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與“法”之間

馬建紅（法學博士）

也許是由於自然界的風雲變幻、波詭雲譎，很容易造成人們心理不安的緣故，“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成了國人在每一個新年到來之際最常用的祝福語。只不過這樣的祈願並不一定總能實現，因為在我們廣袤的大地上，隔三差五地就會有水旱災荒發生，今年在甲地，明年可能在乙地，後年就可能轉至丙地。

在頻發的災害中，水災似乎是最常發生的，甚至在古老的傳說中，還成就了大禹這樣善於治水的傳奇式人物。可以說，水患與治水成了國人不可泯滅的民族記憶。與民族生存有著重要關係的法律規則，也與“水”結下了深厚的淵源。

《史記·夏本紀》記述了國人耳熟能詳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訪求能治理洪水之人，經群臣四嶽的舉薦，於是任用鯀來治水。然而，經過九年漫長的時間，鯀卻未能使大水消退，也未能成就治水之功。舜在代帝堯管理國政、巡行四方之時，發現鯀治水無功，於是就將鯀流放到了羽山，鯀也最終死在了那裡。

到了舜為帝之時，舉用鯀的兒子禹來繼續其治水的事業。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威，其仁可親，其言可信”，且自身的進退屈伸合於法度，一舉一動皆能適宜於事理。他感傷於其父鯀因沒有完成治水大業而受了誅罰，於是“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他在平時的生活中菲薄衣著飲食，卻能在祭祀祖先神明時盡力使祭品豐厚潔淨；他居住的宮室簡陋低矮，在農田水利建設方面卻願意花大錢盡力地做好。

禹劃分九州，並且開通九州的道路，於九州的陂澤儲水以備旱災，度計九州山川所生產的貨物，作為貢賦的標準。禹之行跡從冀州開始，然後以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的順序進行治理，各州治理完畢後，又開始治理九山、九川，最終治理水患大告成功。由於在治水及治理國政的其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舜最終禪位於禹，成了後來夏代的大禹王。

從傳說或史料記載中可以看到，鯀和禹父子二人在治水方法上有很大區別。鯀的方法主要是“堵”，禹的方法則是“疏”——他“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行山刊木”，去除了九州河川內的壅塞，使水能流入大海中，又浚深田間的水道，使之流入川中。與此同時，他還與后稷施與人民穀物，把人民遷徙到可以居住的地方，使“眾民乃定，萬國為治”，實現了人民的安定與萬國的太平。鯀由於治水不力而遭流放，禹則因為治水有功而君臨天下，這應該是歷史上“水”與“法”（賞罰）之間發生關聯的最早的記錄。

其實，在“水”與“法”之間，還可以找到其他一些相關聯的事例。

“法”的古體字為“灋”。許慎《說文解字》解釋，“灋”字之所以有“氵”旁，是因為水具有不偏不倚、公平正直的象徵意義，所以“平之如水，從水”這一解釋符合人們對相對靜止的不流動的水的觀察經驗。而從實踐的角度來看，在沒有“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技術的古代，山川河流會為人們劃定自然的生活範圍，水流的界限也會約定俗成被視為一個氏族活動的終點與另一個氏族活動的起點。而要求個人離開所在的氏族，“流放”“放逐”於河流的“那邊”，使其自生自滅或處於敵對氏族的範圍之內，無異於一種置身於法律保護之外的懲罰，甚至相當於對一個人的死刑宣告，鯀因治水失敗而被流放即為明證。

此外，水還有清除不潔者的作用。秦代有一種刑罰叫“定殺”，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有“癘者有罪”“定殺水中”的規定，具體做法就是將患麻風病的“犯罪者”活活淹死在水中。

現代社會，古代水與法之間的上述關係已為新型關係所取代，並且呈現出多面向的特點。水在我們日常生產生活中須臾不可或缺，飲用、洗滌、灌溉、養殖等等，我們無法想象一個脫離了水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我國一些地方乾旱少雨，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很大困難；而水澇無疑也是一種災害。水源充足豐沛為工業發展提供了便利，但過分開採利用與汙水濫排濫放，又容易造成飲用水源的汙染，引發各種疾病。因此在現代社會，水與法之間的關係顯得更為密切，水汙染防治、水資源的合理利用，在在都離不開法律保駕護航。

與農耕時代不同，現代社會人口的聚集與大體量城市的興起，水患一旦生，容易造成生命和財產的更大損失。我們從傳說時代就形成了治水的傳統，積累了豐富的治水經驗，對水的合理利用也有許多相應的法律，然而時至今日，治水任務依然十分艱鉅。

漫畫/陳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