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選擇婚育，就是失去獨立自主了嗎？

原創 袁源 非虛構時間 收錄於合集#譯文紀實 73 個 #日本現場觀察 8 個 #東京大學 2 個 #教育 1 個 #女性 1 個

東京大學是全球大學排名最高的亞洲學校，也是日本的最高學府，被公認是名校中的名校。對於日本學子而言進入東京大學都意味著他們獲得了進入日本最高的精英階層的一張門票。然而在東大每年入學的約3000名新生中，只有約600名是女性。

“東大女子”在日本社會中是一個帶有特殊意義的標籤，一方面意味著這些擁有日本學歷的精英女性在智商、能力上的出類拔萃，另一方面也暗示著她們背離了日本女性相夫教子的傳統道路，闖入男性主宰的社會不得不付出沉重代價。

《東大女子》

［日］ 太田敏正 著，應婧超 譯

在日本，家人常常會勸一個立志考東大的女生說：“女孩子還是別去東大了吧！去了東大很有可能嫁不出去”。雖然立志考東大的女生不一定就這樣被勸退，但這種說法確實反應也了社會現實。

東大女子在婚戀、職場、人生中面臨的困境，折射出了豐富的性別和社會議題，如何看待高學歷女性精英，在工作、生活與家庭所面臨的進退兩難的真實處境？最近，上海紐約大學哲學助理教授袁源分享了她對《東大女子》一書及其所反映的一系列問題的看法。

大家好我叫袁源，目前在上海紐約大學任教。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東大女子》這本書。

顧名思義，這是一本關於在東京大學就學和從東京大學畢業的女性的書。為什麼作者要把“東大女子”專門挑出來，為她們寫一本書呢？如果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可能先要從東京大學在日本的特殊的地位講起。

做一個簡單的類比，如果我們把清華和北大合併成一所大學，那所大學在中國的地位就類似於東京大學在日本的地位。東京大學是日本最頂尖的大學，而且公認地沒有其他的日本大學能夠跟它比肩。

日劇《龍櫻》劇照

進一步說，東京大學在日本非常具有象徵意義。從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東京大學都是日本唯一的一所現代化的大學。來自全國各地最優秀的學子經過十年的寒窗苦讀，透過非常嚴苛的考試競爭，進入了東京大學學習到最先進的理論和技術，然後投身到社會各界成為領頭羊，不管在政界、商界還是各個技術領域，推動了日本的現代化發展。所以長期以來，對於日本學子而言進入東京大學都意味著他們獲得了進入日本最高的精英階層的一張門票。

在很長的歷史時間裡，東京大學其實是不招收女生的。它第一次招收女生是在1946年，到現在為止也已經過去了76年。但東京大學的女生比例一直維持在20%左右，略低於20%。

東大赤門

我們做一個比較。在中國，北京大學的男女生比例基本上接近於1：1，女生稍微少一點。清華大學常因男女比例失衡而被大家詬病，但是清華大學的女生比例也超過了30%。放眼世界，在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等世界一流大學，女生的比例也基本上能夠達到50%。所以像東京大學女生比例長期不能夠突破20%的瓶頸的情況在世界頂尖大學裡面是非常罕見的。

《東大女子》呈現了東京大學的女生們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經歷。從中我們可以大致總結出了東京大學女生數量一直低迷的三個重要原因：

一是，東京大學的女生長期以來作為學校的一個少數群體，她們的需求不被看見，也得不到滿足。

另一方面， 即便從東京大學畢業，女性還是不能免於職場上盛行的種種基於性別的歧視。

第三是東大女子所面臨的一個獨特的困境：東京大學這塊招牌在她們的婚育選擇上構成一種極大的限制。如果說一個男生從東大畢業的話，那他在婚姻市場上會大大地增值，也就是說東大畢業顯著提升他在擇偶方面的吸引力。然而如果一個女生從東大畢業的話，這對她們的擇偶機遇反而可能有負作用。

畢業季的東大

在日本，家人常常會勸一個立志考東大的女生說：“女孩子還是別去東大了吧！去了東大很有可能嫁不出去”。雖然立志考東大的女生不一定就這樣被勸退，但這種說法確實反應也了社會現實。

一方面，很多非東大的男生不願意也不敢高攀東大的女生。另一方面，很多東大的女生內心也有一種限制，她們覺得如果嫁給非東大的男生，好像有一種屈尊的感覺。在給自己排斥非東大的男生找說辭時，為了避免顯得過於直白，東大女生們往往會委婉地說東大女生跟非東大的男生談不到一塊去。最後，東大女生的選項往往就侷限在東大男生，然而東大男生又具有無比寬闊的選項，他們不一定願意選擇東大女生。所以東大女生在擇偶問題上反而成了一個難題。

東京大學入學式上的學生

東大女生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持續的人生困惑，那就是如何去調和她們作為東大生的身份和她們作為女性的身份。世人對東大畢業生的期待是，他們非常聰明和勤奮，畢業之後很快就能夠在自己的崗位上獨當一面，叱吒風雲。但對於女性，世人又有另一套期待，尤其是在日本。女性應該溫柔賢惠，喜歡相夫教子，而且在成家之後要辭去工作，迴歸家庭當全職太太。所以當這兩個看似水火不相容的社會期待同時落在東大女生身上，要如何去權衡選擇，如何在二者之間找到一種平衡，找到自己幸福的一種可能性，往往成了伴隨東大女生一生的難題。

《東大女子》的作者一方面透過研究東大女生所面臨的挑戰去診斷一些更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包括性別平等問題，少子化問題等等；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透過觀察東大女生應對這些挑戰的方式，試圖找到針對這些社會問題的突破口。

via：www。mqjapan。com

今天我就想透過東大女生在婚育市場上的決定去探討一下東大女生的選擇對非東大的女生有沒有參考意義，以及如果東大女生所做出的這些選擇能被推廣到其他女生的生活中，會有什麼樣的社會效應，或者有什麼樣的侷限。

絕大多數的東大女子都是非常有事業心的。《東大女子》一書的討論侷限在順性別、異性戀女性身上。這群東大女子如果想在事業上繼續發展，在婚姻問題上往往面臨這樣三個選擇：一是不婚不育，二是構建女主外男主內的婚姻，三是試圖構建夫妻雙方在事業上能夠齊頭並進，在照顧家庭和孩子方面也能夠共同分擔的家庭模式。

我們首先來看一看不婚不育這樣的一種選擇。這種選擇使得女效能夠從繁重的家務和育兒勞務中解脫出來，有充足的精力去追求事業的發展和個性的發展。它不僅是東大女子可以做出的選擇，也是很多經濟上有獨立能力的女性所能做出的選擇。事實上在日本，有相當數量的女性都選擇了不婚不育，這也是日本目前少子化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女性個人而言，無論是出於對幸福的追求，還是出於她們對目前父權制剝削女性免費勞動的現象的反抗，都是無可厚非，也是值得讚許和鼓勵的。但是，有的女權主義者認為不婚不育不僅是女性可以做出的選擇，也是所有的女性都應該做出的選擇，她們甚至會指責選擇了結婚和生育的女性是“婚驢”（自願成為婚姻中的奴隸）和“育器”（成為他人的生育工具）。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對於這樣的思路，我不能夠完全贊同。

首先，將不婚不育的模式加在所有的女性身上，其實是基於一種男性中心主義的預設。它的前提是，只有像傳統男性那樣既不從事生育，也不從事任何照料工作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所以它並沒有真正地挑戰傳統的“男高於女”的性別秩序，它只是想讓所有的女性都成為“榮譽男性”來實現所謂的性別平等。

第二，不婚不育的模式對當下社會中一味崇尚生產和效率，貶低照料勞動價值的資本主義生產邏輯完全不構成挑戰。它鼓勵、甚至要求所有的女性從照料勞動當中解脫出來，百分百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工作中去，成為更有效率的員工，進而成為更理想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勞動者。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第三，要求所有的女性都不婚不育，也是不尊重一部分女性她們自主選擇婚姻和生育的意願。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應該有很多的人——不管男性還是女性——都可能會自主地選擇、擁抱那種基於信任和愛的，比較穩定的親密關係，並且透過共同養育孩子，雙方都從中獲得快樂和意義。雖然我們並不是生活在那樣一個理想社會中，但是這也不妨礙有一部分女性希望在當今非理想的條件下，努力地去構建一種相對平等的配偶關係，擁抱自己作為母親的身份，並從中獲得快樂和意義。

因此，要求所有的女性都不婚不育，實際上就是不尊重這一部分女性的自主選擇。另一方面，不孕不育的要求也無助於這一部分女性為爭取更加平等的婚育模式而做出的種種努力，比如要求生育健康的保障，育兒假，育兒津貼，要求經濟上可以承擔的育兒日託服務……不管倡導不婚不育的女權主義者最初的關懷是什麼，這個要求的內涵邏輯是，選擇生育是一部分的女性犯的個人錯誤，而他人不應該為她們個人犯的錯誤而買單。

所以比較弔詭的是，這種看似女權主義的思路最後竟然跟父權制度要求女性單方面承擔生育成本的剝削邏輯不謀而合。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接下來讓我們看一看第二個選項，也就是女主外、男主內的這個選項。

這個選項顛倒了傳統的性別秩序，女性成為賺錢的主力，而男性成為照料的主力，並在必要的情況下犧牲自己的事業發展，比如在女性生育之後，由男性來請育兒假，主要負責照料嬰兒，從而讓女效能夠儘快地回到工作當中去。

在日本選擇休育兒假的男性是非常罕見的，所以他們往往在公司中會面臨著更加嚴酷的歧視，甚至文化羞辱。所以這個模式如果能夠推廣開來的話，就有更多的男性和女效能夠主動地選擇女主外男主內的模式，對傳統的性別角色構成一種挑戰。這樣也能夠給那些把家庭放在首位的男性提供更多的社會文化支援，至少能夠消除目前對男性育兒的不解和鄙夷。

然而，這個選項最大的侷限是，它其實是非常少數的精英女性的一種特權。能夠選擇女主外男主內的女性往往不僅僅要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也要有足夠的經濟來源和穩定性來支撐整個家庭長遠的經濟需求，所以其實只有很少，而且要麼非常優秀，要麼具有階級特權的女性才能夠維持這樣的生活模式。

日劇《住家老爸》劇照

更寬泛的說，一個家庭中一人在外工作一人全職在家的模式——不管內部角色如何分配——越來越成為中產和上層的專屬選項。男性也好，女性也好，結婚也好，不結也好，資本主義下的絕大多數人根本沒有不工作的權利。

最後讓我們來看一看第三個選擇，也就是在事業和家庭兩方面，夫妻雙方共同努力，共同分擔。這樣的模式是選擇了婚姻和生育的東大女子最普遍的一個選擇。從我個人經歷來看，這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普遍做出的選擇。

這個選擇的第一個好處當然就是能夠保障女性在事業和家庭兩方面的相對比較平衡的發展。另一方面，如果更多的男性參與到家務勞動中去的話，它其實會對公司構成一種壓力，迫使公司改變它們一味崇尚效率的文化，試圖去滿足和包容男女員工照料家庭方面的需求。這是很多美國的大廠，比如Facebook等等，都在試圖努力的一個方向。如果這個模式真正能夠得到推廣，它也會改變我們對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人生的一種預設。理想的人可以不僅是一個追求事業成就，擁有事業成就的人，也可以是一個對孩子和家人充滿關愛，親身參與各種各樣的照料勞動，並且在這些照料勞動當中獲取快樂和滿足的人。如果男女都可以踐行這樣的生活模式，也非常有助於我們消除對照料勞動的貶低，而一種理想的人生可以是事業和家庭生活兼顧的人生。

《東京女子圖鑑》劇照

但是這個選擇其實也具有侷限性。在很大程度上，精英女效能夠成功地獲得相對平等的婚姻模式，並不是因為她們的配偶有多麼好的平權意識，而是因為他們倚賴她們的賺錢能力。透過分擔家務勞動以保證妻子的事業能夠繼續發展，是她們的配偶作為一個理性人的最優選擇。如果丈夫分擔一半的家務，妻子就能夠繼續賺取跟他的收入相匹配，甚至高於他收入的薪水，這比娶一個全職太太，自己不做家務，但是家庭收入減少一半，其實是一樁更划算的生意。

但同時，這也意味著對於那些不從事精英職業，收入並不豐厚的女性勞動者而言，她們在家庭生活中缺乏這樣一種談判的籌碼以構建相對平等的婚育關係。從事著勞動密集而收入又低的職業的女性往往要在完成了外面的高強度勞動之後，回到家還要獨自承擔照顧家人的所有責任。因此，能夠讓東大女子幸福的選項並不一定是對普通的女性勞動者適用的，精英女性的平等並沒有帶給她們真正的平等。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精英女性就不應該去追求個人的解放和幸福，因為只要不是建立在對他人的壓迫之上，每一個人的幸福都有其存在的價值，但是我們確實需要警惕“將精英女性所取得的一定程度上的性別平等等同於推進了所有女性的平等”的理解。

雖然東大女子的掙扎與嘗試，以及她們對傳統性別秩序的挑戰並不能夠帶來所有女性的解放，但是本書透過呈現這群精英女性的掙扎和嘗試，為我們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素材，讓我們進一步去思考女性的解放、階層固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圖片來自網路）

“不可愛”“結婚難”

“玻璃天花板”“學歷逆向歧視”……

“男強女弱”社會的異類

站在日本學歷金字塔尖的

精英女性群體生存實錄

《東大女子》

（日） 太田敏正 著

應婧超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內容簡介

東京大學是全球大學排名最高的亞洲學校，也是日本的最高學府，被公認是名校中的名校。然而在東大每年入學的約3000名新生中，只有約600名是女性。“東大女子”在日本社會中是一個帶有特殊意義的標籤，一方面意味著這些擁有日本最高學歷的精英女性在智商、能力上的出類拔萃，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高冷、強硬、缺少女性魅力等固化形象，暗示著她們背離了日本女性相夫教子的傳統道路，闖入男性主宰的社會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價。本書將揭開在以男性為主的社會中，這些高學歷的女性精英，在求學過程，工作，生活與家庭所面臨的進退兩難的真實情況。

日本當下正面臨著“以事業為重心”的工作方式改革與“依賴專業主婦”的家庭生活改革，在低生育率、少子老齡化的社會趨勢，長久以來男主外女主內，工作為主家庭為輔的傳統模式已經越來越行不通，雙職工家庭、專業主夫家庭、男性育兒假等提出，都是這一趨勢下的反映。而東大女子正是處於這兩大變革大潮尖端的先鋒群體。如果這群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因而也本應更有選擇餘地的女性都無法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那麼社會多樣化的生活方式的實現更是無從期待。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東大女性的生活狀態正是日本未來社會的先兆。正如日本學者中屋健一所說，只有當東大男女性別比例達到1：1之時，才是日本真正變革之際。

作者簡介

太田敏正，親子、教育類記者，1973年出生於日本東京，上智大學英語專業畢業，曾任私立小學教師、教育類雜誌編輯，現為獨立撰稿人。出版有《何謂名門學校》（朝日新聞出版）、《陷入窘境的雙親》（每日新聞出版）、《塾歷社會實錄》（幻冬舍）等數十部作品。

原標題：《女性選擇婚育，就是失去獨立自主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