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鏑｜工作和戀愛一樣，最怕這三個字

作者 | 王楠

工作和戀愛一樣，最怕三個字：

不合適。

心懷夢想卻夠不到心中的“月亮”、不屑“六便士”的面值太小、頻繁換工作卻找不到屬於自己的“賽道”……

究竟怎樣的工作，才算滿意？

在你心中，什麼是“滿意”的工作？

前段時間，三聯生活週刊釋出《北大博士自述：當中學老師後，我與世界和解了》一文，講述了北大女博士盈盈在理想與現實發生衝突時的人生選擇，以及她所認為的“滿意”的工作。

學習天賦很高的盈盈，帶著數學家的夢想被保送到北大數學學院。

她覺得數學是一項偉大的人類精神事業，“我也想要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哪怕只是一塊磚。”

來到北大數院後，盈盈學得很認真，但成績勉強達到中等偏上水平。

在意識到她並不適合、也沒有能力成為一名數學家時，盈盈轉入了人文學院，但結果卻似曾相識。一如曾經研究數學那樣，到博士三年級，她再次發現，她並沒有那麼適合做學術。

在寫博士論文時，意義感的缺失每天都撞擊著盈盈，腦子止不住地產生疑問：“我每天寫的東西，在這個世界上，有幾個人會看呢？”

當時，她甚至慢慢地產生了一種脫離世界的感覺。

“那個時候，我特別迫切地想要去接觸世界，與世界產生切身的聯結。”

也是在這個時候，盈盈有了做中學老師的想法，因為她相信做老師可以真正直接地去影響一些人。

在北大讀書的時候，盈盈曾經有過比較嚴重的失眠、焦慮，但現在，已經成為一名教師的她，每天一沾枕頭就著，睡著了連夢都不做。

對於盈盈來說，在教師的工作中，她感受到自己和這個世界有了真實的聯絡。自己在講臺上的“輸出”可以切實影響到學生，這給盈盈帶來了很大的成就感和意義感。

所以，

“適合”自己的工作，才是最“滿意”的工作。

當在不瞭解自己與目前職業是否相匹配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像盈盈那樣敢於嘗試不同“賽道”，去找到真正能給我們帶來生命力的事情。

如果此時的你，在追夢的路上越來越遠，發現與理想工作不匹配，及時“轉向”，在其他職業中實現自己的工作價值也未嘗不可。

《放課後蘇打日和 特別版》劇照

無論如何，我們都終將以自己的方式過完這一生。

或許我們的選擇在別人看來是“大材小用”、“普通平凡”，但“滿意”的工作本身就不一定是宏大的理想和目標，只要自己能夠享受其中，能夠給自己帶來成就感，做什麼都好。

“成就感”由何而來？

北野武曾在《北野武的小酒館》中寫到：“雖然辛苦，我還是會選擇那種滾燙的人生。”

滾燙的人生是自己對生活持續充滿激情，這種源源不斷的激情就是用“辛苦”換來的“成就感”。

“成就感”雖然是一種感覺，但社會貢獻率、工作舒適度、價值感、存在感、人際關係……這些因素都在或多或少的影響著“成就感”。

美國行為科學家赫茨伯格在1959年提出了“激勵-保健雙因素理論”：一個人的工作動力或效果同時受滿意因素、不滿意因素影響。

該理論認為，引起人們工作動機的因素主要有兩個： 一是激勵因素，二是保健因素。激勵因素是人類不斷髮展和成長的需求，只有激勵因素才能夠給人們帶來滿意感；保健因素是人類避開和免除痛苦的需求，保健因素只能消除人們的不滿，但不會帶來滿意感。

在雙因素理論中，工作成就感屬於激勵因素。

在工作中，我們需要獲得完成工作本身帶來的認可、成就和對工作的責任，因為這些因素能夠賦予我們愉快或者成功的感覺，讓我們對工作再次產生積極感情。

如此迴圈往復，激勵我們更努力地在工作崗位上獲取成就。

很大一部分人把賺錢定義為工作的目標，不可否認，這也是獲得成就感的一種方式，但一份職業如果只是賺錢的渠道，那我們的人生中將會有很大一部分時間在迷茫和焦慮中度過。

因為在工作中不斷滿足自我成長需求而獲得的成就感，才是工作給我們帶來的無形而又重要無比的價值。

找不到“適合”的工作？

“適合”自己的工作，可能不是我們苦苦追尋的高高在上的“月亮”，也不是彎下腰就觸手可得的“六便士”，而是在飛黃騰達和窮困潦倒之間的縫隙中。

村上春樹在他的書《我的職業是小說家》裡提到了“縫隙生存”這個概念。村上對縫隙的描述是這樣的：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場所呢？

就是個人與體系能自由地相互活動、穩妥地協商、找出對各自最有效的接觸面的場所。

換言之，就是每個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舒展四肢、從容不迫地呼吸的空間，是一個遠離了制度、等級、效率、欺凌這些東西的場所。簡單地說，那是個溫暖的臨時避難所，誰都可以自由地進入，自由地離開。

說來就是‘個體’與‘共同體’徐緩的中間地帶。每個人自己決定要在其中佔據什麼位置。”

村上春樹認為做一個普通人，無論開酒吧，開書店，當自由作者，都可以叫做縫隙生存。村上說：“整個世間好像還有不少類似‘縫隙’的地方，只要走運，找到適合自己的‘縫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

如果現在的你還沒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不妨試試村上的縫隙生存理論，自己用心感受，摸索尋找屬於自己的那條“縫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