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楚歌”的翻新是如何在三國中體現出來的

楚、漢相爭中的垓下一役，韓信以“四面楚歌”之計，使項羽的江東子弟兵潰於一夕。從此，軍事家們更加重視以心理戰瓦解敵軍，爭取“不戰而屈人之兵”。

呂蒙在荊襄之戰中所以能取得神話般的成功，正像演義所描寫的那樣，除了巧妙偽裝，隱蔽企圖，達成了行動的突然性外，堅持對蜀軍進行政治瓦解，也是一條重要原因。

若從荊襄之戰的全域性來講，呂蒙攻佔荊州後，僅僅是取得了這次作戰的立足點，互為犄角的公安和南郡兩座城池，還在蜀軍手中，若對方堅決抵抗，肯定會給呂蒙的荊襄之役帶來很多麻煩。然而，呂蒙不愧是一位具有戰略頭腦的指揮員。他嚴令吳軍士兵不準擾亂荊州居民，搶取民間財物，他的一位同鄉曾在下雨天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犯了禁令，被呂蒙揮淚斬首，從此“三軍震肅”，荊州秩序井然。

另外，他還將關羽的家屬“另養別宅”，保護起來；並傳下號令：凡有跟隨關公出徵的將士之家，“不許吳兵攪擾，按月給予糧米”，如有患病者，及時“遣醫治療”。這些措施深得蜀軍家屬之心，使他們大感其“恩惠”。與此同時，呂蒙又利用博士仁、麋芳同關羽之間的矛盾，採取收買，誘降的計策，先後兵不血刃地佔領了公安和南郡。

更有意思的是，關羽在回救荊州的途中，曾派使者質問呂蒙。而呂蒙卻對來使給予優厚的待遇，親自“出國迎接入城，以賓禮相待”，然後又帶著使者在荊州城內周遊，家家探望。於是，一時間蜀軍家屬紛紛託來使帶家信、傳口音，“皆言家門無恙，衣食不缺”。那使者回去後私下講述荊州情況，傳遞家信，蜀軍營中頓時“皆無戰心”。緊接著，呂蒙又在途中設伏包圍了蜀軍，進一步施展政治瓦解的巧術。書中這樣寫道：

呂蒙此謀頗似韓信的“四面楚歌”之計，可以說是它的翻新。呂蒙把關羽軍中將士的親屬用來喊話，其作用要比唱幾曲楚歌大得多。處於困境中的關羽軍中士卒，聽到喊聲，一個個都逃之夭夭。最後，這位威震華夏的關雲長，反弄得和楚霸王一樣，成了眾叛親離的孤家寡人，處境十分狼狽。

“四面楚歌”之計，通常是在十則圍之的主動形勢下采取的一種謀略。在這種形勢下，軍事家為何不首先以武力一舉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而卻要實施瓦解敵軍的攻心戰術呢？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在對方處於被包圍的危境之中，單純採取軍事打擊，就會迫使對方困獸猶鬥，“陷之死地而後生”，以致使對方衝開包圍圈。二是在冷兵器時代，軍事打擊只能是面對面廝殺，只靠軍事打擊，即使在主動的情況下，自己也要付出很大代價。古人講過：“殺敵三千，自損八百；殺敵一萬，自傷三千。”雖然敵方的損失比我大，但我終究也付出了代價。如果處於主動地位的一方能夠剛柔並用，在強大的武力威懾下配之以瓦解敵軍的攻心戰，則可能避免或減少作戰中的自我損耗，從而達到“兵不鈍而利可全”的目的。

呂蒙在荊襄之役中採取的一系列瓦解敵軍的手段，都用之得當，確實收到了軍事打擊所難以收到的效果。呂蒙施展的這些策略，即使在今天，仍然有許多值得借鑑之處。說到這裡，我們油然想起英國軍事歷史學家利德爾·哈特的一段話：在戰鬥中，“殺死一個敵人，只不過是使這支軍隊損失一個士兵而已，但是一個神經受到震撼的活人，就可以成為恐怖病菌的傳染媒介，足以造成一種恐怖的現象”，使“整個部隊喪失作戰力量”，甚至一個國家“所擁有的一切作戰力量也有可能被抵消”。因此，指揮員應著眼於“癱瘓”敵人，而不是如何從肉體上去消滅他們。哈特在這裡強調的“癱瘓”敵人，就包含著“攻心”、瓦解敵軍的謀略思想。

查《三國志·呂蒙傳》等書，演義對呂蒙佔領荊州後瓦解敵軍心理的描寫，與歷史的記述大體相符。然而，荊州士兵在四面山上“呼兄喚弟，覓子尋爺”這一段情節，史書中無此記載。從推斷看，這似乎是作者根據“四面楚歌”的歷史典故虛構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