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亞馬孫叢林深處原始部落傳教的語言學家（連載①）

編者按：1977年，丹尼爾·埃弗裡特攜妻子和三個年幼的孩子來到亞馬孫叢林中皮拉罕人的部落，他想要傳教，改變皮拉罕人的宗教信仰。但他發現皮拉罕語違背了所有現存的語言理論，並反映出一種遠離當代認識的生活方式。例如皮拉罕人沒有記數系統，沒有統一的顏色的稱謂，沒有戰爭和個人財產的概念，沒有過去與未來，完全活在當下。埃弗裡特開始痴迷於他們的語言、文化，並沉溺於他們的生活方式，久而久之，他最終失去了傳教的信念。

這本書是埃弗裡特30多年客旅叢林的生活記錄。埃弗裡特以放棄現代文明生活的代價換來書中與皮拉罕人一起生活的奇聞軼事。同時，這本書也是對現代語言和文化的和探索。

1977年12月10日，座標巴西，一個天朗氣清的早晨，我們坐在美國語言暑期學院（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以下簡稱SIL）提供的一架小型六座客機上等待起飛。飛行員德維恩·尼爾（Devin Neil）正在做飛行前的最後檢查，看裝載是否平衡。他步行繞機一週，評估其外部受損情況，並從油箱中抽取一小瓶燃油來檢驗。他還檢測了螺旋槳的效能，看其是否運轉正常。多年以後，這樣的儀式我早已司空見慣，像每天刷牙一樣習以為常。但那時，我第一次見到這種情形，頗感新奇。

在起飛前，我開始拼命想象皮拉罕人的模樣。這個亞馬孫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到底是什麼樣子？我該如何與之共處？我需要怎麼做，該如何行事才算妥帖？他們第一次見到我時會有什麼反應？我又該如何回答？我腦補著各種可能的畫面。這個我即將見到的族群，與我們有諸多不同，有些我可以預料，而另一些則恐怕不能。實際上，我不辭辛勞，遠赴萬里之外，絕不僅僅是為了見他們一面而已。相反，我身負傳教的艱鉅使命。我受聘於美國福音派教會，負責給亞馬孫流域的皮拉罕人“洗腦”。我要說服該部落的人信仰上帝，像我們一樣接受基督的洗禮和教化。儘管我從未見過皮拉罕人，對他們知之甚少，但我依然堅信自己能夠改變他們。而這，正是絕大多數傳教工作的要義。

德維恩坐在駕駛艙裡，我們低著頭，聽他禱告，祈福此次飛行平安。接著，透過敞開的視窗，他朝機艙外大喊：“注意避讓！”隨後，他啟動引擎。發動機預熱完畢後，德維恩用對講機中向波多韋柳港的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彙報——波多韋柳港是巴西朗多尼亞州的首府，以這裡為中轉基地，之後我多次往返亞馬孫流域。得到相應的指令後，飛機開始滑行。跑道上瞬間塵土飛揚，德維恩順勢加推引擎。飛機呼嘯著騰空躍起，磚紅色的瓦礫跑道越來越模糊，最後消失在我們身後。

在我們下方，這座城市的大片空地逐漸被叢林取代。波多韋柳的曠野漸漸消失，樹林變得越來越密。風景已然改變，飛機越過浩瀚的馬德拉河，地面是一片綠色的海洋，鬱鬱蔥蔥的樹木如花椰菜般向四面八方盡情生長。我不由地浮想聯翩，樹林裡都有些什麼動物呢？如果飛機掉下去，我們不會被美洲豹吃掉吧？曾有不少報道指出，許多墜機事故的遇難者並非死於事故本身，而是死於叢林裡的野獸襲擊。

我即將見到的皮拉罕人神秘而特殊。我對該族群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們的語言異乎尋常。研究他們頗具難度，不少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和傳教士都望而卻步。他們的語言與其他人類語言毫無關係。而我對皮拉罕語的瞭解也幾乎只是皮毛。我僅僅從磁帶上聽過其發音，看過一些語言學家和傳教士對它的研究而已。皮拉罕語跟我聽過的任何語言都截然不同。顯然，掌握這門語言是我首先面臨的一大難題。

隨著飛機不斷地爬升，冷風逐漸從我頭頂上方的小通氣孔灌進來。我調整了一下坐姿，努力讓自己更舒適一些。我把身體向後靠，開始思索接下來的工作計劃，以及這次旅行的目的與其他人有何不同。飛行員只要完成他的日常工作，就能及時回家吃晚飯了。他的父親也隨同而來，就當做是一次旅行。傳教機構的機修工唐·巴頓（Don Barton）也陪我一起來了，他正好可以度個小假，從平日裡枯燥繁忙的維修工作中得到暫時的喘息。只有我一個人任務艱鉅，朝著餘生將要致力的工作和事業而去。我將見到那些我打算與之共度餘生的人，我希望能帶著他們走向天堂。要做到這一點，我首先要學會流利地使用他們的語言。

接近中午時，飛機開始受到上升氣流的猛烈衝擊，在亞馬孫流域的雨季，這很常見。暈機，這一更為緊迫的問題粗魯地打斷了我的幻想。在接下來的105分鐘裡，我們在森林上空飛行，微風吹來，我不禁感到一陣噁心。我不停地搓揉小腹，努力不讓自己吐出來。德維恩遞給我一份金槍魚三明治，上面鋪滿了洋蔥。“餓不餓，要不要來一塊？”他體貼地問道。“不用了，謝謝。”我答道，一股酸水在口中不停地打轉。

接著沒多久，我們來到了波斯多諾沃地區附近的皮拉罕村，飛機開始繞著跑道盤旋，這樣飛行員就可以巡視周邊，找個合適的地方降落。這一舉動使我的胃翻騰得更加厲害，為了不讓自己吐出來，我用盡了所有的氣力。在著陸前，有幾個時刻簡直黑暗到極點。我甚至忍不住想，寧可飛機墜毀爆炸，也比被暈機症狀折磨得死去活來要好。我承認這種念頭很短視，但我當時的確是這麼想的。

兩年前，史蒂夫·謝爾登（Steve Sheldon）、唐·巴頓以及美國教會的一些青少年已經在叢林中修了一條跑道。要在叢林中開闢這樣一條飛機跑道，首先要砍掉一千多棵樹，並且要把它們連根拔起，否則樹樁爛在地上會使周邊的泥土鬆軟——如果這樣，飛機降落時容易失去支點和重心，可能發生機毀人亡的慘劇。把樹根清除後，要在方圓幾米內用泥土填補留下的空隙。然後還要在沒有重型壓平裝置的情況下確保跑道水平。如果這一切都搞定了，那麼就只剩下最後一步：把跑道弄成9米寬、550～650米長。我們馬上要著陸的跑道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降落那天，跑道上的草大約齊腰深。我們無法知道草坪上是否有原木、狗、鍋或其它可能會損害飛機，傷害我們的硬物。德維恩已經在跑道上空“嗡嗡”地繞了一會兒了，他希望皮拉罕人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史蒂夫曾向皮拉罕人解釋過，看到這種情況，他們應該立即跑出去，檢查跑道上是否有危險的碎石（跑道中間曾有皮拉罕人建了房子，為了讓我們順利著陸，房子被拆除了）。果然，幾個皮拉罕人走了出來，他們離開跑道時，帶走了一些雖然細小，但卻足以讓飛機側翻的樹枝。一切都很順利，我們安全平穩地著陸了。

飛機停穩後，叢林的溼熱撲頭蓋臉地朝我襲來。我眯著眼走出機艙，感到一陣頭昏眼花。皮拉罕人圍住我們大聲地嚷嚷，他們微笑著，顯然是認出了德維恩和唐。唐用葡萄牙語告訴它們，我想學習皮拉罕語。儘管皮拉罕人不太懂得葡萄牙語，但它們也似乎明白了，我是來取代史蒂夫·謝爾登的。謝爾登上次離開時，也用皮拉罕語向他們解釋過我的來意，他說將會有一個矮矮的、滿頭紅髮的男子來和他們一起生活。他還說，我想學習他們的語言。

在前往村子的路上，我們意外地遇到了沼澤。沼澤中的水溫熱、渾濁且漫過膝蓋，我扛著物資在其中行走，擔心會有東西咬傷我的腳踝。在雨季快結束時的麥茨河洪峰中，這份忐忑是我初到皮拉罕村時的獨特體驗。

我第一次見到皮拉罕人時，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他們很快樂，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燦爛的笑容，沒有一個人面色陰沉或沉默寡言。他們也不像其他文化中的人那樣，遇見陌生人時通常會表現出排斥和距離。他們熱情地和我們說話，向我們介紹他們認為有意思的東西，比如頭頂飛過的鳥兒，他們狩獵時常走的道路，以及村裡的小屋小狗等。一些男人戴著印有政治口號和巴西政治家名字的帽子，穿著亞馬孫流域的商人賣給他們的淺色襯衫和運動短褲。婦女們都穿著相同的短袖上衣和長度略微過膝的褲子。這些衣服最初都顏色不同、圖案各異，但現在都被他們小屋裡的灰塵染成了棕色，變得髒兮兮的。不滿十歲的兒童在村子裡赤身裸體地跑來跑去。每個人都在歡笑。最讓我感動的是，他們都輕聲緩步地向我們走來，彷彿我們變成了他們的新寵。我從未想到會有這樣一個溫馨的歡迎儀式。人們紛紛把他們的名字告訴我，雖然大部分我都沒能記住。

穿著相同短袖上衣和略微過膝的褲子的婦女，他們每一個人都很快樂

我記住的第一個人是科西歐（Kóxoí）。在一片右邊有條小路的寬闊乾淨的空地上，我看見他頭頂豔陽，正蹲著用火煮東西。科西歐衣衫襤褸，穿著破爛的運動短褲，光著腳，沒有上衣。他很瘦，身上連塊肌肉都沒有，深棕色的面板看上去就像是皮革。他的腳掌很寬，腳底起了一層厚厚的、彷彿堅不可摧的繭子。他抬頭看了看我，然後叫我到他那裡去。那是一片被太陽烤得炙熱的沙地，他正在那裡燒的東西，像是一張大老鼠的皮毛。暈機帶來的噁心感還未消退，燒焦的動物皮毛的氣味成為壓倒我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忍不住乾嘔起來。這隻動物一直在滴血，它的身上滿是泥灰，舌頭懸掛在牙齒之上。

我把手放在胸口，向他說道：“我叫丹尼爾。”

他辨認出這是一個名字，作為迴應，他立即也摸著胸口，並說出了他的名字。然後我用手指了指他正在焚燒的動物。

“Káixihí。”他心領神會地回答。

我立即重複了一遍他的話（同時心想，天哪！難道是9公斤重的老鼠漢堡？）謝爾登曾告訴我，皮拉罕語是有聲調的，就像漢語、越南語或很多其他語言一樣。也就是說，我除了要注意子音和母音外，還得仔細聆聽每個母音上的音調。我得好好說這生平第一個皮拉罕單詞了。

接著，我俯身撿起一根木棍，指著它說道：“Stick（木棍）。”

科西歐笑了，說：“Xií。”

我跟著說：“Xií。”然後我扔掉棍子，說：“我扔掉了Xií。”

科西歐看著我，想了一下，然後迅速地說道：“Xií xi bigí káobíi。”後來我才瞭解到，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是：“棍子它地上掉了。”

我複述了這句話，並拿出口袋裡的本子和筆，用國際音標把它們記了下來。我把“Xií xi bigí káobíi”翻譯成“棍子掉到了地上”或者“你扔掉了一根棍子”。之後，我又一次性撿起兩根棍子，然後把它們同時扔在地上。

他說：“Xií hoíhio xi bigí káobíi。”一開始我想，這句話的意思大概是：“兩根棍子掉到了地上”。後來我才明白，這句話正確的意思是：“更多的棍子掉到了地上”。

我又撿起一些葉子，然後依樣畫葫蘆，重演了整個過程。我演繹了一些其他的動作，比如跳、坐、敲擊等，科西歐熱心地當著我的啟蒙老師。

儘管謝爾登建議我忽略他的工作成果（因為他不確定那是否準確），但我還是聽了他記錄皮拉罕語的磁帶，看了他編纂的簡短的皮拉罕語單詞列表。然而，聽皮拉罕語的發音和看它的書面語言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它們完全對不上號。

為了檢測自己辨別音調的能力，我又問了他幾個我知道的皮拉罕單詞，這幾個單詞在不同的語調下有不同意義的詞語。

我問他“刀子”說。

“Kaháíxíoi。”他說。

接著，我又問他“箭桿”怎麼說。

“Kahaixíoi。”當我指著放在旁邊的一柄箭桿時，他說。來巴西之前，我在美國暑期語言學院裡學習一門叫做“領域語言學”的課。這門課我修得相當不錯，在此以前，我從未察覺自己具備如此良好的語言天賦。在與科賀及其他人（當然，還有許多感興趣的皮拉罕人前來圍觀）一起工作的一小時裡，我證實了謝爾頓及其前一位調查者阿爾洛·海因裡希斯的一些早期研究發現：皮拉罕語中大約只有11個音素（或音位），最基本的句子結構是SOV（主、賓、謂）。在世界上的所有語言中，這種句子結構是最常見的。但皮拉罕語的謂語動詞卻非常複雜，現在我才知道，它的每個動詞有至少65 000種可能的變式。隨著我對這門語言的瞭解逐漸深入，我不再擔心自己能否解決這個問題。

（未完待續）

本文摘自《別睡，這裡有蛇》，作者： ［美］ 丹尼爾·埃弗裡特 ，譯者： 潘麗君 ，中資海派 | 新世界出版社2019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