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很少直接說出的“利、命、仁”這三條道理，原因很少人知道

“子罕言”，“鮮”，是少，而“罕”比“鮮”還少。“言”，是自己直接說出，而“語”是和人互相問答，認清“言”和“語”的不同，才不會誤解本章。“利、命、仁”三者，孔子皆是很少說，但是三者比較之下，“仁”說得稍多，其次是“命”，最少是“利”，所以本章經文敘述子罕言，先說“利”，再說“命”，再說“仁”。這樣好的文章，只有像子游、子夏文學科大哲，才有能力寫出來，後世難以超越。

“利”是“義之和也”，將人和物，調和到非常適宜。一般人容易誤解“利”的原意，只知謀取私利，而失去彼此各得其宜的“義”，所以孔子教導弟子要“喻於義”，對“義”要清楚明白，卻罕言“利”。“與命”，“與”，是及、和的意思。“命”，天命，包含個人境遇的窮困通達，以及壽命的長短。要明白“天命”，必須通曉幽明的變化，這種深邃的道理，對資質中等以下的人很難解說，所以孔子很少提到。

孔門德行科的大哲冉伯牛，他染上惡疾，在家隔離，孔子前去探問。一見面，就握著冉伯牛的手說：“毋之！命矣夫！”這是不應該有的道理呀！冉雍（伯牛的名）有好德行，必得好結果，現在卻惡疾纏身，那應該是天命呀！孔子只提天命，並未加以解說。因為天命幽微深遠，不是一般人能夠理解的，解說只有徒生困惑而已。

“與仁”，“仁”，有親密及加厚的意思，也就是視人如親，厚以待人。仁的範圍廣大，從親厚自己的雙親及家人做起，往外擴充套件到朋友、同事、人民，甚至所有的人，都能安身立命。這種仁的事業非常盛大，必須弘毅堅忍，死而後已才辦得到。孔子不敢自居是仁人，對人也不輕易讚許是仁人，這就是本章孔子罕言仁的意思。在《論語》中，對仁的談論及記載，但都屬於答問的內容。

“子罕言”是本章的關鍵字，不可滑眼而過，造成錯解，應當學習“字字致意”，才能避免妄改經文、隨意注經的過失。孔子斷絕四件事：禁止放任意念隨意測度，禁止專必偏見，禁止固執事或理，禁止執我不放。“子絕四”，“絕”，斷的意思。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種，這是賢者的境界。更斷絕了這四種禁止之心，達到自然化去，才合乎孔子聖人的境界。“毋意”，“毋”是禁止、不要，“意”是測度。原來心念一動是“意”，能控制意念往一處去而不亂跑，這是“志”。孔子心念都往道上走，能轉意念，這就是“毋意”。

“毋必”，“必”，專必、偏見，不合乎中庸之道。孔子“祖述堯舜”，本於堯舜之道而遵循奉行“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持過與不及的兩端，把恰到好處的中庸之道，施用在人民身上，讓人民得到實際的利益。“毋固”，“固”，固執某些事理，卻不能變通。如孔子不堅持古禮的麻冕，而採用通行的純冕，通情達理不固執，這是“毋固”。“毋我”，“我”，誤認己身是我，真實不虛，堅持不肯釋放。孔子“述而不作”遵循傳述古聖賢之道，自己卻不創作，沒有“我”的色彩。

宋仁宗皇祐二年，江浙地區發生嚴重的饑荒。范仲淹正擔任杭州太守，就開啟官倉分送米糧，並募集民間物資，展開各項賑災工作。因為當地人愛好划船競渡，范仲淹就放任百姓划船競渡，自己也每天搭船出遊，在西湖上宴飲遊樂。百姓們扶老攜幼出遊西湖，熱鬧非常。范仲淹又召集各佛寺主事者，鼓勵利用饑荒之年，工錢最低，可以大興土木莊嚴佛寺。范仲淹也帶頭翻修糧倉和公家房舍，每天僱傭的工人就有一千人之多。

如此不管是貿易、餐飲、手工技藝、勞役，仰仗官府或富家餬口維生的人，每天不下數萬人。果然這一年，江浙災區只有杭州人民不會流離失所。這都賴范仲淹的不固執、德能兼備所致。放縱“意念心志”，專必偏見，對事或理固執不通，執我不肯釋放，這四項正與修道相違背。我們應時時自我提醒，方能契入聖賢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