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所事事的時候不要有罪惡感，也許工作對世界的危害更大

“你幸福嗎？”——這樣的提問讓人回想起一些幸福的時刻，哪怕是苦中作樂，在幸福的引導下也會格外香甜。

“你痛苦嗎？”——如果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大部分人一時都無法給出答案。

德國作家韓秉哲在《妥協社會》一書提出，如今，

隨處可見一種痛苦恐懼症，一種普遍的對痛苦的恐懼。

人們對所有痛苦狀況避之不及，對痛苦的忍受度也在迅速下降，衝突和分歧越來越沒有立足之地，因為它們很可能導致令人痛苦的爭論。

痛苦恐懼症導致一種長效麻醉。

人們對所有痛苦狀況避之不及，甚至連愛情的痛苦也漸漸變得可疑起來。這種痛苦恐懼症也蔓延至社會性事物。人們習慣了點贊，沉溺於討喜的妄想中。一切都被磨光、理平，直至稱心如意。

然而真正的幸福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使幸福免於被物化的恰恰是痛苦。

正如英國作家馬特·海格給出的關於“如何生活”的建議：“無所事事的時候不要有罪惡感。

也許工作比無所事事對世界的危害更大。但可以完善你的無所事事，讓它是覺知的。

”

覺知如此重要，“痛並快樂著”並非矛盾的修辭。下文摘選自韓秉哲《妥協社會：今日之痛》。

痛苦是一種綜合的文化形象，它在社會中的出現和意義也與統治形式息息相關。

前現代的

酷刑社會

與痛苦密切相關，它的權力空間裡充斥著痛苦的嘶喊。痛苦被當作統治手段。陰森的節日慶典、殘酷的刑罰儀式，以及那些誇張的痛苦表演，都使統治更加穩固。受刑的身體即王者的權杖。

電影《香水》

當酷刑社會向

規訓社會

過渡，社會與痛苦的關係也悄然改變。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指出，規訓社會利用痛苦的形式更為審慎，要對其進行嚴格的考量：“不再是直接的體罰，施加痛苦的技藝中呈現一定程度的審慎，一場更為細膩、更無聲無息、也更低調的關於痛苦的遊戲……：短短几十年間，那受盡酷刑折磨，被肢解、被殘害，或臉龐或肩膀烙痕斑斑，或活著示眾或死後暴屍，引得眾人圍觀的軀體已然消失，將身體作為刑罰主要物件的做法不復存在。”

福柯（中）法國哲學家，著名社會思想家、活動家；法國作家讓·熱內（右）

受刑的身體不再適合以工業生產為目的的規訓社會。規訓權力將好學的身軀打造成生產工具。

痛苦也被融入規訓術中。

統治者繼續維持著與痛苦的關係，藉助痛苦這一手段，將戒律與禁令刻入順從者的腦海，釘進他們的身軀。

在規訓社會中，痛苦依然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它把人類當成生產工具來塑造。只不過，痛苦不再被公開展示，而是退入監獄、軍營、療養院、工廠或學校等封閉的規訓場所。

從根本上說，規訓社會與痛苦的關係還是很正向的。雲格爾稱

規訓

為“

人類與痛苦保持聯絡的形式

”。

他所說的

勞動者恰恰是規訓的形象

，在痛苦中錘鍊自己。“不斷努力和它（痛苦）保持接觸的”英雄式的生活，其目標就是“百鍊成鋼”。

“受到規訓的面孔”是“封閉的”，目光聚焦在一個固定的點上，而敏感的人所擁有的“精緻臉龐”則“緊張、遊移、多變”，任由自己經受“各種各樣的影響和刺激”。

痛苦是英雄主義世界觀必不可少的元素。阿爾多·巴拉柴斯基在題為《對抗痛苦》的未來主義宣言中稱：“越能苦中尋樂的人，就越深刻。一個人如果未曾深入人類的痛苦，也就無法從內心最深處笑出聲來。”

阿爾多·巴拉柴斯基（右），義大利小說家

英雄主義世界觀要求人們將生命武裝起來，以備隨時遭遇痛苦。

作為痛苦之戰場，身體必須服從更高的秩序：“當然，這一過程是以一個制高點為前提，它將身體當作前哨，人類可以遠端將其投入戰鬥、做出犧牲。”雲格爾將英雄式的規訓與市民式的敏感（或“感傷”）對立起來。

市民的

身體不是前哨，不是實現更高目的的工具，

相反，他們敏感的身體本身就是一個目的。

它失去了那種讓痛苦作為有意義之物而現相的意義視域：“現代敏感性之神秘在於，它契合這樣一個身體等同於價值的世界。這一發現解釋了這個世界與痛苦的關係，即把痛苦視為無論如何都要避免的力量，因為在這裡，痛苦所遭遇的不是作為前哨的身體，而是作為主力軍、作為生命本質核心的身體。”

在後工業、後英雄時代，身體既非前哨，也非生產工具。與受到規訓的身體相反，

享樂型身體逐漸呈現出一種拒絕痛苦的姿態

。

它與更高的目的毫無關聯，它自我欣賞、自我享受。對它來說，

痛苦顯得毫無意義、毫無用處。

如今的功績主體與規訓主體有著根本的區別，它也不是雲格爾意義上的勞動者。

在新自由主義的功績社會中，戒律、禁令或懲罰等否定性讓位於動機、自我完善或自我實現等肯定性。

規訓場所被舒適區取代。痛苦失去了與權力及統治的一切關聯。它被去政治化，成了醫療事件。

“你要過得幸福”是新的統治公式。

幸福之肯定性取代痛苦之否定性。作為積極的情感資本，幸福必須帶來強大的功績能力才行。

自我激勵與自我完善使新自由主義的

幸福預期

十分高效，因為統治者無須大費周章就能應對自如。

被征服者本身甚至對被征服一無所覺，誤以為自己身處自由之中。

他無須任何外來的脅迫，便在自我實現的信仰中，自願地對自己進行極致剝削。自由並沒有被鎮壓，而是被剝削殆盡。

“

你要自由

”比“

你要順從

”更具毀滅性，它產生一種強制。

在新自由主義政體中，權力也具備了一種肯定形式，它變得智慧了。與壓制型的規訓權力相反，

智慧型權力不會給人以痛感

。權力與痛苦完全脫鉤。無須任何壓制行為，它也能應對自如。征服以自我完善和自我實現的面貌現身。

智慧型權力的運作方式是引誘的、放縱的。它表現為自由，因而比壓制型的規訓權力更不容易被看見。

監視也具備了一種智慧的形式。我們始終被要求告知自己的需求、願望與偏好，並講述我們的生活。

“給予禮物的喜悅” © Inge Morath

全交際與全監視、色情裸露與全景監視合而為一。自由與監視難分彼此。

新自由主義的幸福預期強制我們進行內心的反省，

從而使我們忽略現存的統治關係。它導致每個人只關注自己的內心，而不去對社會關係進行批判性的探究。

有一些苦難本該是社會的責任，卻被私人化、心理化了。

有待改善的不是社會狀態，反而是心理狀態。要求人們最佳化心靈，實際上是迫使人們去適應統治關係，這種要求掩蓋了社會的弊端。

如此一來，積極心理學便證實了革命的終結。登上舞臺的並非革命者，而是動機訓練師，他們致力於消除不滿，或消除憤怒：

“20世紀20年代的大蕭條前夕，社會矛盾極其尖銳，很多工人代表和激進的行動主義者痛斥富人的奢靡和窮人的貧苦。然而，時至21世紀，卻有另外一群理論家在散播完全相反的東西——在我們這個貧富懸殊的社會里，

一切都會很好，而且對於所有為之努力的人來說，還會更好。

激勵者和其他積極思想的代言人有一則好訊息給那些由於勞動力市場的不斷變革而面臨破產的人：

歡迎每一個改變吧，把它們視為機會，就算它們令人害怕。

”

堅決與痛苦做鬥爭的決心，也使人忘記了痛苦是社會傳遞的。

它反映了社會經濟的扭曲，而這些扭曲在精神和身體上都留下了痕跡。氾濫的止痛藥處方掩蓋了引發痛苦的社會關係。

將痛苦限定在醫學、藥理學領域，阻礙了它成為語言，成為批判。它去除了痛苦的客觀屬性，或說社會屬性。

透過藥物或媒介誘匯出的鈍化，使妥協社會對批判免疫。

社交媒體和電子遊戲的作用也如同麻醉劑。

這種社會性的長效麻醉阻礙了認知和反思，壓制了真理。阿多諾在《否定的辯證法》中寫道：“那種生動地表達苦難之需求，是一切真理的條件。因為苦難是在主體身上施壓的客觀性，它所經驗到的最主觀的東西是客觀傳達的。”

西奧多·阿多諾（右）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理論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會批判理論的理論奠基者。

幸福預期將人類孤立開來，並導致社會的

去政治化

和

去團結化

。

每個人都要獨自為幸福而奮鬥，它成為一件私事。

受苦也被解讀為自己的失敗。

如此一來，便不再有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抑鬱。

我們在胡亂醫治自己靈魂的同時，卻對那些導致社會扭曲的社會關聯視而不見。被恐懼與不安折磨時，我們沒有歸咎於社會，而是歸咎於自己。

然而，革命若要發酵，需要的是人們共同感受到的痛苦，新自由主義的幸福預期卻將其扼殺在搖籃之中。妥協社會將痛苦醫學化、私人化，以達到去政治化的目的。

慢性疼痛可以被解讀為倦怠社會的病理現象，這種痛苦不會引發任何抗議。

在新自由主義的功績社會中，只要倦怠的呈現方式是“

我——倦怠

”，那麼它就是非政治性的，是過勞而又自戀的功績主體的一種病症。它將人類孤立開來，而不是聯結成“我們”。它區別於能建立共同體的“

我們——倦怠

”。“我——倦怠”是預防革命的最佳方式。

“巨型史努比在空中行走” © Sara Krulwich

新自由主義的幸福預期物化了幸福。

幸福絕不僅僅是眾多能帶來更高績效的積極情感之總和，它對最佳化邏輯避之不及，

不可用性

是其特徵。

幸福中蘊含著否定性，真正的幸福絕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

使幸福免於被物化的恰恰是痛苦。

痛苦承載著幸福，使幸福長久。“痛並快樂著”並非矛盾的修辭。任何強烈的情感都是痛苦的。激情連線痛苦與幸福。強烈的幸福中也包含著痛苦的瞬間。

正如尼采所說，痛苦與幸福是“一對孿生兄弟，彼此一起長大，或者……彼此一起——長不大”。

如果痛苦被抑制，那麼幸福也會變得乏善可陳，成為一種沉悶的舒適狀態。

不接受痛苦的人，也拒極度的幸福於千里之外：“各種各樣的苦難如雪片般紛紛向人襲來，永不停歇，又如一道道痛之閃電加諸其身。唯有始終從四面八方直至內心最深處都向痛苦敞開自身，才能迎接那至美、至高的幸福……”

《妥協社會：今日之痛》

作者： ［德］韓秉哲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年：20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