷程與享國僅三十八年的隋朝幾乎持平。

雖然期間經歷了“綿歷數載，不就而罷”的間歇，但也不過僅中止了數年，旋即又復工而修，因而修史的時間仍然較長。

值得關注的是，《隋書》三十卷的篇幅實在並不算浩繁

。反觀唐修的“五代史”中的另外四部，《梁書》、《陳書》、《北齊書》三部，皆由一個人獨力完成，其中，姚思廉受詔所撰的《梁書》、《陳書》二部書，總共用了七年的時間；李百藥奉敕修的《北齊書》，也是用七年的時間撰成。

《周書》成於令狐德棻等眾人之手，同時也是用了七年的時間修成。

在同一起跑線上所修的五部書，獨相對而言，史蹟清晰，時段短暫，距“今”最近的隋史難產若此，令不難免不懷疑《隋書》遲遲未競的深層原因。

同時，

唐朝有歷史二百九十年，編撰《舊唐書》卻僅耗時十七年

，相比較《新唐書》的成書只用了四年的情況，雖然唐朝的存續時間是隋朝的近八倍，但新舊唐書的編撰時長卻都大大短於《隋書》。

其二，《隋書》的總編纂署名是魏徵，這其中的疑點更多。

首先，《隋書》成於眾人之手，參與者眾多，且皆是歷史上才名頗盛的名士賢人。武德五年，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開始修撰隋史；貞觀三年，秘書監魏徵修隋史、左僕射房喬總監、給事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敬宗先後都承擔撰寫工作。

貞觀十五年，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修五代史志，而這些成果“後又編第入隋書”，也成為隋書的一部分；

最終在顯慶元年，由長孫無忌“詣朝堂上進，詔藏秘閣”

。

可以說，撰成《隋書》的眾手，無論文才還是史學，都是千古才俊，

而由這些人組成的寫作班底，更是修史團隊中最佳的組合，至於如何造成國祚短促隋朝的歷史，寫作起來綿長不絕，令人深思。

其次，

魏徵於貞觀十七年去世，此時距離《隋書》修成尚有十三年，全書的很多部分尚未完成。

在《隋書》的整體寫作中，魏徵承擔了序和論，至於以其為總署名者的原因，是因為魏徵“擔任了《五代史》總監任務”，而上文所引說明，魏徵不過是貞觀三年之後擔任主修，而總監另有其人，是左僕射房喬。

其三，

長孫無忌、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等參編者，這些人影響力都並不比魏徵弱，

而我們在文獻閱讀中，會非常頻繁地看到“師古曰”“穎達疏”這類的表示，說明其並非不介意是否要在自己的認識上打上標籤。

但是，他們最終並沒有成為《隋書》名義上的作者，而是將撰寫信史的這一對文人來極大的榮耀讓給了死在《隋書》正式成書前多年的魏徵。綜上，

《隋書》的編纂過程等相關資訊，透露較多令不不解之處。

而這些不解，或許或以理解為，唐在修前代史的時代，為對本朝的迴護和隱諱，

存在明確的曲筆的情況，這也是唐初大儒參與其中，其不能做到史思流洩，傾情書寫，故而難產；不能直書，被迫曲筆，故而不忍承擔修撰的歷史重負，將早逝的魏徵置於著者的位置，替其他在世且不能自辱清名的參與者。

史書不實之原因大體有兩種：一種是無意為之，事出無奈；再者是刻意而為，文過飾非。

前者受限於客觀因素，如一手資料的缺失，年代久遠某些問題已不可考，只能靠揣測、想象和道聽途說；後者則是為粉飾和掩蓋真相而曲筆。

由於隋末戰亂，東都經歷戰火，江都遭遇亂兵洗劫，造成一手資料散失或有之；

同時，雖唐高祖舉兵反隋還天下以太平，救黎民於水火，佔有大義，但究竟是叛國自立，李淵於君臣道義上卻有實負於隋。

從“千牛備身，事隋譙、隴二州刺史”算起，隋朝存續三十八年，而李淵一生入仕隋朝三十八年，隋文帝在位時期，李淵深受重用；

縱使隋煬帝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的局面出現，也不曾薄待他的“從母昆弟李淵。

大業九年，二徵高句麗時，楊玄感謀反，隋煬帝詔時在懷遠鎮督糧的李淵“馳驛弘化郡，兼知關右諸軍事”，

危機關頭委以重任可見煬帝對他頗為信任和倚重。

為正名李淵叛隋立唐一事，後朝需要對史實進行修飾，以正其名。

因此大膽假設，在撰書過程中，由於編者之間意見有差，或編者所寫與皇帝所需不合，而需要幾番增刪修改，直至意見統一，致使成書時間過長；而由於對部分事件的記載，尤其是對隋煬帝的記載有失公允，因而無人敢擔此篡改史實的責任，只能代死者魏徵署名。歷史無法還原，能還原的只有立場。

結語

自有文字起，中國即設史官，歷代統治者都注重歷史，也重視修史，

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史書“卷帙浩繁”。但史書在履行記錄的職責外，也履行了抽毀、增刪、修改和塗飾的作用，正如唐代宰相韋安石說：“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

之所以史官權力巨大的原因在於修史目的是“以史為鑑”而非真實再現歷史，因而“使亂臣賊子懼”和“亦不過以備君王之瀏覽”同等重要，故而“

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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