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不只有戰爭人禍，寒冷期的災變——旱災、澇災，異常頻繁

漢末三國的寒冷期且特別突出當時的異常寒冷；在此期間，旱、澇、蝗、飢、疫也與寒冷期環環相扣而不斷出現。或可以初平四年以來的災變連發為例：

初平四年，大雨二十日後，夏寒如冬。興平元年（194），京城一帶自四月～七月發生旱災，漢獻帝因此向上天祈雨；八月，濮陽發生蝗災，大饑荒則接踵而來。興平二年（195）夏天，大旱再次發生。

接著，建安元年（196），歲旱無谷，從官、後宮食棗菜。建安二年（197），不僅天旱

歲荒

，蝗災亦於夏天爆發，漢水更在秋天滿溢而造成危害。

據此看來，寒冷期內確有災難頻發的現象，因此或可進一步討論旱、澇、蝗、飢、疫與寒冷期的關聯。

漢末三國地圖

旱災

就旱災而言，劉昭民已指出自西漢末～隋初的第二個寒冷期特徵即為寒旱；且就漢末三國來看，旱災可說是越來越頻仍。

至於旱災成因，推測或與降雨變率有關，也可能與季風有關──若降水過少或失時即旱災。在漢末中平年間～晉初咸寧年間前後約一百年間，至少有約二十五次的旱災。

平均約每四年發生一次，但也有連年頻發的情況。

旱災

若以連年頻旱的情況來說，則可見漢末初平四年～建安二年、建安八年（203）前後、孫吳孫皓寶鼎元年（266）年初及年末、司馬晉泰始七年（271）～十年（274）。

另外，當時的每次旱情發生可能長達數月、甚至半年，至於旱災的範圍，可說是見於南北各地。

如漢末初平四年～建安二年的長期大旱，即影響了三輔一帶、兗徐一帶及江淮地區；而曹魏正始元年前後、甘露三年前後，曹魏與孫吳境內亦分別皆有旱情發生。

此外，據《吳書》所載，曹丕曾向孫權來使馮熙詢問“吳國比年災旱”的情況，馮熙則善盡使節的本分而不屈於敵國，並將吳國情景描繪得相當美好。

《吳書》

但要進一步透過附錄表二的旱災列表來看，便可發現曹丕在位期間，並未有吳國大旱的明顯記載。因此，馮熙一事或呈現出吳國當時可能有著未見諸史籍記載的旱情，而且甚至可能嚴重到連曹丕都有所耳聞。

至於漢末三國的旱情究竟如何呢？或可先看看當時炎夏的情形。曹植、劉楨、王粲、陳琳、繁欽、稍晚的夏侯湛，皆曾寫作〈大暑賦〉或〈暑賦〉。

其中，曹植與建安文人的相關作品，有可能是他們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同題共作的產物。這類作品中，雖有著誇張的文學寫作手法，但我們仍能從其中觀察出漢末三國的大暑樣貌。

羲和御日

首先，可看到這些作者多運用“羲和”、“祝融”等有關太陽或火神的意象象徵夏季，並以“煌煌野火”或“炎火燭燭”比喻炎熱；接著，則進一步透過對景物描寫以呈現出酷熱的情形，

以上文句即刻畫出草木鳥獸在酷熱下的行為舉止，或草木低垂、或獸喘噓噓、或鳥垂翼不飛、或紛紛走避；而且當時甚至彷彿熱到海水都要蒸發、砂石都要融化了！

而在應璩與友人的書信也能見到類似的場景："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粒銷鑠，草木焦卷。"信中亦透過類似的景象刻劃以呈現出當時的酷熱。

火神祝融

如此看來，大暑在當時確實為世間萬物帶來酷熱，無論草木山石鳥獸都受其影響，想必人也無法避免。正所謂：“氣呼吸以祛裾，汗雨下而沾裳，就清泉以自沃，猶淟涊而不涼。體煩茹以於悒，心憤悶而窘惶”

可見汗如雨下只不過是人體對酷熱的基本反應，可怕的是酷熱容易影響心情，讓人感到煩悶少歡。因此，避熱就寒，勢必是人們的基本反應了，是以“農畯捉罇而去疇，織女釋杼而下機”，可見人們都放下手邊工作且想方設法的避暑去了。

但假如像應璩一般──"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就連洗水、吹風、揮扇、登高……等避暑方式都無法減緩酷熱，想來便會感慨"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那可實在是令人受不了啊！

若持續這樣的酷熱，即有可能導致“物焦人渴”、“谷枯川竭”，旱情便將爆發。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漢末三國百年來至少有二十五次的旱災，而旱災更帶給人們生活上的不便、且影響農作收成……等等麻煩。

而為了減緩旱災帶來的影響，皇帝、官員便進行各式各樣的儀式以求雨，是以《搜神記》留下許多關於大旱降雨的神奇紀錄。

《搜神記》

於是我們也可透過曹植〈喜雨詩〉及傅鹹〈喜雨賦〉看到時人對久旱逢甘霖的感動與感謝。

曹植〈喜雨詩〉及傅鹹〈喜雨賦〉分別紀錄曹魏太和二年及司馬晉泰始九年的旱情，又由於久旱不雨，而恐農作生長受到影響，傅鹹當時更參加祈雨儀式。

當雨水終於嘩啦落下，農作終將安然成長，曹植及傅鹹便喜雲：“時雨中夜降，長雷周我庭。嘉種盈膏壤，登秋畢有成。”

由此看來，每逢大旱，除了基本的民生用水問題以外，漢末三國時人最擔心的其實是對農業用水的影響，蓋若因旱災而歉收，那麼不遠的未來便有可能要面臨饑荒的威脅。

澇災

曹植嘗作〈時雨謳〉，歌詠應時雨水將使“野草萌變”而“化為喜谷”，可見雨水來得適時適量是值得歡喜之事；應璩則將帶來清爽的降雨視為出遊或宴會的好時節。

然而，若降水失時或降水過量，就有可能造成澇災。是以澇災可說與一地的降雨強度及降雨變率較相關，至於寒冷期所造成的旱災更在某種程度上增加降雨變率；另外，亦有人認為澇災與季風有關。

澇災

在漢末三國百年間，至少約發生四十次澇災，平均約每兩年半就發生一次澇災。此外，也多有連年發生的情形。

大體而言，漢末三國的澇災普遍與長期霖雨、或者江河因暴雨而溢流、甚至颱風有關。以長期霖雨來說，少則十天，多則三、四個月，如：漢末中平六年即從六月降雨至九月，長達八十餘日。

建安十八年（213）亦從五月開始降雨，至八月尚不止，幾乎長達百日以上。建安廿五年（220）亦有大雨五十多日紀錄。而當時的大雨，不僅造成各地淹水、甚至使江河暴漲而溢流成災。

此外，江河暴漲的溢流成災更可能順著河流從上游地區蔓延至下游地帶，導致受災範圍擴大。以咸寧三年為例，六月益州、涼州大水，七月荊州成災；九月，除了益、涼、荊大水外，兗、豫、青、徐皆大水。

由於中國地勢西高東低，江河多由西向東奔流，是以咸寧三年的水患，便隨著時間與流向而由西往東推進。

孫權太元元年（251）八月時，曾有大風而江海湧溢，導致平地水深八尺；由於時間應是夏秋之際，而且處於東南的地緣，與颱風的時節及路線近似，因此或可推測此次成災或與颱風有關。

如此看來，漢末三國時期可說是雨澇繁多，因此以"霖雨"、"愁霖"、"苦雨"、"患雨"為主題的作品便一一出現，從蔡邕、曹丕、曹植、應瑒，以至於稍晚的傅鹹，皆曾寫作此類作品。

單就作品題旨便能看出時人對久雨的不耐，而其內容更有對時人心情的生動刻劃，如：

透過這些文句，我們可以看到時人對久雨有著深沉的感受。無論是看著烏雲密佈，或聽著雨水滴滴、雷聲震震，這些都足以勾起人們的煩惱或憂慮──也許是害怕豪雨成災，也或許是久不見天日的憂鬱吧。

於是，人們便會哀嘆太陽的消逝，並渴求儘早撥雲見日。而這樣的雨澇及感受將一直延續到西晉以後，因此潘尼亦寫作〈苦雨賦〉，哀嘆"滂霈難禁"，而"悲列宿之匿景，悼太陽之幽沉"了。

既然漢末三國的澇災令人如此頭痛不已，那麼雨況到底嚴重到什麼地步呢？透過詩文亦可看見當時的情景，有時雨勢驚人、雜以雷電，如“雷隱隱而震其響兮，雨霖霖而又隤”，而楊阜亦曾上疏提及：“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

有時雨期頗長，如“夫何季秋之淫雨兮，既彌日而成霖”、“惟霖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晞”、“自流火迄今兮，歷九旬而無寧”；甚至雨期彷彿無有止境，故應璩曰：“值皇天無已之雨”。

此外，有時似乎也有雨期不定的情形，降雨不如以往有規律可循，故傅鹹即言：“夫何遠寓之多患兮，懷霖雨之有經。”

而長期的澇雨成災，將為漢末三國帶來哪些影響呢？最輕微的影響，可能就是積水、漏水、潮溼，正所謂"流潦浸於北堂，隟漏霑於衣服"、"室宇漸而作漏，堂館洽而為泥"。

更有甚者即是淹水了，是故各地“霖雨成川澤”、“零雨蒙其迅集，橫潦汩以橫流”。至於淹水或大雨也造成當時道路泥濘難行，如曹植即言“霖雨泥我塗”；而將霖雨期間的道路艱難刻劃得最為生動的，莫過於曹丕的〈黎陽作〉了。

可見曹丕在霖雨中仍須出行，而導致輿人們的不便；接著，曹丕便為自己需在雨水泥濘中外出有所感慨，但隨後他思及周公，便認為自己為了救民塗炭，雨水泥濘又算得了什麼。

在此首詩中，我們能看見曹丕在大雨中出巡，而曹丕也提及輿人有些不便，但究竟不便到什麼地步？

從該詩中可見當時雷雨齊發而道路泥濘、窒礙難行，因而有些路段需要隨行者砍柴鋪路，才能方便車駕透過，但車駕通行仍頗為顛簸。

以這樣陰雨中外出的結果，除了不便之外，也讓大夥受到雨水、泥水、汗水的洗禮。

而據此可以想見的是，漢末三國當時的行軍也可能備受霖雨的干擾──如曹魏明帝太和年間，曹真曾發動多路攻蜀，卻因為遇到大雨而山路溼滑，導致進軍緩慢、糧運難繼……等情形，不只軍出不利，曹魏朝內亦勸諫連連，最終才下令撤兵。

暴雨

綜以上而言，可見雨澇對漢末三國時期的影響。此外，降雨失時、或者水澇漫田，也將對農作有所影響──可能是根本無法播種、也可能是為雨水所摧折，而導致人們在不遠的未來亦有機會面對饑荒的威脅。

因此，在久雨之際，人們便殷殷期待著天晴。而這樣久雨而晴的喜悅，便呈現在曹丕、曹植、繆襲、傅玄等人的〈喜霽賦〉中，

透過這些文句，便可以發現──在漢末三國的頻繁雨潦中，晴日的再現、水潦的消退，可說是人們最實際、最基本的渴求。

參考文獻：

《後漢書》

《資治通鑑》

《三國志集解》

《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

《中國災害通史》

《三曹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