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鼎中原、一言九鼎，承載民族記憶的"鼎"歷史

鼎的形成至少追溯到什麼朝代

前言

鼎，可說是我們當代最熟悉的古代文物。從鼎而來的成語也不少，一言九鼎、問鼎中原和三足鼎立，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成語故事。從古至今，鼎文化一直不斷髮展，關於鼎的歷史傳說層出不窮，鼎為何能如此深入人心？且讓我們一探鼎的前半生，看鼎在上古文化發源期中，是如何奠立基礎，而後能成為一個跨越時空的文化符碼。

考古所見之鼎

目前考古發掘中，距今最早的青銅鼎，是出土自河南的偃師地區，年代約公元前十八至十七世紀。青銅鼎的前身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鼎，從陶鼎到銅鼎，材質的不同意味著科技技術的突破。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開始用火，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人們逐漸掌握窯爐、鼓風的技術，能以六百度以上的高溫，將土燒結成陶，成為飲食的器皿。進入青銅時代，在製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從礦石中提煉出銅、錫金屬，熔鑄成青銅合金。

世界各古文明從石器時代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不一，黃河流域大約在公元前十七世紀跨入青銅時代，被視為西方文明源頭的兩河流域，則在公元前二千多年便已邁入青銅時代。青銅這種當時的「高科技“，在各地普遍被用來製作戰爭中的兵器與盔甲，是一種戰略資源。這些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高科技器皿，自然不是一般人日常使用，而是專屬於貴族的祭祀禮器，用以溝通神、人，同時彰顯擁有者的身份地位。

在考古發掘的青銅容器中，除了烹煮的銅鼎，還有爵、斝、盉等飲酒、溫酒或盛酒的器皿。在此青銅器的萌芽階段，表面裝飾均十分簡單。銅器的造型雖承襲自陶器，但金屬具有延展性，而且不易斷裂，因此工匠能夠作出更加自由、更富於變化的造型。以二里頭的爵為例，最早的銅爵明顯是模仿自陶爵，不過工匠很快便熟悉青銅的物理特性，能夠製作出修長、富有曲線的銅爵，線條如此修長的爵在陶器是難以達到的。

河南偃師地區考古發掘是否能證明鼎發源於夏朝，學者有不同的意見，短時間大概也無法解決這個爭議，不過河南偃師出土的鼎證明其與商文明的延續是沒有問題的。商代繼承二里頭青銅禮器的發展，繼續擴充套件禮容器的型別，特別是酒器。至商晚期，貴族禮儀中使用的酒器包括：盛酒器、溫酒器、調酒器、飲酒器。其中觚與爵的數量與組合，更用來區分貴族身份階級之高低，十觚十爵代表最高等級的貴族，商王武丁的王后婦好便擁有數套十觚十爵的組合。

商代開始出現體積巨大的銅鼎，高階貴族墓中經常會有一個烹煮大型犧牲的大鼎，再搭配數量不等的小鼎。河南安陽殷墟商代國王陵墓雖然早已被盜一空，但陵區仍出土豐富文物。其中一座陵墓的墓道上，便出土裝飾牛頭與鹿頭的方鼎各一，器內搭配有象形銘文”牛“與”鹿“，描繪的可能就是烹煮其中的動物犧牲。”牛鼎“與”鹿鼎“的體積均不小，高度分別為73。3、60。9公分，重量則有110、60。4公斤，均屬高等級的大型禮器。

截至目前為止最大、最重的鼎是”後母戊方鼎“，高133公分，重達875公斤。這件鼎也出土自河南安陽殷墟，擁有者是商王武丁的王后。這件巨鼎有個傳奇的故事，民國二十八年發現時，正值中日戰爭期間，為了避免大鼎落入日本人之手，主事者原先想把這件巨鼎大卸八塊，運到安全之處。才把鼎耳切割下來，便發現這個工作比想像中困難，於是決定就地掩埋。至民國三十四年戰爭結束，才又掘出，收歸安陽縣政府。後來”後母戊方鼎“被運到北京，成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永久典藏。

古代時期的鼎文化

商代的鼎以巨大的體量展現擁有者的身份，西周的鼎則是以數量來規範貴族的身份等級。周王的陵墓至今尚未發現，不過從周原貴族的傳家寶與各地諸侯的墓地可知，西周建立伊始，酒器便開始衰微，至西周晚期鼎、簋為主的食器組合正式成為身份的象徵。鼎用以烹肉，簋則盛裝穀類。一般多認為，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不過先秦禮書的記載不一，實際的使用也沒有這般嚴明規整，各諸侯國之間有出入，隨著時間也有變化，如：山西曲沃西周晚期晉侯墓有七鼎六簋、五鼎六簋、也有五鼎四簋。這些鼎多半樣式相同，大小相序，稱為”列鼎“。

春秋晚期大鼎再次出現於高階的貴族墓葬中。山西太原發現的趙卿墓，墓主是當時晉國的實際掌權者，墓中陪葬七鼎，以及一個大鼎，高93公分，重220公斤。這種特大的鼎便是史書記載的”鑊鼎“，用來烹煮大型犧牲。湖北隨縣的曾侯乙墓，墓主是曾國國君，以九鼎八簋的規格陪葬，墓中也出土一對大鼎，高64。6公分，重54。8公斤，內部各有半架牛骨。趙卿墓或曾侯乙墓的陪葬規格，或許有人視之為僭越：趙卿以卿用諸侯之數，而曾侯乙則以諸侯用天子之禮。

所謂的僭越，不妨從技術與資源普及的角度重新思考。作為高科技的青銅資源與技術，是青銅時代的戰略資源與彰顯身份的威望財，銅礦與技術工人必是爭奪的物件。武王克商，接收商人作坊與工匠，想必也掌握銅、錫礦的來源。至於西周各地的諸侯，至遲在春秋早期也已掌握礦源與技術，能夠自行鑄造銅器，使得青銅禮器在風格與技術上，開始出現明顯的地域差異。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晉國，它在山西侯馬擁有一片鑄銅作坊，至春秋晚期成為北方重要的鑄造中心；南方的曾、楚等國必定也有大規模作坊，供應楚系國家的兵器與禮器。各國自行鑄造青銅器的結果，除了充實兵器，增強國力，也使青銅禮器變得更為普及，稀釋其尊貴性。就在青銅禮器光環逐漸消失，周天子地位備受挑戰的春秋晚期，鼎的傳說開始發展。

歷史傳說中的九鼎

我們熟悉的”問鼎中原“成語，來自春秋晚期《左傳》的一則記載。春秋中、晚期，楚國逐漸壯大，在一場軍事勝利之後，志得意滿的楚莊王派人向周天子問鼎的大小輕重。周王的使者王孫滿答以：”在德不在鼎“，接著又說：”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意思是說周的國運雖然衰落，但周天子是上天所命，天命沒改，鼎的輕重豈是他人可以隨便問的。楚莊王所問的究竟是什麼鼎？為什麼要問鼎的大小輕重？

原來傳說中鼎最初的原型，是夏禹所鑄。傳說禹治洪水，定天下之後，九州貢金（銅），禹於是鑄了九個鼎，作為天下的象徵。後來夏桀暴亂，鼎於是轉移到商，商紂暴虐，鼎又轉移到周。後來秦滅六國，九鼎竟然飛入泗水。秦始皇過彭城（今江蘇徐州）使人入水求鼎，就在鼎即將被撈起的剎那，空中出現一條龍將繩索咬斷，鼎再度沒入水中，再也無跡可尋。秦始皇”泗水撈鼎“的故事在漢代可能相當流行，山東嘉祥的東漢武氏祠石壁上便浮雕著這個故事。

這顯然是一則政治寓言，批判秦不得天命，不過中國歷史上相信九鼎的統治者還不少，王莽、武則天、宋徽宗，都曾經鑄造九鼎，宣示自身政權的合法性。王莽與武則天是篡位者，而宋徽宗則是在偶然的機會中繼承皇位，他們似乎都想證實自己的統治是天命所歸。

鼎文化的現代復興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走過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鼎的傳統政治象徵又再次被複興。1995年，為慶祝聯合國五十週年，中國贈送了一座”世紀寶鼎“以為紀念。這件鼎通高260公分，重1。5噸，設計顧問是已故的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其底座上有五十六條小龍，象徵中國五十六個民族，各個都是龍的傳人。1997年香港迴歸中國，北京在香港立了一個”香港寶鼎“，作為北京政權的象徵，1999年澳門迴歸時亦然。2000年之後，為慶祝各少數民族自治區成立五十或六十週年，國家致贈各自治區一座大型的”民族團結寶鼎“，「民族團結寶鼎”召喚夏禹之時九州貢金的四海昇平一統象。只是二十一世紀這一系列的「民族團結寶鼎“，實質上，”民族團結寶鼎“都成為中華民族團結，並且一起努力奮鬥，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願景的象徵。

大鼎經常受到統治者的青睞，而被賦予強烈的政治意涵。但有一種鼎，體積也不小，存在於日常生活的周遭，如此之普遍，讓人幾乎沒有察覺到它的存在，這便是香爐。在中國各地，無論佛寺或道觀，不管規模大小，前庭必定立著一座插香的大銅爐，藉由線香的白煙嫋嫋，將信徒的祈求上達天聽。這些寺廟香爐的原型也是商周古鼎。

從上古烹肉的鼎變成燒香的香爐，這個巨大的轉折發生在宋代，從此定型，鼎形香爐一路在廟宇中默默地屹立。這些香爐多半放在室外，為了遮蔽風雨，上方經常加設鼎亭。由於定點不需移動，把手經常作成飛龍造形，都是因應新功能而調整的設計。廣受統治者青睞的九鼎傳說與政治象徵，可說歷久彌新，至於民間廟宇香爐，更是在當今時代蓬勃發展。

結語

鼎作為最能代表青銅時代的器物，不僅貫穿了整個商周時代的始終，也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從古至今，鼎已經成為一個代表華夏文化的存在。鼎最開始只是一件古人進行炊飲烹製或者祭祀時用到的的器具。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在春秋時代，鼎被附加了更多的政治內涵，像前文所述的問鼎中原、天子九鼎都是出自這個時期。鼎同時也是古代尊貴的社會地位的象徵，例如著名的詞語”鐘鳴鼎食“，形容富貴人家的奢侈排場。後來，鼎更多的時成為一個文化符碼，人們賦予鼎更多的文化內涵，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鼎文化，這一承載我們民族記憶的文化符碼，無論是過去還是將來，都會被我們華夏民族繼承和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