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廣孝：成祖首功，《大典》總成（下）韋力撰

為了編寫這部大書，姚廣孝組織了一大批相關人員，其中尤為重要的是總裁陳濟。這位陳濟本是位布衣，然而他讀書十分廣博，《明史》中稱陳濟“嘗以父命如錢塘，家人齎貨以從。比還，以其貲之半市書，口誦手鈔。十餘年，盡通經史百家之言。”陳濟有錢就買書，並且記憶力超常，人稱“兩腳書櫥”，故而被請入文淵閣來編這部大書。除此之外，姚廣孝還請來了一些著名的僧人和道士，共同來參與該書的編纂，比如他所請來的僧人中有一位法名善啟，朱彝尊所纂《明詩綜》對善啟介紹如下：“早負詩名，錢塘瞿宗吉賦牡丹詩，師與對壘，用一韻賦百首，獨庵（姚廣孝）南洲（溥洽）交器重之。嘗被召纂修《永樂大典》，書成告歸。”

因為這部大書中還有醫家的內容，故姚廣孝也推薦了幾位這方面的人材。可見姚廣孝為了編纂大書，下了很多的氣力，並且他在用人方面，可以稱得上不拘一格。而這部書所涉及的廣博內容，《永樂大典》在凡例中明確地稱：“是書之作，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經史子集，與凡道釋、醫卜、雜家之書，靡不收採。……凡天文、地理、人倫、國統、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聞異見，諛詞逸事，悉皆隨字收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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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廣博的涵蓋，所以姚廣孝才動腦筋請來各方面的人材，共同參與該書的編纂。但是編成這樣一部大書，除了相應的人材，還需要大量的底本，宮中雖然藏書豐富，但也有許多未備之本，於是在永樂四年，朱棣下令由禮部尚書鄭賜派人在全國範圍內徵書：“（永樂四年四月）己卯，命禮部遺使購求圖書。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

看來，朱棣為了編這部大書可謂不惜成本，只要書好，不論多貴都可以購買，從而保證了《永樂大典》一書的質量。但是編纂這麼一部大書，卻非易事，對於該書所用人員，孫承澤在《春明夢餘錄》給出的資料是：“正總裁三人，副總裁二十五人，纂修三百八十七人，催纂五人，編寫三百三十二人，看詳五十七人，謄寫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續送教授十人，辦事官吏二十人，凡二千一百八十人。”但是，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卻說：“時拜謁者，廣孝以下二千六百一十九人，蓋效力編摩者，較宋太平興國中不啻十倍。”這個數字比《春明夢餘錄》所載多出近500人，但無論哪個更為正確，這都是一個龐大的隊伍，姚廣孝對這些人統籌安排，最終在永樂五年十一月，編出了該書。《明太祖實錄》載：“太子少師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凡二萬二千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百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上親制序以冠之。”

永樂大典。卷7078至卷7080。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隆慶時期內府重寫本_頁面_018_頁面_001

此次重編之本令朱棣大為滿意，他在給該書所寫的御製序中稱：“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乃命文學之臣，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採，匯聚群分，著為典奧。……故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揭其綱而目必張，振其始而末具舉。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鉅細粲然明備，其餘雜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見。蓋網羅無遺，以存考索，使觀者因韻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鵠，開卷而無所隱。”

朱棣表彰《永樂大典》事無鉅細地涵蓋了古今典籍，而恰恰是姚廣孝為這部大書的編纂付出了很多心血。此書對後世影響極大，清乾隆年間，經過朱筠的建議，朝廷決定從《永樂大典》中輯軼出已失傳的歷史典籍，而後的《四庫全書》中有282種、計4926卷都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者。由此可見，到了清乾隆中期，《永樂大典》所記載的很多典籍都已經失傳了，如果沒有《永樂大典》的記載，這些書就永遠消失在了這個世界上。

到如今，原本11000多冊的《永樂大典》僅餘了440餘冊留存，每一冊都成為了國寶級的典籍，雖然今天偶然還會有《永樂大典》零本的發現，但每發現一冊，都會成為引起廣泛關注的事件。而我所知最近的一次，乃是2013年國家圖書館大約花800萬買得一冊零本。

姚廣孝在編完《永樂大典》後的第三年，又主持了《明太祖實錄》的第三次修纂。永樂十六年五月一日，《太祖實錄》編纂完成時，姚廣孝已在此前的一個多月去世了。他在去世前，朱棣還曾親往探問，《明史》中記錄了君臣二人的對話：“（朱棣）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系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餘年。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廣孝頓首謝。尋卒。”

朱棣問姚廣孝有什麼要求，姚完全不提個人的事，只是希望朱棣能夠釋放溥洽，因為這位溥洽是建文帝時的僧官，朱棣打入南京時，溥洽曾建議朱允炆化妝成僧人逃脫，也有人說，其實朱允炆就藏在了溥洽的住所。於是溥洽就被關進了監獄，這一關就是十年多。在此之前，雖然姚廣孝跟朱棣關係十分密切，但姚也決不敢向皇帝提出把溥洽放出來，因為這涉及到了朱棣最為敏感的帝位問題。而今面對病重的姚廣孝，朱棣立即答應了他的請求，下令將溥洽放出。

對於這件事，野史中都有記載。鄭曉在《今言》中稱：“靖難兵起，（溥洽）為建文帝設藥師燈懺詛長陵；金川門開，又為建文帝君削髮。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囚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革，長陵遣人問所欲言，言願釋溥洽。長陵從之，釋其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走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也。’”看來溥洽確實在很多方面幫過建文帝，而建文帝的逃遁也跟溥洽有一定的關係，難怪朱棣將其關入監獄十幾年。溥洽被放出後，立即去見姚廣孝，明確地說自己的餘生乃是拜姚所賜。

姚廣孝在去世前仍然惦念著自己的朋友，可見是一個重情義之人。永樂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姚廣孝去世，享年84歲，在那風雲的變幻的年代，他能夠得以善終，也確實很難得。朱棣聽到訊息後，“輟視朝二日，賜祭，贈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榮國公，諡恭靖。命有司治喪葬，親制碑文於墓。”（《明太宗實錄》卷一百九十八）

兩天之後，朱棣派人前往宣讀他親撰的祭文，朱棣在祭文中說：“曩者奸宄構禍，朕舉義師以定內難，卿竭忠效謀，克殫心膂，識察天運，言屢有驗，一德一心，弘濟艱難，輔成家國，其績居多。”

由這段話可見，朱棣並沒有忘記姚廣孝當年幫助他奪取天下的豐功偉業，而後他御賜姚廣孝諡號為“恭靖”。鄭永華在《姚廣孝史事研究》中稱此為“明代永樂朝文臣得皇帝賜諡第一”，並且：“姚廣孝喪葬之儀盛況空前。朱棣親自撰寫神道碑銘，這在永樂一朝甚至整個明代都是絕無僅有的。”而《明史》中亦稱：“明初，文武大臣薨逝，例請於上，命翰林官制文，立神道碑。惟太祖時中山王徐達、成祖時榮國公姚廣孝及弘治中昌國公張巒治先塋，皆出御筆。”

可見，朱棣的確未曾忘記這位幫過自己大忙的人，故而對姚廣孝的賞賜都是超規格者。姚廣孝去世後，葬在了北京附近，而他的墓塔位於北京市房山區崇各莊鄉常樂寺村東。雖然身處北京，我卻一直未曾探看過他的墓塔，某天我將房山區的歷史遺蹟作了路線上的規劃，在探訪完大覺寺後，轉而駛上高速公路，前往尋找姚廣孝墓塔。

看到了墓碑

從大覺寺重新駛上六環西路，沿此路南行40餘公里，在青龍路口下道左轉駛上S328省道，前行不遠看到路牌，稱此路又名泉湖西路。西行2公里後右轉駛向良三路，再前行三公里右轉是一條寬闊的無名路，穿過一座殘破的小橋，進入了常樂寺村。

細節頗為精美

在村內問過幾人，大多能知道墓塔所在方向，但因為附近的道路沒有名稱，故指路之人難以向我說清楚，如何才能開到墓塔之前。於是我邊開車邊打問，然而村內行人很少，每遇岔路只能停下來在那裡等候。正等候間，我想到導航儀不知是否有這個具體地點，於是輸入“姚廣孝墓”幾個字，果真顯現在村東300米處。

施工之中

按著導航儀所指的方向，果真在村外看到了土路旁的一塊大碑，螭首的碑額上刻著“御製榮國公神道碑”，這正是我所找的姚廣孝墓碑。石碑保護完好，加上下面的石贔屓，看上去將近四米高，外面有用青磚圍起的碑券，我感覺碑券的年代不會太早。碑的四周是大片的空地，在空地之後搭著幾個臨時的帳篷，旁邊還停著挖掘機，看樣子要在此處大興土木，不知道未來的姚廣孝墓塔是否又會變成面積龐大的旅遊景點。

繼續前行

遠處的墓塔

雕造得頗為細膩

看不到塔銘

沿著碑側邊的小路向後走，前行百十餘米即是姚廣孝塔，塔為磚制，塔基上刻滿了精美的花紋，可惜塔額與地面有十米之高，我的攝影技術又相當拙劣，無論如何都拍不清楚上面的銘文。按資料記載，姚廣孝墓塔旁原本有著許多的碑刻，今日卻一點痕跡也沒有，只有零星的幾棵棗樹，看上去樹齡不過百年。在大片的空地上，密密的挖著許多種樹坑，看來前面的施工工地果真是要恢復姚廣孝墓的景觀。且不管此事的動機是否為打著保護文物的名義來搞經濟，只要能夠保護起來，也是一件好事。惟一的希望的是，將來在介紹姚廣孝事蹟時，一定要提到他對《永樂大典》的編纂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漸漸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