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點被扔下海餵魚的實習海員

本文作者在貨輪上工作

一個實習生破壞了大家走私黃金的計劃，船員們憤怒了，要把他裝進麻袋、扔到海里餵魚。

失敗的走私

我是在2009年成為一名海員的，那年2月，我在深圳赤灣港附近的一家旅館等代理領我上船。直到凌晨三四點代理才姍姍而來，我睡眼惺忪地拉著行李箱上車，兩個人打著哈欠趕往碼頭。

在此之前我從未近距離見過貨輪。當APL Spinel號這尊鋼鐵鑄就的龐然大物出現在我眼前時，給人一種巨大的壓迫感——我們真的能駕馭她嗎？

APL Spinel號的寬度是巴拿馬級標準（30米左右，剛好能透過巴拿馬運河），長度三百多米。而衡量集裝箱船的主要標準不是尺寸，不是載重，也不是吃水，而是箱位——APL Spinel是一艘約4600箱位的大型集裝箱貨輪。

我邁上舷梯，從此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和身後的陸地正式告別，在其後的大半年裡，我的腳下將不再平穩。

舷梯不住地左右搖晃，腳下是渾黃的海水，攪著詭異莫測的亂流，掉下去極度危險。舷梯口有幾個菲律賓水手，他們個子普遍不高，棕色面板，眼睛因常年被鹹溼的海風吹刮而猩紅。一個水手嘿嘿笑道：“Welcome on board！”

我剛放好行李，一個穿著滿身油汙工作服的年輕人就闖進來：“新來的機艙實習生吧？快跟我下去，二車在催了！”

於是我匆匆穿上三副剛剛給我的工作服、工作靴，戴上安全帽和棉紗手套，跟著他奔了過去。

我沒想到的，第一天上船，我即將開始長達17個小時工作。到最後，我睏乏得頭腦發昏，後面的數小時是靠咖啡頂過去的。

這一“下馬威”讓我明白了自己的處境，海上生活艱難。

不過還好，船上的伙食我很滿意，晚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三葷一素，飯菜以自助的方式供應，吃多少盛多少，還有我最愛吃的雞翅。

做雞肉很棒的大廚來自新加坡，是第一代移民，漢語說得還不錯，帶閩南腔。他五十多歲，有些肥胖，臉圓圓的，肚子也圓圓的，頭上已謝頂大半。和所有大廚一樣，他對船上大副等領導更恭敬一些。但對我們這些中國實習生也不錯，畢竟大家都是華人，血脈相連。

同事們的信仰不同意味著食物禁忌也不同：印度教徒不吃牛肉；穆斯林不吃豬肉。少了這兩大選擇，大廚的綽號由此而來：葷菜大多是雞肉。雖然他變著法兒做：炸雞，咖哩雞，炒雞塊，偶爾的BBQ party上能吃到烤雞，即便如此，依然可以聽到大家的抱怨：“唉……又是雞……”可還是得硬著頭皮吃。所以後來我粗略統計，在這艘船上，自己至少吃了500只雞翅。

我和雞肉大廚的關係不錯，一次，我倆喝著船上分配每人的兩罐啤酒，他來了興致，給我講起了他在海上往事：

“三四十年前我已經在這家公司做了。那時沒有現在這樣規範，海員走私並不少見。新加坡海域時不時有緝私船巡邏。那一次我們從中東回新加坡，想幹一票大的：幾乎所有船員（除了沒錢的實習生）都入股了，準備走私一批黃金，中東的黃金比較便宜，你知道的。”

“快進入新加坡海域時大家把金條藏在電飯煲裡，上面鋪上飯。運氣很不好，拋錨的時候碰到緝私船了，他們趁拋錨這段時間把船搜了個遍，什麼也沒發現，於是把我們集中在餐廳作最後的問話。”

“我也入股了，金條和米飯就是我放的。我站在電飯煲旁，很緊張。我的身旁是一個甲板實習生，平時很老實，不愛說話。然後我注意到他不停地用眼睛斜瞟我這邊——就是電飯煲這個方向。”

“很快，有個緝私人員注意到，他把我推開，打開了電飯煲，那批黃金全部被沒收。注意到實習生暗示的還有其他同事，緝私船離開後大家憤怒得發狂，喊著要把實習生裝麻袋丟海里餵魚。我在旁一直勸著，他還年輕，不懂事，給他留一條生路吧。後來大家恢復理智，只狠狠打了一頓。小夥子撿了一條命。”

昨晚當我回想起這些事時，忽然覺察到一些不對：雞肉大廚當時五十多歲，三四十年前他才一二十歲，不大可能當上大廚。

我做了個大膽的猜想：大廚就是那個實習生，因為他得罪了全船同事，特別是船長這些領導，後來公司根據他們的評語把他調去廚房當二廚，過了些年他才慢慢地升至大廚。但“愛管閒事”的性格依然沒改。

船上的伙食還算豐盛

被困阿聯酋

中國－新加坡－迪拜這條航線我們經常跑，其中一次，我們經歷了一場小小的“生死考驗”。

這一切還要怪華爾街的那些資本家。如果不是他們貪婪無度，就不會有08年次貸危機，就不會演化成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新加坡的經濟就不會受到衝擊，公司就不會省錢省到最前線的海員頭上，也就不會有我所說的“生死考驗”。

那時已是六月中旬，氣候漸漸熱了，尤其在去往中東的海面上，風迫不及待的先熱了起來。有時海面平靜的幾乎沒有浪。

幾天後我們進入阿聯酋海域，得知需要拋錨等待進港，等待時間尚未確定。像迪拜港這樣的大港，拋錨等候很正常，但時間不定卻是少見的。我們都有疑問，是不是公司捨不得花錢插隊？

於是，我們在港口外選擇一處地方開始了漫長的等待。

最先斷絕的是容易腐爛的綠葉兒蔬菜。為了杜絕食物腐敗，我們總是儘量趕在它們變質前食用。然後是其它蔬菜，最後只剩下一些豆類，花菜，和土豆。

肉可以放在冷庫中長久儲存，供應相對充沛。於是船長下令減少菜類配給，自助式取餐的方式早就取消了，只有米飯是管夠的。

大家都有了意見，抱怨船長不讓公司給我們買食物。其實我們知道，從港口專門請小艇送食物非常昂貴，更何況是從迪拜這種不產食物的地方。胖船長默默承受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

一個多月過去了，進港的時間還沒定，食物配給日趨緊張，連肉類供應也緊張起來。

於是船長決定“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鼓勵大家“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二車和銅匠在工作間鍛造了許多魚鉤，分發給各個船員，機艙的重要工作在拋錨的時間裡早已做完，現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釣魚！

除了留守機艙值班的兩個同事外，其他人（除了大車和二車）去尾甲板和水手們一起釣魚。

電機員用繩子將500瓦的大燈吊在海面上，吸引魚群聚攏來。我們釣上的最主要的是鮫魚，說實話，我覺得海上的魚挺傻的，就那麼點碎魷魚作餌，它們就輕易上鉤了。

這次海釣收穫頗豐，大廚在尾甲板架起燒烤架，大家一起歡快地烤魚！大副開啟免稅倉庫讓實習生搬來啤酒，最後變成了一場快樂的Party。

不知道當時別的拋錨船，看見我們尾甲板上火紅的燒烤和飄起的青煙，會不會以為我們失火了。但我不得不說，鮫魚不好吃，肉很柴。

大海美麗的一面

“多國部隊”

APL Spinel號大部分船員是菲律賓人，水手和水手長全是，另外還有機艙的機工和銅匠。菲律賓人都說英語，口音很重，但時間久了就習慣了。

我甚至覺得，菲律賓人就是天生的水手，當海員也是菲律賓主要的勞力輸出途徑之一，但他們似乎不擅於考試，大部分船上的菲律賓人依然是普通海員。

除此之外，三車，二副，和一個甲板實習生是新加坡華人。船長和電機員印度人，二車馬來華人，大車迦納人，大副印尼人。剩下的都是中國人：四車，三副，機艙兩個實習生，甲板兩個實習生。大家的宗教信仰包括伊斯蘭教，基督教（新教），和印度教。

在海上漂泊的日子裡我和同事們也漸漸熟悉。

機工Peter也是眾多菲律賓人中的一個，四十多歲，是我見過年紀最大的機工，他身體發福，可能也是我遇到的最胖的機工。如果不是為了家人，他完全不必幹這工作，所以平時大家都會照顧他。他性情寬厚，總是笑笑的，加上體態比較胖，讓我聯想到彌勒佛。

我的室友馮來自內蒙古包頭，我原本還想聽他說大草原的駿馬、巨雕、大蚊子，但就像他尋常的五官一樣，他的生活環境和其他漢人也沒多少不同。

三副遼寧人，個子偏矮，胖嘟嘟，臉很圓。他喜歡動漫，電腦裡儲存了幾百集《海賊王》，所以我們時常聊動漫。我有時會趁他值班時去駕駛臺讓他教我辨認星座（以後靠這招哄女孩子開心），許多的航海知識也都是他教我的。

至於船長，是一個對中國有深切好感的印度人。他說，沒有中國廉價的“山寨手機”，很多印度人根本用不上手機。他近五十歲，頭髮烏黑濃密，雖然身體發福了，但平時堅持練瑜伽，有一次給我們表演劈腿，以他的年齡，他的身材，實在不可思議。

其他同事不逐一介紹了，總之我和大家相處的都不錯，我曾主張淡化船上嚴格的等級制度，人和人之間平等互愛：這顯然不可能——船上是半軍事化管理，尤其在這家新加坡公司，規矩嚴格執行，相互尊重可以，平等絕不可能。於是我得了一個綽號：“mister wong”。大家以此表現對我的“尊重”。我對這種善意的調侃沒有抱怨，把綽號笑納了。

船上並不總是眾志成城，不同國籍的同事之間總免不了有點兒隔閡。就像國內的船上，不同省份的船員之間也會抱團扎堆，相互排擠。

其實我想說，比起國內的船舶，我們的氛圍要和諧很多。船長永遠都在努力讓大家模糊國籍差異。我們受公司文化的影響，也不怎麼把外籍同事當外人。事實上我們中國人在這家公司本身就是外國人。

有一次船上過印度新年（新加坡法定節假日），全船休息半天，晚上有party，船長給大家準備了一個“小節目”：比賽吃漢堡。大廚準備了幾個漢堡，不參賽的同事以1美元為注押自己看好的選手。這時有人提議按國籍每個國家出一個人。

突然間，船長就生氣了，他拍著桌子說，船上不準任何按國籍區分的行為。大家立刻不做聲了。最終，比賽按自願原則進行。

那是我唯一一次見可愛的船長生氣，也足以說明一個一流的船舶管理公司，怎樣透過建立公司文化來杜絕國籍差異形成的文化隔閡。

船長時常提醒我們，只需要記住：我們都是APL的員工。

各國船員合影

上岸

2014年，我結束了自己的海員生活。即使做了陸上的行當，有時做夢，我還能聽到柴油機震耳欲聾的轟鳴聲，感受到機艙熾熱的高溫，以及那濃重的機油味。

前幾天接到一個前同事的電話，我們是同一批的實習生，他現在已經是船長了，剛剛返航回來休假。

我們聊起了APL Spinel號上的老同事們，雞肉大廚、印度船長……查了新聞才知道，APL Spinel號在幾年前已經報廢了。

但這些都改變不了我的記憶，那段與海風和巨浪為伴的日子，永遠不會改變。

APL Spinel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