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丨《大變法》：一場變法打破君臣共治

三冗兩積是什麼意思

一、宋神宗謀求變法，併為此做了精心準備。

太平天子：公元1067年，宋神宗趙頊登基，成為北宋第六位皇帝。此時，距開國已經一百多年，經過真宗、仁宗等幾任皇帝的治理，北宋社會穩定，號稱“百年無事”。

危機四伏：三冗兩積。

三冗指冗兵、冗官和冗費，意思是北宋的軍人和官員數量太多了，為了養活他們，朝廷不得不花費鉅額錢財，導致財政嚴重超支。久而久之，形成兩積，也就是積貧積弱。宋神宗繼位時，儘快解決三冗兩積，已經是朝野共識。

三冗產生：

冗兵

。

宋太祖

趙匡胤靠禁軍將領的擁戴，發動陳橋兵變，篡奪了北周政權。宋朝建立後，宋太祖罷免了禁軍將領，禁軍歸皇帝親自統率。為防止地方割據，宋太祖又將宋軍分成禁軍和廂軍。禁軍相當於中央軍，士兵是從全國各地抽調的精壯男子，待遇好、裝備好；剩下的老弱病殘則組成廂軍，負責地方治安。結果廂軍太弱，禁軍數量龐大，導致系統不暢、人浮於事。所有軍隊戰鬥力不足，作為對策，北宋開始增兵。北宋初年全國總兵員22萬，真宗時達到91萬，仁宗時激增至126萬。可軍隊的戰鬥力，不是靠人數堆出來的。盲目增兵的結果，是陷入人越多、戰鬥力越弱的惡性迴圈。這就是冗兵的由來。

冗官

。宋代的政治體制，帶有鮮明的分權特色，例如，行政事務歸中書管，兵權給樞密院，財政則由三司主管。這些部門的主官都叫宰相，所以在宋代，同時期的宰相不只一個，而是好幾個。此外，皇帝還單獨設立參知政事一職，作為副宰相，進一步分散了宰相們的權力。

這種疊床架屋的設計，雖然成功避免了權臣把持朝政的局面，但需要大量官員填充各個崗位。這導致官僚集團急劇膨脹。據統計，從北宋初年到宋仁宗時期，官員增長了整整5倍。

冗官加上冗兵

，致使財政吃緊，朝廷不得不增加稅賦，變著法搜刮民間財富。這又造成了“冗費”問題。宋太宗時，北宋的稅賦就已達到唐朝的兩倍，後來更是超過7倍之多。

慶曆新政失敗

：朝廷上下早有認識，也進行過一些改革。宋真宗時，曾一次性淘汰19萬5千名冗官；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等人，推動慶曆新政。但因為牽涉眾多，特別是損害了文官的利益，改革最終夭折。

宋神宗登基時年方十九歲，風華正茂、躊躇滿志，絕不甘心祖宗基業就這樣敗壞下去。宋神宗下詔，要求全國官吏上書直言。一時間，意見紛至沓來。

其中有兩個人引起了神宗的特別關注。

一是司馬光。

早在仁宗時期，司馬光就多次上書，指出官員生活奢靡、農民負擔沉重。這次，他針對官員待遇太優厚、皇室開銷過度、軍隊雜而不精等老毛病，做了深度剖析。司馬光態度誠懇、建議中肯，很觸動神宗。

另一位就是王安石

。同樣是在仁宗朝，王安石寫過一份萬言書，提出“變風俗，主法度”的主張。當時還是個孩子的神宗，被王安石的犀利言辭和深邃思想感染。繼位後，神宗命命還在江寧任職的王安石進京彙報。幾次對談，他為王安石的見識和氣度所折服，感到這正是變法需要的人才。

於是，宋神宗任命王安石和司馬光同為翰林學士。翰林學士是當宰相的必經之路，可見，宋神宗準備重用這兩個人。在他看來，王安石有衝勁、司馬光穩重，正好互補。可最終，主持變法的是王安石，司馬光被邊緣化，後來還成為反對派領袖。

王安石

1068年秋，河北暴雨成災，缺糧嚴重，可朝廷撥不出錢賑災。司馬光趁機提出，歷年來朝廷給官員的賞賜太多了，應當減少，以節約開支。王安石表示反對。理由是，這是治標不治本，更重要的是開拓財源，增加財政收入。如果稅賦充足，給官員點賞賜，又算什麼呢？

看起來，他們是在爭論要不要削減賞賜的問題，實際上，暴露出雙方對改革的方向，有截然不同的認識——司馬光主張節流，王安石主張開源。宋神宗站在王安石一邊，定下基調：開拓財源，增加財政收入。

雙方理念衝突：

公元1069年，王安石擔任參知政事，同時成立制置三司條例司。這個機構相當於改革委員會，負責制定和頒佈法令、條例，同時凌駕在原有的財政機構之上，負責財務整理預算，是變法的指揮機關。王安石立刻將呂惠卿、章惇、曾布等力主變法的官員，吸收了進來。

變法開始：

這個階段的時間跨度從1069年到1076年，歷時7年。這7年裡，變法派制定和頒佈了大量法令。這些法令大致可以分成兩類。

第二部分：王安石推行變法並且招來爭議。

顧名思義，以增加財政收入為首要目的。其中最典型的，要數青苗法和免役法。

第一類叫做富國之法。

。它針對的，是富豪利用高利貸兼併土地的問題。青苗法規定，每年的夏天和秋天，官府以官方倉庫中的錢穀為本金，給困難農戶發放貸款。官府只收取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利息，比利率高達70%以上的高利貸便宜多了。這樣一來，農戶不用借高利貸，官府則獲得了利息，一舉兩得。

青苗法又稱常平法

北宋制度，農戶要服徭役，為官府提供免費勞動。但富豪有特權，能免除徭役。免役法廢除了徭役，實行“免役納錢”，允許所有農戶，無論貧富，都可以出錢替代勞役。此舉將勞動貨幣化，開闢了新財源。

效果：青苗法和免役法對財政收入的提升非常顯著。據統計，青苗法每年為朝廷帶來300萬貫的利息收入，免役法更是每年創收1870多萬貫。換言之，僅僅靠這兩項政策，就足夠彌補財政赤字了。

第二類措施：強兵之術。主要是兩條法令：保甲法和將兵法。

保甲法：每十戶農家為一保、五十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每戶有兩名壯丁的，抽取一人為保丁，製備刀槍、弓箭，在保長的帶領下學習武藝。保長還要組織保丁在鄉間巡邏，發現盜竊、搶劫、兇殺等案件，應及時處置、上報官府。

保甲法的實質是讓農民接受軍訓，一旦發生戰爭，就入伍參戰。保甲法實施後，全國保丁多達56萬。他們平日務農、閒暇軍訓，並不增加軍費。這等於為朝廷創造了一支低成本的預備役部隊。在保甲法建立的同時，北宋朝廷開始壓縮軍隊規模，前後裁汰的禁軍和廂軍達30萬人。

將兵法：為避免武將擁兵自重，北宋實行更戍法：士兵定期更換戍守的駐地，將領並不隨之流動，而是接管新兵。這導致將領和士兵互不熟悉，嚴重損害指揮效率。為此，王安石用將兵法替代更戍法，讓有經驗的軍官，負責本單位的訓練，做到兵將熟識，作戰時能擰成一股繩。

當時對北宋構成威脅的，是活躍於西北地區的西夏。宋軍和西夏交過幾次手，連戰連敗。宋神宗登基之初，宋軍取得了一次小勝。這鼓舞了宋神宗，他開始謀劃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此時，司理參軍王韶提出“收復河湟，招撫羌人，孤立西夏”的戰略。河湟位於今青海省東部，北邊與西夏接壤。自唐代安史之亂以來，河湟被吐蕃（bō）佔據，還散落著不少羌人部落。王韶指出，只要收復河湟，宋軍就能從東面和南面，對西夏形成夾擊之勢。

宋神宗採納了王韶的建議，命他主持戰事。經過精心準備，公元1073年，王韶率軍攻克重鎮河州，斬首數千，俘獲牛馬羊數萬頭。第二年，王韶擊退吐蕃反攻，並招降羌人30餘萬，闢地2000多里。北宋收復了河湟地區。這是北宋軍事史上少見的大勝，為日後西夏稱臣，奠定了基礎。

免役法。

在反對派看來，變法的輝煌業績非常可疑。其中，富國之法遭到的質疑最強烈。司馬光指出，天下財富就那麼多，不在民間，就在朝廷。變法後財政收入劇增，只能說明，朝廷從民間攫取了更多財富。因此變法的本質，是官府加重對民眾的盤剝。

農業社會的財富主要來自土地產出，而這是相對固定的，因此社會的財富總量，通常維持在一個大致的水平線上。北宋沒有發生過科技革命，生產力不會突飛猛進。在這種情況下，財富總量的增長是有限的。那麼財政收入劇增，只能像司馬光說的那樣，取之於民。

本書作者研究後指出，變法針對的民眾，恰好處在社會等級的兩端，即上等富戶和下等貧民。

以青苗法為例。前面講過，青苗法的作用，是官府提供低息貸款，免得貧困農戶向富豪借高利貸。其實質，是官方直接介入民間借貸市場，親自當債主。這位債主憑藉強勢的官方背景，從富豪手中，搶走了高利貸這塊肥肉。

官府一旦變身為債主，就有了逐利動機。多貸一分錢，就多收一分錢利息，所以哪怕是風調雨順的年景，官府也逼迫農戶貸款。到期還不出，農戶就只能再向富豪借高利貸。青苗法一推廣，弊病就層出不窮。當時管理山東青州的歐陽修，喊停了轄區內的青苗法工作，並上書朝廷，痛斥此舉是官府“放債取利”，應當廢止。

變法帶來的爭議：

。免役法實施前，上等富戶不服徭役，而貧困農戶的勞動量，也能得到地方官府的減免。此外，單身漢、寡婦等也都能免除勞役。可免役法一刀切，要求所有人都繳納免役錢，這變相擴大了繳稅人口的基數。

表面看，下等貧民承擔的免役錢，比富戶少得多，負擔不重。可實際操作中，官府催逼、層層加碼的現象普遍存在。一些貧困戶只好殺掉耕地的牛，用賣牛肉所得繳免役錢。有的農民逼急了，推倒自己的屋子，賤賣木料，才湊夠這筆錢。

免役法的效果類似

該法規定，朝廷在汴京、杭州、揚州等重要城市設立一個叫市易務的機構。平時，市易務收購滯銷貨物，等市場有需要，商人以產業或金銀作抵押，從市易務取得貨物去售賣。此舉的目的，是防止大商人壟斷，攫取超額利潤。

可問題是：

市易法，即市場交易法，掏的就是工商業者的腰包。

，市易務說了算。結果，從食鹽、茶葉、鐵器，到梳子、麻布、果子，市易務全都要收。也就是說，官府自己搞起了壟斷。超額利潤並沒有消失，只是從大商人的口袋，轉入官府的口袋。樞密使文彥博憤怒地說，市易務與民爭利，簡直下賤。連支援變法的蘇轍都看不下去了。他上書朝廷，說市易務在全國各地收購貨物、發放貸款，把小工商業者逼入了絕境。

據統計，到宋神宗末年，商人們欠市易務利息921萬餘貫。其中絕大部分是小商販。朝廷的財政增長來自何處，一清二楚。

變法的後果是明顯的：富了國庫，窮了百姓。這引起了強烈批評。事情明擺著：變法搞得民怨沸騰，必須調整。

什麼叫滯銷貨物

第三部分，宋神宗決定，拋開變法派，走到前臺，親自掌舵。時間跨度從1076年底到1085年。

1076年底，飽受抨擊的王安石辭職退休。此後，接任的呂惠卿被免職外放，變法派的另一員干將章惇也遭到撤職，離開汴京。

驅逐變法派：

他就將反對派的主要人物，文彥博、司馬光、歐陽修等統統貶斥。

打擊反對派：

1079年，多次批評變法的蘇軾外放湖州。到任後，他上了一道謝表，字裡行間流露出怨念。這可讓御史抓住了把柄。他們從挑出若干字句，再結合蘇軾平時的詩作，斷章取義，說他早就心懷不滿，寫詩惡毒攻擊變法。宋神宗下令將蘇軾關進御史臺的牢獄，等候審理。御史臺又叫烏臺，所以此案被稱為“烏臺詩案”。妥妥的文字獄。

宋朝優待士大夫，宋太祖還定下“不以言罪人”的規矩。所以100多年來，還沒有士大夫受到如此對待。官僚集團反彈強烈，批評聲紛至沓來。連已經退休的王安石都表示，這麼做要不得。宋神宗頂住壓力，把蘇軾關了整整130天才放出來。他就是要殺雞儆猴，讓反對派閉嘴。

宋神宗將變法派陸續調回中央，擔任要職。不過，宰相的職位，他交給了王珪（gǖi）。史書記載，王珪的為官之道是：取聖旨、領聖旨、得聖旨，人稱“三旨相公”。他善於和稀泥，很好駕馭。就是這麼個庸才，成了宋神宗擺在前臺的工具人，幹了近十年宰相，至死方休。

烏臺詩案：

改革官制。由於當時的年號為元豐，所以史稱“元豐改制”。前面講過，北宋的冗官現象十分突出，而冗官的根源，在於機構和崗位的重疊。因此，元豐改制對一些名不副實的機構和崗位，進行裁撤。同時明確規定了每個機構的官員數量，不許超標。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冗官，節約了開支。

可另一方面，行政事務的處理流程，卻變複雜了。從前，文書由宰相批准，直接交給相關部門執行。改制後，文書要層層報批，還得來回稽核，搞得複雜無比，嚴重影響行政效率。這是幹嘛呢？作者指出，宋神宗的目的，是讓官僚集團陷入繁瑣的日常性事務，而這有利於皇帝的專斷獨裁。

這說明，宋神宗要親自部署、親自推動變法。

對於弊端，他做了微調。比如青苗法，嚴禁強迫農戶貸款。遇到災荒，政府的救濟要跟上，免得農戶靠借貸度過難關。又如市易法，免除了相當一部分小工商業者的利息，減輕他們的負擔。

不過，這些微調更多是做做樣子，在很多方面，變法其實是變本加厲了。舉個例子。改革後的青苗法，規定政府在災荒之年必須賑災。那用來賑災的糧食打哪兒來呢？朝廷的辦法是設定義倉，要求農民繳納完糧稅後，再拿出一部分交義倉儲存，待荒年發放出來。這變著法增加了賦稅

免役法也是這樣。一方面降低免役錢，可另一方面，原本不需要繳納的城市小商戶，也被納入徵收範圍。所以朝廷收到免役錢，比從前還多了30%。

專賣制度也得到了加強。私人售賣茶、酒、鹽、明礬、香料等都被禁止，老百姓只能去官府專營的商鋪購買。朝廷藉此獲取暴利。僅茶稅一項，就由從前的40萬貫，猛漲至300萬貫，翻了7。5倍之多。朝廷還在山東、江蘇等地徵收生鐵，由官府鍛造成鐵器賣給百姓，從中牟利。

此外，宋神宗還推出一些新法令，攫取民間財富。比如保馬法規定，城鎮家庭，家產達到3000貫的；鄉村家庭，家產達到5000貫的，都要養馬一匹，供朝廷使用。這是把應當由國家支付的費用，分攤到老百姓頭上。

經過這一輪調整，民眾的負擔不減反增。元豐年間，神宗先後建了52座庫房，存放變法所得，號稱“元豐庫”。據北宋官方統計，元豐庫存有錢財5000萬貫、稻穀2800萬石（dàn），另有布帛上千萬匹，足夠朝廷用上二十年。

直接處理變法的具體措施。

宋神宗是一個不甘於平庸的皇帝，開疆拓土是他的理想。而這需要強大的財力支撐。此前，北宋收復河湟地區，對西夏形成了巨大威脅。之後宋神宗一直在養精蓄銳。在透過新一輪變法，獲取鉅額財富後，他再度出擊。這一次，宋神宗決心消滅西夏。

從1081年開始，北宋同西夏打了三年多。結果連遭慘敗，前後損失了60多萬人。所謂強兵，淪為了一場空談。這對宋神宗的身心，都造成了沉重打擊。1085年4月，宋神宗帶著無邊的遺憾，撒手人寰，年僅38歲。

宋神宗的動機：

第一，變法具有必然性。經過100多年演變，到宋神宗登基，北宋從政治軍事到經濟民生，都是弊病叢生，而且這不是小修小補能解決的，必須進行大規模改革。所以變法是必然的，也是朝野共識。問題是怎麼變。

變法的三點觀察：

司馬光主張精簡機構，裁汰冗官、冗兵，削減財政支出。同時放松管制，鼓勵民間發展經濟。這樣民眾富裕了，朝廷的稅收也增加了，一舉兩得。所以，司馬光並不像通常所認為的，是頑固的保守派。他不反對變法，他反對的是朝廷變身賺錢機器，與民爭利。這從根本上講，也不利於長治久安。

可變法，偏偏就朝著司馬光擔憂的方向發展。像青苗法、市易法，都是要讓官府成為盈利機構。於是，官府的目標不再是提供公共服務，而是用權力壟斷市場，賺取超額利潤。這就把民間工商業者逼得沒了活路，其實是在扼殺商品經濟，是一種歷史倒退。

第三點，變法把皇權也打造成了一架斂財機器。

透過變法得來的錢財，進的不是國庫，而是宋神宗的私人金庫——內藏庫。前面講的元豐庫，就屬於這個性質。所謂富國，富的，其實是皇帝的腰包。

既然是皇帝私產，這筆錢怎麼用，就取決於皇帝的個人意志。宋神宗是有志向的人，生活也比較節儉，這筆錢，主要用在於支付軍費、彌補財政赤字，算是用在正道上。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的畫風，可就不一樣了。

宋徽宗打著變法的旗號大肆斂財，搜刮民脂民膏，用來興建宮殿、花園，享受奢華生活。北宋末年金兵攻陷汴京，僅從皇宮中掠奪的財物，就裝滿了1000多輛大車。可見宋徽宗對民間的剝奪，到了何等地步。可話說來，這個潘多拉魔盒，是宋神宗開啟的。

這就要說到第二點，朝廷在變法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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