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之後，皇帝為何拿總督、巡撫沒有辦法？

我們都知道，清代的地方最高長官為總督和巡撫，總督為從一品，巡撫為正二品，但總督並不是巡撫的上級，遇有意見不合，須請皇帝裁斷。在督撫之下，又設布政使和按察使，分管一省的行政和司法刑獄。

雖然表面上來看，總督是地方的最高長官，但是省一級的文武官員並不向總督負責，而是向皇帝負責，因此地方在實際上並無最高長官，只是承旨辦事人。

清代在入關以後，軍權一直牢牢把控在中央和皇帝的手裡，但這種情況在咸豐、同治時期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以皇帝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逐步被削弱，以督撫為中心的地方分權體制逐步加強，其中軍權的分散更是十分嚴重。

清朝的正規軍是八旗和綠營，稱之為經制之兵，其兵額、兵餉、軍械、駐防、武官設定和任免等均有定製，由兵部統一管理，但是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曾國藩編練的湘軍崛起，改變了這一現狀。

起初的湘軍並不是正規軍，而是鄉勇，它的兵額、編制由曾國藩自行決定，軍械和兵餉也是自籌，因此它具有明顯的私屬性質。

然而，在湘軍初期，在曾國藩沒有出任兩江總督之前，湘軍卻處於“客軍”的地位，要受制於地方督撫，這主要是因為曾國藩只是一個在籍侍郎（後來補授兵部侍郎），沒有地方行政權，在駐軍、籌餉等方面都要依靠地方官，而地方官大多不肯合作。

咸豐五年，曾國藩在江西與太平軍作戰時，就因為受到地方官的排擠而萌生退志。但是咸豐十年他出任兩江總督之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他既有一支聽命與他的軍隊，又有地方行政權，募兵、籌餉、駐軍、作戰，一切都自行做主，這時他真正掌握了兵權。

不僅僅是曾國藩，由他舉薦的安徽巡撫李續宜、江西巡撫沈葆楨、浙江巡撫左宗棠、江蘇巡撫李鴻章也都是集政權與兵權於一身。

本來，按照總督和巡撫的職權分工，總督為地方最高軍事長官，巡撫掌管民政，但軍興以來，清廷不得不授予巡撫軍權，以便使一省的長官巡撫能夠親自指揮軍隊，從而有效地對付太平軍。

但是，這樣一來，巡撫和總督的職權就沒有什麼分別了，提督和總兵在事實上已成為巡撫的下屬，巡撫在省內為軍隊籌餉，這就增強了軍隊的私屬性質。

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之後，湘軍和淮軍都進行了改革，變成了正規軍，但是它們的“兵為將有”的私屬性卻難以改變。即使非湘非淮的督撫，也處心積慮地效仿曾國藩、李鴻章的做法，力求掌握一支自己的軍隊。

後起的張之洞就是一個例子。張之洞本是清流派，沒有軍事經歷，但是他出任山西巡撫後，便奏清編一支練軍，由地方政府統管。他在署理兩江總督時，又編練自強軍，自強軍的軍餉一部分來自省庫，一部分來自蕪湖米釐，這就使自強軍也成為歸地方統管的軍隊。

正規軍的地方化和私屬化傾向的不斷加強，逐漸削弱了清廷對軍隊的控制力度，甚至調動不了地方軍隊。早在咸豐十年就發生過湘軍不肯北山勤王的事情，那時英法聯軍攻佔了北京，咸豐皇帝西狩，命令各地總督、巡撫、將軍率兵勤王，但曾國藩以各種理由推脫，未派一將一兵。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日本侵略軍進攻山東威海衛軍港，被困在港內的北洋水師焦急待援，清廷旨命貴州、安徽、浙江等省火速派軍前往，但是各省卻為儲存自己的實力，或遲遲不動，或緩緩而行，直到威海衛陷落，也沒有一支援軍趕到。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清廷旨命江南各省督撫派兵北上勤王，但他們充耳不聞，清廷無可奈何。

時人批評這種現象說：“一兵、一卒、、一餉，朝廷皆拱手而待之督撫”。後來各省督撫們也逐漸成為民國初的軍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