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我們被什麼所支配？

支配者和服從者是什麼

一、支配與正當性

支配就是某些具體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既定人員群體服從的機率。

因此，它並不包括對他人行使“權力”或發揮“影響”的一切方式。就這個意義而言的支配（“權威”）可能會建立在極為不同的順從動機之上：從單純的習慣直到最純粹理性的利益計算。

因此，任何名副其實的支配形式都會包含一種最低限度的自願順從，即（基於隱秘的動機或真正的同意）在服從中獲得利益。

並不是任何支配都會利用經濟手段，更不是任何支配始終都有經濟目的。然而，統治一個數量可觀的人員群體，通常都需要一個班子，這是一個通常能夠受託執行總體政策和具體命令的特定群體。

這個行政班子的成員必定會出於習俗、情感紐帶、純粹物質上的利益情結、觀念（wertrationale）動機而服從他們的上司（或上司們）。

這些動機的質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支配的型別。如果純粹的物質利益和利益計算成了首腦及其行政班子之間達成團結一致的基礎，結果也會像在其他背景下一樣出現相對不穩定的局面。通常會有其他要素——情感和觀念要素——來補充這種利害關係。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情感和觀念可能會成為唯一決定性的要素。在日常生活中，和其他關係一樣，這些關係也會受制於習俗和物質上的利益計算。思廬edit

但是，達成團結一致的習俗、個人利益、純粹的情感或觀念動機，對於一種既定的支配來說，並不能構成足夠可靠的基礎。除了這些以外，通常還需要一個更深層的要素——對正當性的信仰。

經驗表明，沒有任何支配會自願地僅僅限於訴諸物質、情感或觀念動機作為其存續的基礎。

除此之外，每個這樣的體系都會試圖建立並培育人們對其正當性的信仰。

但是，根據所要求的正當性的性質，服從的型別、為保證人們服從而得以發展的行政班子的性質以及行使權威的模式，都會出現根本的不同。

它們所產生的影響也同樣有著根本的差異。因此，恰當的做法就是根據每一種典型的正當性要求的性質對各支配型別加以分類，而且最好是從現代的，因此也更為人熟知的範例開始談起。

1。 選擇這一點而不是其他因素作為分類的基礎，只能由結果來看其是否合理了。因此，某些其他的典型變數尺度暫時將被忽略不計、只能在後面的討論中涉及，這並不會帶來太大麻煩。

一個控制體系的正當性如果與財產權的正當性有著非常明確的關係，那就決不會僅僅具有一種“觀念”意義。

2。 不應認為任何受到習俗或法律保護的要求都會包含一種權威關係。否則，一個勞動者要求履行工資合同豈不也成了對他的僱主行使權威？因為他的要求間或會由法庭強制執行！

實際上，他的正式身份乃是與其僱主具有合同關係的當事人身份，由此他享有某些接受支付的“權利”。

同時，權威關係的概念自然也並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它會產生於形式上的自由契約。比如僱主對勞動者的權威就是如此，它明確體現在前者對有關工作過程的統治和命令中；一個封建領主對自由接受效忠關係約束的封臣行使的權威，也是如此。

服從軍紀在形式上是非自願的，服從廠紀則是自願的，但這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後者也是在服從權威。一個官僚制官員的職位也是透過契約得到並且能夠自由辭去的，甚至“臣僕”的身份往往也能自由獲得並（在某些情況下）自由拒絕。形式上絕對非自願地服從權威，這僅限於奴隸的情形。

另一方面，如果所處的壟斷地位允許一個人行使經濟權力，就是說，能把交換條件強加給訂立了合同的合作伙伴，我們不能認為這是一種正式的支配。它並不能單獨構成權威，其影響和產生於其他優勢地位——例如性愛的引力、體育技能或者巧言善辯——的影響並無二致。

即使是一個能夠有力地迫使其他銀行接受卡特爾安排的大銀行，僅憑這一點也並不足以稱之為權威。但若該銀行的管理者能夠向其他銀行釋出命令，並且認為不管這些命令的具體內容如何都應當且有可能得到服從，同時還能監督命令的執行情況，從而在兩者之間存在著命令與服從的直接關係，這就另當別論了。

毫無疑問，像在別處一樣，這裡的過渡也是漸進的；從單純的債務到債務奴隸制有著形形色色的中間狀態。一個“沙龍”的地位即使已經非常接近於威權主義的統治，也未必就構成了“權威”。對具體事實進行嚴格區分往往是不可能的，但這使分析差別時的清晰性變得越發重要。

3。 很自然，從社會學意義上說，一個支配體系的正當性只能被看作這樣一種機率：將會存在一種相應程度上的適當態度，並確保出現相應的實際作為。絕非任何對處於權力地位者的屈從都是主要（甚或全部）以這種信仰為取向的。

個人或整個群體可能會出於純粹的機會主義原因，或者實際上出於物質上的自我利益而假作效忠。人們也可能會由於軟弱無助且沒有其他可取的替代辦法而表示屈從。但這些原因對於支配型別的分類並不是決定性的。

重要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在既定情況下的特定正當性要求已經達到了舉足輕重的程度，並且按其型別來說被認為具有“效力”；這一事實會加強堅稱擁有權威者的地位，並有助於他確定選擇何種手段去行使權威。

此外，正如實際上一再出現的情形那樣，一個支配體系往往會由於如下原因而得到絕對保障：

一是首腦及其行政班子（衛士、禁衛軍、“赤”衛隊或“白”衛軍）結成了明顯與臣民相對立的利益共同體，二是臣民的孤立無助。這樣的支配體系甚至連正當性要求的假象也會不屑一顧。

但即使如此，由於首腦及其班子之間的權威關係基礎有著不同的型別，他們之間關係的正當化方式也會存在廣泛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對於支配結構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4。 “服從”則意味著服從者的行動實質上要遵循這樣的路線：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把所接受的命令的內容變成行動依據。此外，命令的內容被接受，事實上也僅僅與形式義務有關，不管行動者本人對於命令的內容本身有無價值抱什麼態度。

5。 從主觀上說，這種因果順序、特別是“直覺”與“贊同”的因果順序是可能發生變化的。然而，這種差別對於現在的權威型別分類並無重要意義。

6。 支配對社會關係和文化現象的影響範圍比初看上去要廣泛得多。例如，在學校中行使的權威就會大大影響被認為是正統的口語和書面語的形式。

被用作自主性政治單元“官話”的方言，從而也是它們統治者的方言，往往就會變成口語和書面語的正統形式，甚至還會導致“民族”的分裂（比如荷蘭與德國的分裂）。

然而，就青年人、從而一般來說就人的發展而言，父母與學校的統治，其影響則會遠遠超出大概只有明顯形式意義的文化樣板的影響。

7。 首腦及其行政班子往往會在形式上表現為他們統治下的人們的公僕或代理人，但這絲毫無助於否認支配的性質。後面將會專門談到所謂“民主”的本質特徵。

但是，在幾乎一切可以想象到的情況下都必須保證一種最低限度的發號施令的權力，也就是支配的權力。

二、權威的三種純粹型別

正當支配具有三種純粹型別。正當性要求的效力可能會建立在

1. 理性基礎上

——基於對已制定的規則之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對享有權威根據這些規則發號施令者之權利（合法權威）的信仰。

2. 傳統基礎上

——基於對悠久傳統的神聖性以及根據這些傳統行使權威者的正當性（傳統權威）的牢固信仰；或者最後

3. 超凡魅力的基礎上

——基於對某個個人的罕見神性、英雄品質或者典範特性以及對他所啟示或創立的規範模式或秩序（超凡魅力型權威）的忠誠。

就合法權威的情況而言，服從的物件就是法定的非人格秩序。這種服從的物件會擴大到行使職務權威的人們那裡，因為他們的命令是憑藉職務權威，而且只是在其職務權威的範圍內才具有了形式上的合法性。

就傳統型權威的情況而言，服從的物件則是首腦角色，他佔據著由傳統所認可的權威地位並（在該傳統範圍內）受到傳統的約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服從的義務則是在習慣性義務的範圍內對個人的效忠。

就超凡魅力權威的情況而言，服從的物件是被證明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本人，凡是他的啟示、他的英雄品質、他的典範特性影響所及，相信他的超凡魅力的人們就會因此而服從。

1。 以上分類的益處只有進一步的系統分析才能得到證明。“超凡魅力”（“天賦之材”）的概念是採自早期基督教的語彙。就基督教的僧侶政治而言，是魯道夫·佐姆（Rudolf Sohm）的《教會法》（Kirchenrecht）最早闡明瞭這一概念的實質，儘管他並沒有使用同一個術語。

其他人［比如霍爾（Holl）在《狂熱與懺悔》（Enthusiasmus und Bussgewalt）中］也曾就此闡明瞭某些重要結論。因此這個概念並無任何新穎之處。

2。 對這三個理想型別的闡釋還將佔用一些篇幅。當然，歷史上一般看不到它們的“純粹”形式，但毫無疑問，這並不妨礙以儘可能清晰的方式對它們進行概念說明。

這方面的情況目前與其他方面並無不同。後面將會討論純粹超凡魅力由於逐漸程式化而發生的變化，而那些從經驗角度理解權威體系的概念將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不過即使如此，歷史上的任何權威現象可以說都不是“一目瞭然之物”。

畢竟，與純粹的經驗式歷史研究相比，從社會學型別的角度進行分析總有某些不應低估的優勢，它能夠確定具體情況下的具體權威形式是否符合或接近這樣一些型別：“超凡魅力”、“世襲超凡魅力”、“職務超凡魅力”、“父權制”、“官僚制”、身份群體的權威等等，這樣就可以讓一些相對清晰的概念發揮作用。

不過要在這個逐漸展開的概念框架中囊括全部歷史現實，則完全不是作者的打算。

作者：馬克斯·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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