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國變～義和團

庚子國難是指什麼事件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年）十二月初十，公元1901年1月29日，逃亡西安的大清皇太后慈禧，在西安行在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詔變法，揭開了清末新政的序幕，史稱“庚子變法”。

慈禧以光緒的名義，昭告天下：康、梁變法，是包藏禍心的假變法，她今日推行的新政，才是利國利民的真正的革新，她將開拓一條不同於戊戌變法的革新之路，此舉為示好外人，也為籠絡臣心，給了國民變法圖強的希望。

清廷自1895年甲午戰爭敗於日本後，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日本既得臺灣，又佔遼東半島，俄、德、法見日本有獨吞大清之勢，兼且日本與英國結成同盟，威脅三國的遠東利益，於是一面以軍事威脅日本還遼，一面擴大本國在遠東的在華利益。

大清朝野有識之士都在思考戰敗的原因，維新與自強，成為當時一種影響廣泛的思潮，推動著清廷走向革新。

以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實力派督撫為代表，繼續走洋務運動的老路，力圖透過推行新政，興辦實業，發展教育，振興經濟，造福民生；以康、梁為首的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掀起維新運動，期望仿效日本明治維新，改革官吏、教育、法律和軍事制度，引進西方體制。

變法，已經是大勢所趨，光緒皇帝親政不久，即遭甲午慘敗，急於借變法挽回聲譽，激勵國人，對此，慈禧太后也是持積極支援態度，有著數十年執政經驗的慈禧深知，變法的重要性。

帝、後對於大清是否變法圖強，已是達成共識，而變法的失敗，是帝、後對於變法領導權力的爭奪，無論是慈禧還是光緒，只要能決定變革的內容和次第，主導變革的程序，誰都可以成為變法的推動著。

對於變法失敗，固然有慈禧、光緒二人背後利益者的挑唆，但帝、後雙方也有著不可調和的體制上的積弊，正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君。

慈禧幽禁光緒皇帝於瀛臺後，第三次垂簾聽政，用了兩年的時間，剷除帝黨，己亥建儲，立端王載漪的兒子溥儁為大阿哥（皇儲），在名義與實質上架空了光緒帝的權力，慈禧太后牢牢掌控朝政，本可以繼續推行變法，成為中興之主，但是突然暴發的義和團運動，把慈禧推入了深淵。

而在清廷官方支援這場運動的，正是慈禧己亥立儲後，形成的新興權貴集團~剛毅、載漪等人，和滿漢大臣中因變法失去利益的權貴，借義和團逼宮。

19世紀末，隨著山東曹縣等地大刀會掀起的反洋教運動，義和團再度復活，起初，朝廷的政策是嚴厲禁止，堅決剿辦，這與歷來處置教匪的政策是一致的，1899年，義和團在山東活動，巡撫張汝梅鎮壓不力，頓成燎原之勢。

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後，率領他一手訓練的小鎮新軍，嚴查痛剿，數月之間，消滅大股拳民，被袁世凱掃蕩出境的山東拳民向直隸流竄，與當地拳民會合，迅速蔓延到京、津一帶。

庚子年三月，京城城內發現有義和團活動，英、美、德、法四國大使照會大清總署衙門，請清廷兩月內剿除拳民，否則將派兵代為剿平。

三月十六日，《京報》刊登禁止義和拳之上諭，四月十一日，上諭命步軍統領衙門設法盡除，毋任聚眾滋事，致啟釁端，四月二十日，總署照會英美公使，決心力平拳亂，四月二十三日，義和團敗易州官軍，殺副將楊福同。

楊福同戰死，義和團逼近京畿，各國公使商調兵入京保衛使館，清廷怕剿辦失敗，局勢失控，政策開始在剿與撫之間搖擺，命裕祿、袁世凱通籌妥議，可否派員辦理團練，袁世凱明確回奏，拳會實難改為團練，而裕祿善於揣摩，先行改剿為撫。

五月八日，保定外國工程師駐地被義和團攻掠，傷亡二三十人，清廷見連月鎮壓未有效果，反而引起拳民反抗激烈，攻擊官軍，遂改為剿撫並施，以撫為主。

五月九日，清廷命軍機大臣、刑部尚書趙舒翹，順天府尹何乃瑩前往涿州良鄉宣撫拳勇，其後，剛毅亦赴涿州，晤義和團首領，直隸總督裕祿、山西巡撫毓賢以及一些府縣官員見朝廷政策有變，紛紛表態跟風，唯恐忤逆懿旨，紛紛與拳民首領接觸，稱兄道弟，暗通款曲。

朝廷軟弱，官吏循情，義和團其勢大張，燒殺日趨升級，形勢急轉直下，十九日，拳民焚燬京城宣武門大教堂，天津教堂亦被焚燒全毀。

二十日，拳民焚京城前門外商鋪民宅千餘家，京城內，拳民搖旗喊殺，持械尋仇……官兵任其猖獗，城門任其出入，清廷派出剿匪的董福祥甘軍甚至與拳民會合劫掠，整個京城，除了皇宮之外，已成義和團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