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歲月」插隊四十年紀事

杉木彩演了什麼片子

序言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日，清明時節，隨著“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不歇的春雨伴著我踏上了去贛東北臨川插隊的征程。時年十五歲一個月十二足天，身高一米五，體重三十五公斤。六九屆初中生的我，憑藉著只有小學五年級的完整學業，加入了千萬知識青年下鄉的洪流。

雲南、貴州、江西、安徽、黑龍江五省是我們“一片紅”六九屆的選擇，因為六七屆的哥哥去了安徽和縣，六八屆的姐姐奔赴吉林延邊，我便挑選了江西，算是不走同路，各奔南北。

臨川地處贛東北，撫河中游，間平原丘陵地型。漢置臨汝縣，隋改臨川縣，明清為撫州府治。一九八七年撤銷臨川縣和撫州市，改設臨川市。歷史上北宋政治、文學、思想家王安石，明代戲曲、文學家湯顯祖均是臨川籍人。“王安石變法”仍是今天讀史的重要記載，而《臨川四夢》則為戲曲文學史留下了精彩篇章。故臨川自古有“才子之鄉”美譽。

序言

去臨川插隊的第二十天，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九日，我的母親患宮頸癌離世，時年僅五十一歲，我得知噩耗已是三天後。當時電信途徑是由上海發電報至縣城，再由縣城車行三百多里土路至公社，而後公社郵電局再派人走十多里地通知我。按理也不用三天，但卻得知他們已是用最快的速度告訴我。十五歲確實無知無助，爬上去縣城的拖拉機往家趕。我的第一次孤身一人的“旅行”，卻是一位少年千里之外的奔喪。兩天後，我捱到了上海，途中滴水未進。

母親是貴州盤縣人，時代中學的老師。抗戰時貴陽大夏大學的學生，也是父親的學生。一九四七年他們成婚，此時父親以二十九歲的年齡被聘為大夏大學的副教授兼聖約翰大學的教授，已頗具青年才俊。解放後，母親做過護士、長寧區法院的調解員，隨後長期在時代中學任教。母親非常能幹，內外兼具，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那一代知識女性。她做的一手黔、湘、川菜，至今還會勾起我的口涎，回味無窮。

後來我才知道，母親熟悉病理常識，所患宮頸癌她本人早就有察覺，只是不敢去醫院醫治，錯過了早期手術的時機。因為那時父親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正在長興島五七幹校勞動，母親怕作為躲避運動的典型牽連父親。

母親的離世，使我過早地失去母愛，以致在後來的九年農村生涯中，每每見到插隊兄弟姐妹們的母親關愛他們時，我都會有一種心酸和嫉妒。也正是在那一段日子裡，逐漸形成了我的獨立人格。父親在“牛棚”，母親在“天國”，我沒有依靠，只有靠自己。

一．母親離世

集體戶是知青去農村插隊的產物，它指若干知青在一個村莊共同插隊形成的集體稱呼。它不是一個家庭，也不是五保戶，但它有戶長，我便充任過。我們三男二女棲息的村落有一個令人遐想的名字，叫“神岺”，地處丘陵山區，由黃、李兩大姓宗祖繁衍數十代生生不息，兩大姓各選一位領頭人，封為隊長。

初到神岺，我們五人住在一個祠堂裡。祠堂的正廳為村小學教室，外牆泥磚木結構，內牆則用竹子隔成數間糊上報紙。每間八平方米，一張竹床，就是自己的空間。隔牆不隔音，白天是孩子的朗朗書聲，晚上房外的狗吠和屋內的鼠竄、尿聲“交相輝映”。

落腳的第一個月，我們享受幹部下鄉的待遇，每天去一家農戶吃飯，標準是付一角五分，半斤糧票，名曰吃“派飯”。當時的老鄉是純樸的，他們會端出僅有的醃肉、雞蛋、筍乾款待我們。一個月後，輪到五人自己做飯，我們採用輪班制，每人一天包乾。好景不長，女孩子總比男孩子認真會幹，男孩子則馬虎敷衍，女孩子首先提出分灶吃飯，三個男孩只能淪為一夥。三個不諳世事的毛頭小夥三天中有一天要為這個“家”謀劃吃飯，無奈難倒了我這個男戶長。在女孩子的示範效應下，我們也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各自為“灶”。這就是我第一次當戶長的經歷，不過短短的一年幾個月。

男孩們分手後，我並未獨自立灶，而是去了隊長父母家搭夥。這是一對和善的老人，膝下有一雙未婚娶的子女，出工回來我有熱飯熱湯，衣服髒了有人洗，累了倒頭便睡。他們的付出何以回報：一是我的口糧全部交給他們；二是回滬捎些肥皂、人造棉、雨靴。如今算來，那種搭夥的生活方式長達七年，但很愜意，是一種適合我的選擇。大多上海知青不適應江西農村口味的辣、鹹，而我這個湘黔後裔便是正中下懷。

一．母親離世

神岺村的全勞力幹滿一天為十分，即一個整工分。婦女能幹的為七分，初涉農活的我給六分，已屬照顧。那時的農活沒有絲毫的技術可言，同千年沿襲的男耕一致，需要的是好的體魄和力量。

江西的農村，人們傳承著千百年形成的農令氣節，按部就班地耕耘，大多以種植水稻為主，一年雙季。從清明到五一是早稻育苗到插秧的季節，“不插五一禾”就是對早稻插秧時點的限制。七一到立秋為“雙搶”季節，“雙搶”即早稻搶收和晚稻搶種，“不插立秋禾”則是對晚稻插秧的時間約束。地處丘陵，多種植紅薯、芋頭、茶籽，山區則以出產毛竹、杉木松樹為主。

九年，我學會了所有的農活，從犁田、耙地、育苗、插秧、耘稻到收割。早稻插秧水田的刺骨、夏季耘稻的上曬下蒸、雙搶時的披星戴月，最不能忘卻的是滿腿螞蟥叮咬潰爛後留下的斑痕至今依稀可見。

九年中，我開過手扶拖拉機，做過隊裡的保管，也代過農村小學的課。農民建房，幫工夯土壘牆。農民故去出殯，充當“八仙”扛棺。點著松明捕鱔捉鰍，殺牛宰豬樣樣試過。

隨著時間的逝去，我在農耕的生活環境中，身高長到了一米七七，體重增加到四十八公斤，而我的每日工分也提升到九點七分，接近一個強勞力。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經歷過的人才能體會唐詩經典中的內涵，至今我保持著不浪費糧食的習慣，是那時從心裡種下的。如今我在崗位上為“三農”做些事，推進村鎮銀行的建設，正是懷揣著那份曾經滄海的情感和抹不掉的記憶。

二．集體戶的短命

沒見農村的家庭不飼養雞、鴨、豬、狗的，因為農民的零花錢主要來自自養的家禽與牲畜，趕集時用雞蛋換回日常必需品，宰口豬則一定是婚嫁、上樑時。雞是農民飼養最多也是最宜生存的家禽，在稻田尋覓散落的穀子，鄉間到處是生機盎然的昆蟲，不用餵食，也能生長。

集體戶自成一家，養雞亦成為必然。我們初學養雞從集市買來雞雛一群，就想它們快快長大下蛋吃肉。殊不知今天丟幾隻，明天雞窩未關合，又給黃鼠狼叼走幾隻，能存下的所剩無幾。沒多久，起初的興致勃勃變得心灰意冷。

知青之間的走門串戶，交流生存經驗，時而也給了我們一點不良的示範與啟示。“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被我們演繹為“養雞不如買雞，買雞不如偷雞”的實踐。旋即就有了，走村過店，先捉小雞小鴨，拿回去還要養，沒功夫。就變成了專偷成雞成鴨，有人掩護，有人動手。那個年代，時興一種運動包“馬桶包”。男知青都背“馬桶包”，它是偷雞鴨最好的工具，將雞脖一擰壓在翅膀下，塞入包內，無聲無息。我們還信奉“兔子不吃窩邊草”，從不在本村動手，鄰村他村則是我們的主攻物件。偷來的東西總是知青內部享用，分灶又變回了合夥。當大家提議聚餐時，雞窩就是我們的目標，連公社幹部的雞窩都不能倖免。

那些年中，順手牽羊摘農民的蔬菜，挖個紅薯是常事。逢甘蔗、西瓜成熟期，我們時有掃蕩。也偶有用骨頭誘狗上門，打倒烤肉。

今天用上述文字表述沒有生存前提的藉口，卻有對老俵的歉疚和負罪。

二．集體戶的短命

知青的業餘生活是極其枯燥的，農忙時回來躺倒就是，農閒時知青們串門閒聊。公社放露天電影，知青往往不會放過，不是為看那早已厭倦的老片子，而是大家可以聚會。

距我們神岺村五里地，有個榮山墾殖場，是個拿薪水的農場，主要以開墾培植山林為業，也兼備砍竹伐木。墾殖場的員工中有不少文化人，亦有上世紀六十年代去江西的上海知青，也有上世紀五十年代戴上“右派”帽子一族，更有文革中產生的“各類分子”一群，他們對知青是友好的。我們一接觸，往往會有人提醒，此人犯什麼錯誤，遠離為好。久而久之，在與他們交往中，我發覺他們有文化，有經歷，更有悲慘的家庭遭遇——個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有時也會勾起我對家庭境遇的同感。

人總是有感情的，熟識後我在他們那兒索取到一些民國時期的線裝本武俠小說，有《三俠五義》《小五義》《彭公案》等，那個年代有書看就是最大的幸福，這些書陪我熬過了許多空虛的時光。

我得閒時，特別是晚上，是靠一臺半導體收音機陪伴的，對知青來說那就是他們的奢侈品。說實話，夜深人靜時，我時常會聽美國之音、臺灣之聲、BBC中文廣播，其實當中的文化、音樂節目我很喜歡，而其時的一些政治渲染早已灰飛煙滅。

《新華字典》《成語詞典》則陪伴我插隊生活的始終，放在枕邊，隨時翻閱。今天我書寫繁體字與識別繁體字的能力就是那時積累的。

三．從六分到九點七分

那是段名著都被淪為禁書的年代。受家庭影響，我從小愛看書，幼時對《三國》、《水滸》、《楊家將》等中國傳統文化的連環畫愛不釋手。

十一歲遭遇文革，家裡那麼多文史哲書都被查封上繳。我還為紅衛兵充當自家書籍的搬運工。家父是研究歷史的，一次抄家的紅衛兵拿出一本史書，翻到有蔣介石相片的一頁，責問父親為何不在上面打×，隨即令我父親跪下認罪，這一幕令我義憤填膺。我悄悄地將抄家運送書籍的黃魚車汽門芯給拔了，不想被他們發覺，遭來了狠狠的耳光及跪罰。我永遠記住了打我的那張臉。多年後插隊返滬，在華師大校園裡認出了那張臉，我迎著那人用肩撞向他，我準備打鬥，但那人卻一聲不吭地望著我迅即離去。

那些年，回上海就是找書看，特別找禁書看。期間兩本書對我影響很大：一是《基督山恩仇記》；二是《紅與黑》。前者的主人公愛德蒙鄧蒂斯那種堅韌不拔、忍辱負重，被囚禁在孤島上卻心境堅忍，以等待與希望的信念，最終走出囚籠成為富翁，一直使我欽佩敬仰。而後者的主角少年於連狂妄的個人英雄主義，尤其是桀驁不馴、我行我素的行事風格更令我五體投地。

儘管我小，卻在知青中有一定的煽動力。回到江西閒時，我會召集知青們聚在一起，把這些閱讀的小說以講故事的方式，再加上共同的境遇，編織在一起傳播給大家。令人記憶猶新的是：在講《基督山恩仇記》時，從伯爵——囚徒——富翁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中，使知青們如痴如醉，他們被我繪聲繪色的講述落入自己現狀的情感之中，那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每到此時，我都會“賣關子”，且聽下回分解，我的停頓，換來的結果是遞煙、倒水、下麵條。我儼然是個故事家，至今想來仍有小小的滿足感。

到了一九七五年後，知青隊伍逐漸減少，感覺三五年鍛鍊後即會返城的人，忍受不了不知何時是個盡頭，紛紛出走。找些病因回城的、更有主動致殘的，當兵的、去縣城工廠的，女孩子嫁給當地老師、赤腳醫生的也不是個別。

那年月，有了不考試選送讀書的機遇。握權者與知青間就有了交易。送塊上海牌手錶，足以使你成為工農兵學員。

等待與希望，一直激勵我繼續留守。期間也有機會，水利電力學校、贛州消防兵都有過誘惑。我沒動搖，一直堅守到一九七九年的知青返城。

三．從六分到九點七分

美酒出黔川，贛中有好酒。四特酒、李渡高梁、臨川大麴就是江西酒的佼佼者，臨川也是出好酒的地方。農村飲的酒源自古老的釀造方式，用稻穀、糯米自釀。一種是白酒，一種是水酒。去農村前我沒有沾過一滴酒，只知酒不是好東西。

江西的農村凡逢作壽上樑、婚嫁喪娶，總要宴請。娶媳婦吃三天，嫁閨女備一餐；高壽大宴，上樑必酒；兒子滿月有請，女兒足月無聲。參加任何宴請，親朋好友是首選，此外就是一戶一人，當然就是男主人戶主。男主人外出，多由兒子頂替。集體戶也算一戶，我就是當然的參加者。

記得第一次受邀參加的是位老俵五十大壽，恰逢夏季中午，剛收工回來便趕去解饞。水酒又甜又涼，好喝解渴，不懂規矩，不知酒力，我一氣喝了十二大碗，沒多久，就躺倒了，被老鄉扛回了駐地。事後，老俵誇我好酒量，居然沒吐。這就是我十五歲第一次嘗酒的後果。

第一次酒醉之後，我企盼著同樣的機會，倒不是好酒，是想練練自己的酒量有多大。但懂得了一點道理，參加這樣的宴請要備禮，送一條二元二角的“歡騰”香菸已是厚禮。

逐年累月喝酒的經歷多了，酒文化、酒規矩、猜拳行令、借酒發洩，我的酒量漸長，白酒興起時能喝半斤八兩。穀子吊的酒，味正清醇，一擔稻穀能釀二十斤白酒。每年吊上一擔穀子酒，來友喝、興時喝、累了喝、悶時喝，喝出了孤獨的自斟。此時的境界已至唯有酒是好東西，一碗醃菜，一把炒豆，一碟蘿蔔，就著下酒已很滿足。

我在神岺過了兩個年，才知那是天天喝酒的時節。從小年二十九到正月十五，要想喝酒，總能找到人家。拜謁父母，走親訪友，要找能喝的陪酒，我便成為首選的物件。

冬日冰點以下，就個炭盆，燉上狗肉，從中午到夜晚，划拳行令，輪番上場，倒下醒酒再上，酒吐桌下狗也醉。那種情景，我已是個純粹的農民。

依仗那些年打下的酒基礎，後來我在從業的過程中，走南闖北，以酒風正、酒量佳待人交友，得到的褒獎都是：你不是上海人。

四．從養雞到連窩端

剛下農村時，我們這些十六七歲的少年男女，對異性沒有好奇，有的只是戒備。即使步入青春期，受大環境的影響，也多表露害羞壓抑。

田間地頭，挖渠修路，上山砍柴，水庫工地，與農民的交流，成了我們這些無知少年對兩性和生理知識的啟蒙。休工時男人們抽上一袋黃煙，話匣子離不開：造房子、娶媳婦、家長裡短。而兩性話題總有說不完的故事。“偷人”：專指已婚婦女和外人好上了，具有濃烈的男尊女卑。“破壞軍婚”是彼時農村發生比例較高的案件，多處極刑槍斃。農村的男孩子能去當兵是那個年代最好的唯一出路，他們大多匆匆完婚，穿上軍裝。一是為少出聘金，二是隨長輩願望。而長短兩三年的兵役期，探親的機遇很少。於是乎，好事的男人就會乘虛而入，如此鋌而走險，自食惡果背上個吃槍子的死鬼也就罷了。但卻有不少女子，丈夫當兵去，她們守不住，主動去勾引男子，製造的冤魂亦不在少數。

起初我們聞聽赤裸裸的兩性語言，多會離開，日積月累，也就習以為常了。農村的少女未婚時，著衣裳再舊再破不能露肉，成婚生孩子後，在眾人面前，裸胸露懷，也不遮掩。鄉下沒有嫁不出去的女子，卻有永遠娶不進妻的單身漢。鰥夫寡婦最為可憐，總是眾人的笑柄。最最可悲的是父系母系堂表兄妹之間近親婚姻，所謂親上加親的愚昧，造就了不少低能弱智人口。

年復一年，知青的兩性世界有所展示。耐不住寂寞的，兩人住在一起同居。頂不住艱苦環境，經不起農村有為青年進攻的女孩，隨人為婦。鮮有知青男孩找農家女孩成親的例項。

冬季興修水庫的工地，清一色的精壯男子日夜勞作。忽見一位女子挑著擔蘿蔔送來工地，大家不約而同地停下手頭活，兩眼齊刷刷地盯著她。我一看是個麻臉女子，但是眾人仍然沒有恢復幹活的跡象，倏忽一句“看到女麻子都喜歡”，引來了發自男人心脾的奸笑。

四．從養雞到連窩端

我們集體戶的一位女孩，在下鄉的第二年作出了一件讓知青們感到震驚的舉動，以血書“紮根農村一輩子”表決心，引來了公社“五七”大軍辦公室的表彰。不久她就入了黨，成為知青學習的榜樣，此事知青們多猜測、質疑。可是沒過一年，她卻以胃竇炎為由，第一個辦了病退返城。這無疑給知青群體本就驛動的心，注入了諸多紛雜的謀略與企圖。

沒有多久，小小的五人集體戶，陸續創造了截然不同離走的路徑。一位性格內向瘦弱的男孩，其母親為了他，從上海工廠自願遷往江西蓮花縣的協辦廠，以此解決兒子一起入廠的要求。這是我最為感動和羨慕的離走。母愛的博大無私永恆閃爍，它也又一次觸痛了我的心。另一位與我關係較好的男孩，走上了棄農從戎的路，這是一條知青離開所選較多的路。多年後他在一家國營外貿公司從事黨務工作，算是群體中的幸運者。還有一位女孩，憑著聰慧善交的能力，去了公社中學教初中語文，也算是尋找到一條擺脫困境的路。日後返城她去了工商銀行，現早已內退，日子還算不錯。

六年後我成了集體戶的唯一留守者。同來的腳步何等一致，而離開的路徑各自不同。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五人中的兩位偶有聯絡，也是多年未見。而另兩位，自從離開神岺村就從未謀面，想來總是殊途同歸，回到了這個紛繁的大都市。無論在哪個角落，生存尚會有艱難，我都祝福他們。但是我們不該忘記贛東鄉間長眠三十餘年的三位女知青同胞，無助無意無知間，生命被掠奪。一位因暴雨當晚執意要從公社趕回生產隊後受涼引致白喉病故去，另兩位則因吃南瓜加入過量糖精片而中毒身亡。

五．“敵臺”與字典

進入一九七八年，時局已變。那年的十月，雲南的上萬知青，有北京、上海、重慶、昆明的在昆明集體絕食臥軌。這“揭竿而起”的行動，驚動了“朝廷”。聽說建國時的封疆大吏“王鬍子”，親自赴滇平息事態並深入知青集中的駐地瞭解實情。

尚存的留守知青與家長親友們奔走相告，到處打探來自北京的訊息。囿於社會民心對那場知青運動的不解與同情，各方推力終始“政策與策略是黨的生命”作出了知青返城的號令，時間應是一九七八年歲末。誰是最後的決策者，我們自然不得而知。那一刻，天南地北的知青都哭了，為自己，為父母，還是為國家的命運。

陽春三月，又是同樣的時節，整整九年十個年頭，我從上海去贛辦理返城手續。不知何故，此時油然而起的是一種眷戀，長於斯，煉於斯，苦於斯，自少年而成人。

就是這片土地，讓我懂得了社會、甘苦、做人、為人、處世，或許它就是人生的財富。

我再次爬上拖拉機，帶著僅有的家當樟木箱，緩緩地遠去時，我的眼睛溼潤了。蛙鳴蟬噥，牛哞狗吠，一起在腦際交響。而我的眼前浮現出的紅花紫、油菜黃、杜鵑紅交織成色彩斑瀾的美麗景象……

二十五年後，當我再次踏上那片土地時，是為了籌建南昌分行而去。聽說我曾在臨川插隊九年，江西的人們給了我很多幫助。現在那間分行小有建樹，也算是一種情懷與寄託。

五．“敵臺”與字典

四十年後的此時，我對那九年曾經擁有過的插隊生涯，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思緒萬千……存與亡、愛與恨、利與弊已無意義，對於那場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運動早有評判。今天世界各國政府對於菲利普斯曲線基本原理的核心——就業，高度重視，備感壓力。而那一場偉人制造的運動，權作為下鄉也是就業的解釋，不無道理。作為親身經歷的我，只求真實地記錄表達自己及同歷人的境遇。

作者：陳辛

上海知青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