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詩詞中的“良將”常用李廣，而不是衛青、霍去病呢?

當少年英才遇上暮日良將，誰更受文人青睞呢？遍觀古典詩歌，我們可以發現李廣意象更易出現於詩歌中，其次為霍去病，再則為衛青。而於歷史戰績而言，可以驚異的發現恰好相反。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文學有其自身的特點，它絕不是一種簡單的歷史事實的呈現，而是詩人們主動選擇符合自己情感的意象，然後入詩。這更加深入地涉及到一種情感的共鳴，一種尚友古人的精神。另一方面，這種情況也是受太史公史記筆法的影響，史記中對於悲劇性的英雄人物有著極大的敬仰與愛重，這也影響了此後文人的態度。

一、情之共鳴·仕途窮困的相通

中國古代的詩詞是一種極具代表性的抒情文體，詩人們的創作都是緣情、緣事而發的。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言“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詩歌創作是文人“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自然生髮的，這其中蘊含著詩人深厚的感情。詩人們在選擇歷史人物入詩時，也多選用與己情感相通的人物，這種感情是超越時間、空間而萬古長存的。太史公悲憤著書，終成史家之絕唱，其歷經波折與艱辛，故其對李廣“數奇不對案”的不幸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泣。李廣其人，乃漢之最名將，然最無功。他身為主帥，才力膽識，天下無雙；身為將領，其五為邊郡守，身經數戰，力勇天下；身為將軍，其對士兵寬緩不苛，天下將士樂於跟從。他此生數戰匈奴，然一生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正如文帝所嘆“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而李廣的這種生不逢時的悲劇命運又與中國文人仕途不順、宦海浮沉的經歷多有相似。如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中所感嘆的那樣“嗟乎！時運不濟，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王勃少年英才，才高名大，然位卑官小，無從一展凌雲之志，只能懷才不遇，故其從歷史的長河中尋求一生多舛的李廣作為其跨越時空的知己，期望獲得情感的共鳴。古之文人仕途通達者少，而屢遭不順者多，所以相比衛霍，李廣的遭遇更加能夠引發他們情感的共鳴。如宋代張耒所作《李廣》、劉克莊所作《雜詠一百首·李廣》、陸游《枕上作》中言“鄭虔自笑窮耽酒，李廣何妨老不侯”大都借詠史以抒己懷，感慨自己才能不得為君見的悲痛。而霍去病少年封侯，勇當三軍，馬踏祁連，他是少年人意氣風發的一種代表，如王維《少年行》中所言“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熟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王維此詩作於早期，詩中難掩少年兒郎風華正茂、一匡天下的壯志豪情，也體現了詩人的理想。兩個人物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映像，而李廣所代表的情感更加深沉厚重，貼合文人的心境，正像王維《老將行》中所言“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

二、史之影響·失路英雄的讚歌

史記中對於悲劇性英雄人物有著很大程度的嘆息，並對其事蹟進行了深入的描寫，並未因其失敗而否定其人，如項羽、李廣。太史公在《李將軍列傳》中對其領軍實力、勇武無雙進行了許多細節性的描寫，充分肯定了李廣的領兵才能。如描寫其受俘佯死，單騎出逃的智慧，寫其殺虎射石的箭法，寫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品德。它將李廣不得志的原因歸結為命，而對李廣的軍事才能給予了極高的讚揚。 相反，在《衛將軍驃騎列傳》中太史公將衛青、霍去病的勝利歸結為天運，雖描述他們統領三軍，但大多是重大歷史戰役的羅列，很少進行細節性的描寫。這種態度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李廣家族世世受射，然後李廣承襲家業成為將領，是自我奮鬥的結果，而衛霍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外戚的身份。這種不平使得太史公對李廣給予了更多的讚揚。中國古代文人，尤其是宋代文人歷來博覽群書，史哲兼知，具有極高的史學素養，所以他們在對待李廣問題上會受到司馬遷態度的影響。如王昌齡的《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高適的《燕歌行》“君不知沙場征戰苦，至今尤憶李將軍”都對李廣的軍事才能有著充分的肯定。

三、文之直覺·傳奇情節的捕捉

文人有文人之眼，他們在捕捉素材時更加會選擇一些富有傳奇性的，更加能表現詩文主題的細節情景。李廣作為神箭手，射石這一傳奇性經歷更加容易進入詩歌，如盧綸《塞下曲》“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在石稜中”就對這一情景進行了藝術性的再現。其次，儒家更加強調生前身後名，李廣生前便有良將之名傳天下，亡後，天下百姓皆有所懷戀，可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這種品德使得他比衛霍更加容易受到文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