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豐：邦國來朝？——臺北故宮藏職貢圖題材的國家排序

貢地域圖是誰提出來的

南北朝時期政治上權力更迭頻繁，文化上則呈現出多元化的傾向，江左政權與北族南夷的交流並未因政權的更替而出現中斷。相反，他們之間互動頻頻，交往程度超乎想象。最能體現南朝與周邊國家、部族互動關係的形象材料，莫過於《職貢圖》。而最為著名的《職貢圖》又莫過於傳為梁元帝蕭繹模本的舊藏南京博物院宋本，此本為學界所熟知。［1］其實故宮博物院所藏傳為閻立本《王會圖》和南唐顧德謙摹本《梁元帝蕃客圖》，或許是另外類似的傳摹本，值得進一步關注。它們在國、族名稱方面的一些特徵顯示出與傳為梁元帝《職貢圖》有某種承襲關係。仔細地評判畫面中的人物和代表國順序，有助於我們瞭解繪畫製作時期的國際政治關係，進一步印證繪製者的所謂職貢題材，是現實的描繪，還是其心中的幻象。

一、臺北故宮藏兩種職貢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傳閻立本紙本《王會圖》，［2］全捲尺寸為238。6×28釐米。引首“乾隆御筆”行書題“重譯共球”四字，鈐有“幾暇鑑賞之璽”和“乾隆宸翰”二印。畫幅中有二十四國，第一幅方框榜題只殘存一字“虜□”，依次為“芮芮國”、“波斯國”、“百濟國”、“胡密丹”、“白題國”、“靺國”、“中天竺”、“獅子國”、“北天竺”、“謁盤陀”、“武興國”、“龜茲國”、“倭國”、“高麗國”、“于闐國”、“新羅國”、“宕昌國”、“狼牙修”、“鄧至國”、“周古柯”、“阿跋檀”、“建平蠻”、“女蜑國”。除第一幅“虜國”，有一主二隨從外，其餘諸國為一人，共有二十六人。榜題長方形、紅框、粉紅底，正楷墨書（圖1）。

圖1 唐閻立本 王會圖 臺北故宮藏

拖尾有一段跋語：

古先哲王，區分中外，重譯來王，厥德乃大。成周之隆，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鎬宮。丕承武王，垂拱而治。爰作王會，貽法厥世。日蜮月螖，桂海冰天。踰沙軼幕，叩關請前。火齊錯落，浮琛沉羽。道路如織，歸我天府。春王三朝，九夷賓將，庭燎晰晰，璧王華光。削衽解辮，十百其耦。象胥舌人，繽相先後。施於後世，爰及有唐。貞觀之治，洽於要荒。朝貢紛紜，服章詭異。惟天可汗，是依是庇。乃詔曲臺，乃命鴻臚，乃命良工，繪《王會圖》。咫尺滇池，跬步瀚海。狼居□堆，沃沒揜靄。丹厓（崖）礫石，黑水流澌。一幅之間，氣候屢移。龜茲之樂（樂），巴渝之舞，登於縑素，騫其欲舉。昭揭邃宇，以遠休聲，群公縱觀，劍佩鏘鳴。維圖之設，有勸有戒。惇德允元，蠻夷冠帶。聖皇鑑此，無怠無荒。日益月增，山梯海航。《王會》未書，《職貢》莫論。時而之，以對嘉趾。右餘館試《王會圖贊》，吳君攜此卷請書，聊為書之。損庵堂。

跋語後有“王宇泰氏”四字印。題跋行草書寫就。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梁元帝蕃客入朝圖》［3］，紙本，高26。8釐米，橫長531。5釐米。白描圖，引首有乾隆御筆“自文其弱”四字，鈐有“八徵耄念”印。乾隆題行書24行，文雲：

梁圖顧仿猶津逮，婆利龜茲務遠奇。

可笑江南安撮土，魯河南竟入諸夷。

是卷宋理宗題為南唐顧德謙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按《梁書》，武帝時，婆利、龜茲、扶南、高麗等十餘圖（國），有獻方物者；至大同以後全無。且元帝於“侯景之亂”後，已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嶺南為蕭勃所據。詔令所行，不過千里，民戶著藉，不盈三萬。豈尚有番夷朝貢之事。未幾，魏遣於謹會蕭詧代梁，如入無人之境。而元帝臨敵聽講，巡城和詩，愚騃之態，可以概見，何暇繪此圖，誇張遠略哉。圖中所列，仍有魯及河南名目，考吐谷渾居赤水，在河之南，躗以為號。其地近在涼州尚可，然並非外域也。至於卷中所列第一人書“魯”，則《梁書·諸夷傳》，更無假借此名者。豈已少嗥之墟，判為異國，尤不值一噱矣。因閱是卷，並識詩末。

乾隆癸丑新正。

卷首有楷書“梁元帝蕃客入朝圖”八字。其後白描各國人物，為首稱“魯國”，二“芮芮國”，三“河南”，四“中天竺”，五“為國”，六“林邑國”，七“獅子國”，八“北天竺”，九“謁盤陀國”，十“武興國”，十一“宕昌國”，十二“狼牙修國”，十三“鄧至國”，十四“波斯國”，十五“百濟國”，十六“龜茲國”，十七“倭國”，十八“周古柯國”，十九“呵跋檀國”，二十“胡密丹國”，二十一“白題國”，二十二“臨江蠻”，二十三“高麗國”，二十四“高昌國”，二十五“天門蠻”，二十六“建平蠻”，二十七“滑國”，二十八“于闐”，二十九“新羅”，三十“幹陀國”，三十一“扶南國”。

託尾有楷書一行“定為南唐顧德謙所臨”九字。按照《石渠寶笈》的說法，此卷“有長腳封字”，乃賈似道印。［4］託尾下端的小印有點兒模糊。顧德謙為南唐建康人，宋人稱“工畫人物，風神清勁，舉無與比”。南唐後主李煜非常推崇，稱“古有凱之，今有德謙。二姑相望，繼為畫絕矣”。［5］

南唐顧德謙白描本，為紙本銜接，共分為八段，第一段魯國至為國前，共有七人，分別為魯國三人，芮芮國一人，河南一人，中天竺國一人，其後一人題名闕佚。第二段中，為國一人，林邑國一人，獅子國一人，北天竺一人，謁（渴）盤陀國一人，武興番一人，共六人。每段之間銜接處，蓋一長方形小印。第三段很短，只有宕昌國一人，狼牙修國一人，鄧至國一人，共三國使臣。第四段同樣為三國，波斯國一人，百濟國一人，龜茲國一人。第五段，倭國一人，周古柯國一人，呵跋檀國一人，胡密丹國一人，白題國一人，共有五國使者。第六段，臨江蠻一人，後一人題名闕，高麗國一人。第七段，高昌國一人，天門蠻一人，建平蠻一人。第八段，滑國一人，于闐一人，新羅一人，幹陀國一人，扶南國一人，共五人。八段紙張顏色深淺稍有不一，其中第四段、第六段紙色發白黃，其餘略泛黑色（圖2）。

圖2 五代南唐 顧德謙 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 臺北故宮藏

三種《職貢圖》國族名見表一。

表一 三種職貢圖國（族）名錶

傳顧德謙本

傳閻立本本

傳宋摹本［6］

1

魯國

1

虜國

2

芮芮

2

芮芮國

3

河南

4

中天竺國

8

中天竺

5

闕名

6

為國

7

林邑國

8

獅子國

9

獅子國

9

北天竺國

10

北天竺

10

謁（渴）盤陀國

11

渴盤陀

11

武興番

12

武興國

12

宕昌國

18

宕昌國

13

狼牙修國

19

狼牙修

6

狼牙修國使

14

鄧至國

20

鄧至國

7

鄧至國使

15

波斯國

3

波斯國

2

波斯國使

16

百濟國

4

百濟國

3

百濟國使

17

龜茲國

13

龜茲國

4

龜茲國使

18

倭國

14

倭國

5

倭國使

19

周古柯國

21

周古柯

8

周古柯國使

20

呵跋檀國

22

阿跋檀

9

呵跋檀國使

21

胡密丹國

5

胡密丹

10

胡密丹國使

22

白題國

6

百題國

11

白題國使

23

臨江蠻

24

闕名

25

高麗國

15

高麗國

26

高昌國

27

天門蠻

28

建平蠻

23

建平蠻

29

滑國

1

滑國

30

于闐

16

于闐國

31

新羅

17

新羅國

32

幹陀國

33

扶南國

7

靺國

12

末國使

24

女蜑國

二、職貢圖題材的來源

這兩種以描繪外族人形象為主的所謂職貢題材畫，雖有設色與白描的差異，但是榜題國名與人物服飾大體相類似，應該與原藏南京博物院的《職貢圖》宋摹本是一類祖本的產物（圖4）。［7］顧德謙白描本有國31，閻立德著色本有24國，均屬於傳世繪畫和文獻記載中較多者，尤以顧氏白描本為全。兩者相較，閻立本著色本中沒有河南、為國、林邑、臨江、高昌、天門、滑、千陀、扶南等；顧德謙白描本則少靺、女蜑二國。除去宋人樓錀在“跋傳欽甫所藏職貢圖”中所列“婆利國”外，［8］故宮兩圖涵蓋了已知《職貢圖》中記錄的所有國家。顧氏白描本中，第4國“中天竺”與第5國“為國”之間，缺少一國名；第22國“臨江蠻”與第23國“高麗”之間，有人無題或缺一國。《職貢圖》的流傳過程複雜，文獻從唐至清記載紛紜，非短文所能處理。簡而言之，諸多國家如滑國、宕昌、狼牙修、鄧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題、末國等，在《隋書》、《舊唐書》的“西域傳”中已無記載，或改用他名，或已改為州縣，或為他國所滅，基本上止於南梁。因此，他本所依據的祖本當為梁元帝蕭繹《職貢圖》。對比《梁書·諸夷傳》所見國名，海南諸國有林邑、扶南、幹陁利、狼牙修、婆利、中天竺、師子國。［9］東夷有“高句驪”、百濟、新羅、倭等國。西北諸戎有河南、高昌、滑、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題、龜茲、于闐、渴盤陁、末（靺）、波斯、宕昌、鄧至、武興、芮芮國等。北天竺、天門蠻、建平蠻、臨江蠻諸國在《諸夷傳》中無傳。《梁書·武帝本紀》中有北天竺，《宋書·荊雍州蠻傳》中有天門蠻、建平蠻。盤盤、丹丹、文身、大漢、扶桑五國未見於《職貢圖》而在《梁書》有傳。虜國即魯國，南朝稱拓跋魏為“索虜”或“魏虜”。“自晉宋以後，經絓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為虜。”［10］

圖3 唐 閻立本 王會圖 虜國使 臺北故宮藏

圖4 五代南唐 顧德謙 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 魯國使 臺北故宮藏

隋唐以後，人們的正朔觀念有所變化，並不以胡人建立的北朝為異己，［11］故將原“虜國”雅化為“魯國”。在中天竺國之後有一國人，上身裸體，腰纏“吉貝”，跣足，明顯為一熱帶國人，或即《梁書》所載的丹丹或盤盤。“為國”裝束同漢式，或為“偽國”或西魏國，南朝稱北朝為“偽”。“為”、“偽”、“魏”在中古音十分接近，差別細微。［12］在臨江蠻之後有一人裝飾與臨江蠻、天門蠻頗類，當是荊州所轄“江北諸郡蠻”之一，這樣顧氏白描圖中當有三十三國。《玉海》卷五六“梁職貢圖”條引：“李公麟有帖雲：梁元帝鎮荊州，作《職貢圖》，首虜而終䗺，凡三十餘國，今才二十有二”。［13］雖數目與閻立德著彩本略有出入，但首“虜”終“䗺”，頗為吻合。“䗺”即女蜒國。閻立本著色本實際上在明代張醜的《真跡日記》中已有記載。不過，張醜在錄二十四國名後亦錄三段題跋，除王宇泰外，尚有康裡子山、王餘慶二人長跋。［14］康裡子山和王餘慶跋，大約在入藏清宮前已被裁去。吳升《大觀錄》中記錄其所見梁蕉林藏閻立本《王會圖》情況，在“每一番客後，疏其國名，悉錄其道里、山川、風土、皆小楷書”；並稱卷首已殘，“第一國前已損失，止存後書十四行”。［15］南京博物院舊藏本，滑國前佚，只保留十四行文字，相吻合。吳升最後說此圖有“康裡子山、王叔善二跋，並精妙”。張醜所見二跋已裁配此卷。

李廌《德隅齋畫品》有一段閻立本《職貢圖》或取自梁元帝蕭繹《職貢圖》原型的討論：

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日所畫粉本，魯國而上三十國有五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要荒種落。其來王之職，其狀貌各不同，然皆野怪寢陋，無華人之氣韻。如丁簡公家《凌閣功臣》、《孔子七十二門人》小樣，亦唐粉本。形性態度，人人殊品。畫家蓋以此為能事也。此圖題字殊妙，高昌等國皆注云：貞觀某年所滅。又，落筆氣韻，閻立本所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乎？或謂元帝所傳，後人因事記於題下，亦未可知。然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梁元帝，或閻立本，皆數百年前第一品畫也。紙縫有褚長文審定印章，長文鑑畫有名於古，定然知此不凡也。［16］

李廌大約活動在十一世紀後半葉，大約與蘇軾同時。［17］李廌所見《職貢圖》曾經唐代大書法家褚長文審定並蓋章。褚長文，盧雋在《臨池妙訣》中歷數書法傳播源流，稱清河崔邈曾傳書於褚長文、韓方明。［18］《新唐書·藝文志》中有褚長文曾著《書指論》一卷。［19］經褚長文審定的《職貢圖》大約是一件流傳有序的唐代繪畫。依李廌的意見，大約有這樣幾個特徵：一，以魯國為首共三十五國；二，三十五國皆有其國名及使；三，人物形態與閻立本《凌煙閣功臣圖》和《孔子七十二門人》相類，是件唐代粉本；四，其榜題國家注有初唐資訊，如高昌國，注云貞觀某年所滅；五，李廌的推測是閻立本得梁元帝舊本摹寫，或者後人因事記於榜題下。

《職貢圖》大體上源於梁元帝蕭繹，或者說傳世或記載的職貢題材都與之有密切關聯。蕭繹所撰《金樓子》卷五中稱“有《職貢圖》一帙一卷”。［20］《藝文類聚》卷五十五中則保留《職貢圖》的序文：

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佔雲望日，重譯至焉。（略）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寔聞樂賢之象，甘泉寫閼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款開蹶角，沿泝荊門，瞻其容貌，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為《貢職圖》云爾。［21］

蕭繹在序文中歷數梁武帝君臨天下四十年來，垂拱而治，萬國不遠千里，跨越險阻重譯才能抵達。蕭繹本人關心域外問題，早在他執掌荊門之時和回到建康（今南京）之後。蕭繹曾兩次出任荊州刺史，第一次在普通七年（526）—大同五年（539）；第二次在太清元年（547）—承聖元年（552），同年十一月登極稱帝。《南史·梁本紀下》稱：

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略）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22］

蕭繹自幼才華過人，是位書畫天才。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

初生便眇一目，聰慧俊朗，博涉技藝，天生善書畫。（略）嘗畫聖僧，武帝親為贊之。任荊州刺史日，畫《蕃客入朝圖》（《梁書》具載），帝極稱善。又畫《職貢圖》並序，善畫外國來獻之事。［23］

雖然他有生理缺陷，但才華過人。梁朝對胡人寬容的態度，促成交通樞紐的荊州“夷歌成章，胡人遙集”。使蕭繹有仔細觀察胡人容貌、瞭解其地理風俗的機會，繪製《蕃客入朝圖》、《職貢圖》。蕭繹所繪《職貢圖》在唐時仍有很大影響，除《歷代名畫記》記載外，傳說中的蕭繹曾孫蕭翼在向辯才和尚騙購《蘭亭序》時，曾向辯才出示梁元帝自畫《職貢圖》，獲取辯才的信任。［24］《舊唐書·經籍志》記載“《職貢圖》一卷，梁元帝撰”。［25］蕭繹《職貢圖》不應理解為僅有一卷圖，也應記錄胡人“訴其風俗”的狀況。

三、職貢圖中的邦國排列

《職貢圖》中國家或部族的排列次序是研究者關心的問題。它們的先後編排有無一定的規律，在殘缺的《職貢圖》中尚不能完全表現，但從故宮所藏《職貢圖》及完整的記載當中，我們仍可看出某種規律。虜（魯）、芮芮、河南被排列在最前；波斯、百濟、龜茲、倭多連在一起，有時波斯前有滑國，其後接高句麗。高句麗、于闐、新羅、宕昌相連。宕昌後多接狼牙修、鄧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題；白題後是末（靺）、中天竺、獅子國、北天竺、謁盤陀、武興番；武興番之後是高昌、天門蠻、建平蠻及臨江，有時臨江蠻會排的稍靠前一些；在故宮的南唐顧德謙本和宋李公麟具本中還有林邑、婆利、為國等國，他本則無。這樣的排序也許並不能完全反映蕭繹《職貢圖》的原始狀況，但其所隱藏的含義或可得到某種程度的呈現。南梁與周邊國家的利益關係，是國家排序的主要指導原則。

《梁書·諸夷傳》記載的胡夷諸國，依地域分為海南、東夷、西北諸戎等三大類。重要性卻依次為西北諸戎、東夷和海南諸國。在正式的國家慶典和朝會中，站位是按照兩例而行的，來國稀少時也是按照西域在東、東夷居西的方位排列。西域是上位，東夷居次位。東夷諸國本以高句麗、百濟、新羅等先後為序，高句麗居遼東、百濟居遼西。兩國之間的戰爭，高句麗先勝，百濟“尋為高句麗所破，衰弱者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句麗，今始與通好’。而百濟更為強國”。［26］餘隆獲梁武帝冊封為百濟王，後其子明得繼百濟，並向梁乞求儒、佛典籍，工匠，畫師等，並獲得許可。在進一步要求軍備著作時，雖然遭到拒絕，但兩國關係密切卻是事實。因此百濟居位亦不難理解。

其實在這四部分中，往來並不平衡，海南諸國，在晉代時通中國者甚少，“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始為之傳。自梁革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27］雖然梁通海南並非一定是“踰前代”之事，但無可否認的是南海諸國是江左政權的傳統友好國家，來使透過荊州方可抵達建康（南京）。東夷諸國，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東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28］東夷諸國往來宋、齊、梁諸朝並不途經荊州，蕭繹據荊州時，斷無接見東夷國使的可能。西北諸戎及西域諸國與南朝的關係更為複雜，宋、齊、梁諸朝極力維護與西域諸國的關係。

南朝與西域諸國的頻繁往來，實際上與當時整個北方國際形勢有密切的關聯。先從北朝說起，《魏書·西域傳》中有一段話，對北魏經營西域的策略有所總結：

太祖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域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太祖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太宗世，競不招納。［29］

有司從專業的角度進行評估，應該依照漢朝慣例，溝通西域，以揚國威於荒外，又可使西域的奇珍異寶款款流入中原。魏太祖拓跋珪則有非常現實的考量。首先，拓跋珪建國之初，北擊高車、柔然，與後燕、後秦爭霸中原，無暇顧及遙遠的西域。其次，他本人對於漢朝開疆拓土、鑿空西域的意義，另有解讀，認為這不過是海內虛耗，加弊百姓而已。這樣實用主義的西域經營策略，對以後的北魏產生影響：

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盤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世祖以西域漢世難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慾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派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撣遐險，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預引後來，乃從之。［30］

魏世祖對西域諸人的認識應該說，還是延續太祖的方針。西域諸國“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慾則驕慢王命”，利之所在，不遠萬里，不憚遐險。他們已經看到了北魏的實力態勢，所以才遣使來獻。後來魏世祖也派遣兩批使者出使西域，但王恩生等出流沙之後，就被柔然截獲。第二次派董琬、高明等帶許多錦帛，經鄯善，抵達九國。北魏溝通西域諸國，應始於董琬、高明。他們回來之後才帶來了有關西域諸國的準確資訊：

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雲：西域自漢武帝時五十餘國，後稍相併。至太延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蔥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蔥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31］

這些地理分域是構成北魏瞭解西域諸國的主要知識系統，不過董琬的報告沒有提及西域十六國的國名。只是說：“自琬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32］

南朝統治者與西域諸國的往來，卻沒有北魏那樣的顧慮。北涼滅亡後，沮渠政權佔據高昌，控制絲綢之路孔道，西連西域諸國，南與劉宋交好。《宋書·大旦蒙遜傳》載，李涼亡後，“於是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稱臣貢獻。”［33］鄯善與南朝通好的原因，是其感覺到來自北魏的壓力，《魏書·西域傳》稱：“涼州既平，鄯善國以為唇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為魏所滅，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34］鄯善採用封鎖近鄰、阻斷北魏與西域交通的策略，遠交劉宋，以求自保。

遣常侍氾鐫出使劉宋，貢獻方物。且渠無諱獲得劉宋封號，元嘉十九年（442）“六月壬午，以大沮渠無諱為西征大將軍、涼州刺史。”［35］宋文帝在詔書說了一大段表彰沮渠政權的話：

往年狡虜縱逸，侵害涼土，河西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寇逆，累世著誠，以為矜憚。次弟無諱克紹遺世，保據方隅，外結鄰國，內輯民庶，繫心闕庭，踐修貢職，宜加朝命，以褒篤勳。

後來的且渠安周在其兄無諱率亡之後，亦接受劉宋涼州刺史、河西王的封號。［36］

劉宋不僅與且渠、高昌交好，還試圖聯絡柔然，以期共同對付北魏。《南齊書·芮芮傳》載：“升明二年，太祖輔政，遣驍騎將軍王洪軌（範）使芮芮，剋期共伐魏虜。”［37］蕭齊朝繼承劉宋與西域通好的傳統，益州刺史劉悛曾遣使江景玄出使丁零，宣揚國威，其間曾途經鄯善、于闐。［38］蕭梁建立後，西域諸國與之往來的頻繁程度，遠超前朝。根據餘太山的統計，在梁武帝執政的四十多年間，有記載的西域諸國來使，多達十七次。［39］

顧氏白描本中第四部分有臨江蠻、天門蠻、建平蠻等，臨江蠻後闕一題名，亦為一蠻。閻氏重彩本中有建平蠻，最後女蜑國，也應當屬於一蠻。蠻是南朝所要面對的諸多少數民族，《南齊書·蠻傳》稱：

蠻，種類繁多，言語不一，鹹依山谷，布荊、湘、雍、郢、司等五州界。（略）太祖即位，有司奏蠻封應在解例，參議以“戎夷疏爵，理章列代；酋豪世襲，事炳前葉。今宣歷改物，舊冊枃降，而梅生等保落奉政，事須繩總，恩命升贊，有異常品。謂宜存名以訓殊俗。”詔：“特留。”［40］

透過封分的辦法籠絡諸蠻，但諸蠻並不聽命於朝廷，與官軍時有衝突。宋時曾在荊州等置南蠻校尉、雍州置寧蠻校尉以統領諸蠻。［41］由於蠻無徭役之苦，許多不堪重負的百姓也會，逃山入蠻。“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42］荊州有所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蠻，使諸郡民戶流散，宋朝曾與之多次交戰。“撫蠻”成為治理地方的一項重要工作，諸蠻據險頑抗，“悉力拒戰。軍以具裝馬夾射，大破之，斬首二百級，獲生蠻千口，牛馬八十頭。”［43］宋時也採用移民辦法，但南人畏懼蠻夷，不願其徙居內地。［44］荊州是諸蠻最多之地，也是人口最多之處，因而有所謂荊、揚二州戶口半天下之說。［45］梁朝時，荊州治下諸蠻，可能已向荊州貢獻方物，遂成為蕭繹統治的重要貢獻。臨江蠻不見記載，或即江北蠻。其後一蠻當為宜門、巴東二蠻之一。女蜑國或為諸蠻之中，為蜒異體字，《北史·蠻傳》載：天和元年（566）王亮等討蠻“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蜒以為峭絕非兵眾所行。”［46］有人也將蜒看成是蠻的其中一種，《隋書·南蠻傳》亦稱：“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其一曰蜒，“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47］《通典·州郡典》載，湘州，“齊並因之。州境之內，含帶蠻蜑（音但）。土地遼落，稱為殷曠。江左大鎮，莫過荊、揚，故謂荊州為陝西也。”［48］按照這種說法，蠻蜑二者雖在一起，但有區別，蜑是蠻人中更為獨特的一類，以山洞為居。

從漢代開始，國家的外交體系就由專門的機構掌管，諸卿之一的大鴻臚寺職掌外交事務。南朝承續晉制，梁武帝時設定鴻臚寺卿，只是除“大”字，“但曰鴻臚卿，位視尚書左丞。”［49］朝廷建有專門的館舍以招待各國使節，南齊高帝擬修宣陽門，大臣劉善明建議“開賓館以接鄰國”，高帝答稱：“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宣勉。”［50］設定賓館以待來賓，是國家的善政之舉。隋代設立的四方館，是專門負責招待來使的國賓館：

初煬帝置四方館於建國門外，以待四方使者。（略）東方曰東夷使者，南方曰南蠻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51］

並且專門招攬各國君長，“又令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諂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52］宣揚國威、招攬異邦的國策，當然並不侷限於隋朝。南北朝時期類似的策略分別為南北朝熟練地使用，隋朝的統一更使道路暢通無阻。

各國使者一般以朝貢的名義進入中國，所帶來的是各國國王國書及特產。他們代表的是出使國的外交形象，責任重大，權力有限，但依然是千挑萬選的一時之幹才。物件國在接待來使時，絲毫不能馬虎，極力尋找熟悉來使國情況的人員以應對，有時還頗費周折。梁普通三年（522）八月甲子，白題國等遣使貢獻方物，據《梁書·裴子野傳》載：“是時西北繳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當時人並不知曉白題與滑國，裴子野引漢朝故事稱：“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眼虔注云：‘白題，胡名’。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雖然裴子野的歷史知識並不一定合乎現實，但他的解釋卻贏得時人的尊崇。“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53］梁武帝敕文裴子野所編撰的《方國使圖》所收錄的國家多達二十個，這二十國明顯是與梁朝有使者往來的方國。《方國使圖》的內容現已無從知曉，既然裴子野封敕編撰，那麼應該參考梁諸國來使的官方檔案，對來使國的情況有一定的描述，才能“廣述懷來之盛”，以此前推裴子野所在的年代，與梁朝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多達二十國，數量上遠大於《梁書》中有關貢使國的記載。邦交國的往來，形成了良好外交關係，也給有意願進一步瞭解外國的有識之士提供了全面掌握來使國的機會，裴子野就是其中之一，可靠的官方渠道使人們知道的不僅僅是外國人的形象。依照後世對外邦來人的制度，大體上可以知道官方所瞭解的內容。鴻臚寺收集邦國資料的內容在《唐會要》中有明確的要求：

蕃國朝貢，每使至，鴻臚勘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里遠近，並其主名字報。［54］

鴻臚寺詢問的方式，是既有傳統，他們所關心的內容，從領土道里遠近，到風俗、服飾及貢獻的物品，涉及方方面面。這些材料都會被歸入檔案，成為官修史書的重要來源。《唐六典》亦載：“其外夷每有番官到京，委鴻臚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焉，副上於省。”［55］直到宋代副錄收藏在史館的制度仍被保留。《宋會要輯稿》四方館條記載：

（慶曆）六年九月十七日，史館言，每外夷入見，其管伴所申送國邑風俗、形貌圖軸外，其夏國曩霄人使，每入朝貢，未見引伴官司供到文字。欲乞下四方館，牒拫引伴夏國官員，依外夷人見令，詢問國邑風俗、道途遠近，及寫衣冠形貌兩本。一以進呈，一送史館，從之。［56］

官方要求外夷入朝，除繪製形象衣冠外，亦詢其風俗，道途之遠近，並且有文字記錄，一份進呈皇帝，以便詢問；一份則入史館存檔。

在所有國家關係中，梁與北朝的關係是居於首位，據統計，僅東魏、北齊遣使梁朝就達17次之多，遠遠高於其他國家。［57］鴻臚寺的工作範圍甚廣，本土以外均屬其涉及內容，對南朝來說，尤其以北朝為工作物件，《梁書·陳慶之傳》附其子“陳昕傳”稱：其“十二隨父入洛，於洛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異，異訪北間形式，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異甚奇之。”［58］鴻臚寺卿朱異向陳昕打探北方形勢，看來北方時局亦是鴻臚寺工作的重點。陳昕透過沙盤推演向朱異詳細彙報他所瞭解的情況。

北朝與南梁朝通使時，雙方使節在出使國都受到熱情禮遇。李業興使梁時，因是大儒徐遵明的弟子，“蕭衍親問業興曰：‘聞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為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59］蕭衍對學問精通者給予特別的尊重，而雙方所遣使節都是一時之良才。“既南北通好，務以俊義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北史·李諧傳》載：

梁使每入，鄴下為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武帝親與談說，甚相愛重。［60］

梁武帝統治南梁四十多年很難說與外交上的左右逢源沒有關聯。《梁書·範岫傳》載：“永明中，魏使至，有詔妙選朝士有詞辯者，接使於界首，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61］範岫從有辯詞能力者中遴選勝出，並給予淮陰長史的職位，迎魏使於界首，以示隆重。

諸國使節往來頻繁，但卻都相當在意出使國所給予的禮遇，包括小國尾隨其後都會引發不滿。《南齊書·東南夷傳》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虜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永明七年，平南參軍顏幼明、冗從僕射劉思斅使虜。虜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偽主客郎裴叔令曰：“我等銜命上華，來造卿國。所為抗敵，在乎一魏。自餘外夷，理不得望我鑣塵。況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62］

雖然出使敵國魏，但南齊使者仍然從當時國際秩序的角度要求，給予其附屬國更低級別的待遇，認為高麗根本沒有資格在正式場合與己為鄰，接踵其後。

圖5 北齊 簪羽門吏圖 婁睿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提供

在正式場合，北使地位遠高於他國使節。段成式在《酉陽雜俎》卷一“禮異”篇中描寫梁武帝正旦接受朝賀時的情景：

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略）北使入門，擊鐘磬，至馬道北、懸鐘內道西北立。引其宣城王等數人後入，擊磬，道東北面立。其鍾懸外東西廂，皆有陛臣。馬道南、近道東有茹［茹］崑崙客，道西近道有高句麗、百濟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許人。位定，梁主從東堂中出。（略）初入，二人在前導引，次二人並行，次一人擎牙箱、班劍箱，別二十人具省服，從者百餘人。至宣城王前數步，北面有重席為位，再拜。［63］

北使先入，擊鐘、磬迎接，宣城王等後入，僅擊磬。北使與宣城王相對而立，梁武帝進入後，移步其前拜見。

圖6 東魏 茹茹公主墓壁畫（摹本） 作者提供

值得注意的是接下來的排序，近道東有茹茹、崑崙使者，道西有高句麗、百濟使者。南朝交好西域各國由來已久。劉宋時試圖聯絡柔然（茹茹、芮芮），以期共同對付北魏。蕭齊朝繼承劉宋通好西域的傳統，益州刺史曾遣江景玄出使丁零，宣揚國威，其間曾途經鄯善、于闐等國。蕭梁建立後，西域諸國與之往來的頻繁程度，遠超前朝。南北朝對於柔然的稱謂，分別代表了他們的立場。北魏以柔然為敵，稱其為“蠕蠕”，加“蟲”字旁，示侮辱之意。柔然人自稱“茹茹”，北周、隋與之關係改善，遂從其自述國名。作為柔然盟友的劉宋、齊、梁都採用“芮芮”這個譯法，是柔然人自稱的音譯，［64］以示友好。因此，芮芮在《職貢圖》中緊隨北朝之後，是可以理解的。

圖7 唐 閻立本 王會圖 芮芮國使 臺北故宮藏

圖8 五代南唐 顧德謙 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 芮芮國使 臺北故宮藏

顧氏白描本中排在第二的是吐谷渾的河南國，西域使者往來南朝，河南國是其必經之地。《南齊書·州郡志》在說到益州位置重要性時稱：“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漢武威、張掖，為西域之道也”。［65］透過吐谷渾北上西域、南下益州的不但有各國使節，還有求法僧人。《高僧傳·法獻傳》記法獻“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蔥嶺，值棧道斷絕，遂于于闐而反”。［66］在北涼、北魏佔據河西走廊孔道後，南朝只有完全依賴河南這一通道，才能抵達西域。［67］河南國是與南朝關係最為密切的鄰邦，僅正史記載的其同南朝之間的往來就有28次之多。［68］吐谷渾利用溝通南北之便利左右逢源，統治的區域內留下很多中西文化交流的實物。如西寧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都蘭墓中的波斯王名織錦、東羅馬金幣等。［69］這些物品都是中西交流道路繁盛的實物證據。南朝在通使西域時多次強調，語言不通，需重譯而通。《梁書·諸夷傳》在介紹滑國時稱：“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70］吐谷渾是扮演往來使者嚮導加翻譯的角色，對於梁朝而言相當重要（圖四）。

圖9 五代南唐 顧德謙 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 河南使 臺北故宮藏

接下來閻氏著色本中是波斯、百濟；顧氏白描本中波斯、百濟排位雖不靠前，卻連在一起，後者由數段接成，可能位置錯簡。

波斯是當時西域最有影響的大國，北魏、西魏與之通好，來往次數甚多。然而，其與南朝來使的記錄僅有中大通二年（530）遣使獻佛牙、中大通五年（533）遣使獻方物、大同三年（535）獻方物等三次。當時江東與西域相去甚遠，阻隔重險，重譯不交。波斯來使是南梁交結西域大國的要事。鈴木靖民注意到，根據南京博物院舊藏《職貢圖》題記，《職貢圖》中對國家有簡單的分類標準，主要有“大國”、“小國”、“旁國”、“旁小國”四種關於國家的用詞。這實際上代表當時梁朝官方心目中的國際關係概念。［71］波斯在此分類體系中屬於大國，所以排位靠前。

這些我們可以從後世的傳閻立本的《王會圖》中獲得印證，董逌在《廣川畫跋》上“《王會圖》敘錄”中記錄了其中的次序：

有司告辦，鴻臚導客，次序而列，凡國之異，各依其方。東首以三韓、百濟、日本、渤海，而扶桑、勿吉、琉求、女國、挹婁、沃沮次之。西首以吐番、高昌、月氏、車師、党項，而軒渠、嚈噠、疊伏羅、丁零、師子、短人、撣國次之。其南首以交阯、沅溪、哀牢、夜郎，而板楯、尾濮、西、附國、筰都等次之。北首以突厥、匈奴、鐵勒、韃靼，而以大漠、白霫、室韋、結骨後次之。［72］

貞觀年間，唐鴻臚寺所列四夷次序，以其在唐時國力及與唐之利害關係遠近為編排原則。那麼用這樣的思維邏輯重新審視所謂梁元帝蕭繹《職貢圖》的列次，用意大體清晰。

四．餘論

我們在研究影象與文獻關係時應當全面地審視所有可能存在的各類關係，既要顧到影象生成的背景，又能兼及分析文獻來源的可靠性，制度層面的可操作性也是要關注到的。現實生活中的諸國使節，依其重要性，在正式場合分兩列而立。例如唐昭陵的蕃酋像呈東西兩例而立。［73］《職貢圖》中的排列方式變二為一，貫魚徐進。最先首的幾個國家透過以上分析，或是重要的鄰國如北朝，或是國家高度依賴的作為中間人、嚮導和翻譯的吐谷渾人，或是強大的盟友如芮芮，或是世界大國波斯，或是傳統附庸如百濟，都有特別而可靠的理由，位居前列。其他國家則基本上按照地域編序，倭、高句麗、新羅會先後排列。海南國家林邑、中天竺、師子、北天竺、渴盤陀相對集中。北方民族西域國家等在一起。有的集中地域會摻雜其他區域國家，這顯然是左右穿插的結果。高昌國原本是南朝傳統友好國家，後來因接近北朝而為梁所棄，降至末位。［74］閻氏著色本中排在最後的則是在梁朝範圍內的少數民族、部族，其重要性最低。將其統治範圍內的諸番、蠻也列入職貢圖之內，表明其鬆散的隸屬關係，甚至應該只有朝貢關係。

這樣我們基本上了解了所謂職貢圖題材繪畫中先後順序的邏輯關係，與南梁利害程度，傳為梁元帝蕭繹所繪的職貢圖，或許能代表某個特定時段他對於周圍國家的興趣。梁元帝雖然號稱重視與周圍國家邦交關係，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未能左右逢源，盡善鄰邦。《南史·梁本紀下》承聖三年秋九月辛卯條記：“帝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齊使又至江陵，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定公撼焉。乙巳，使桂國萬紐於謹來攻”。［75］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慢待來使，崇尚空談，即使在大軍圍城之時，亦讀講，詔徵辯論，置大局於不顧，遂遭殺身亡國之禍。

圖10 梁、北齊 壁畫墓西壁胡人圖 山西朔州水泉 山西博物院提供

圖11 胡人牽駱駝圖 壁畫 河南洛陽唐氏墓出土 洛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圖12 唐 昭陵新羅人石像（正面、側面） 張建林攝

《職貢圖》題材繪畫同出一系，形式上有近似或相似之處，但具體到每一個國家情況並不完全相同。我們僅討論了幾個排序在前列的國家與南梁之間的密切關聯，窺視這類排列所隱含的邏輯理念。重要而關係密切的邦交國，或著名大國都會居前。區域是同一地區編排一起的重要依據。其中穿插其他區域國家，是將實際生活中蕃客分列左右，變為繪畫中的一列貫魚徐進的結果。由於某種特定因素，原與梁關係密切者也會被託至末尾。繪畫所呈現的是實際政治的操作結果，這一點都常常不被後世臨摹者引起特別關注，繪畫中出現一些難以解釋的狀況，是可以理解的。《梁書》的編寫者在編撰“諸夷傳”時，特別指出其史料來源。在記述南海諸國往來關係後，特別說明：“今採其風俗粗著者，綴為《海南傳》雲。”東夷之國也採用類似方法，特別提出：“扶桑國，在昔未聞。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並錄焉。”對於沒有邦交往來的國家，專門指出其史料來源。西戎諸國，也採用類似的方法。比較正史中的列國傳與這類職貢圖之間的關聯，由於一些新材料的被髮掘而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尤以趙燦鵬在清摹本《諸番職貢圖卷》中的題記最為重要。［76］不過正史列國傳的史料來源，恐怕更重要的還是官方檔案資料。餘太山曾經指出裴子野的《方國使圖》與《梁書·西北諸戎傳》之間的對應關係。［77］鴻臚寺在收集外邦材料方面，可謂是不遺餘力，同時也更為專業一些。而《梁書》編纂者在選擇史料時的空間更為廣大靈活，並稱“今採其風俗粗著者”，綴為諸夷傳。換言之，並不一定會採用《職貢圖》題記之類的簡單文字作為基礎史料。相反，兩者雖然內容十分相似，但是《職貢圖》上的題記文字恐怕摘抄官方檔案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至少，官修史書在摘錄檔案材料時的便利性，應當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編者按：本文原載《文物》，2020年第2期，刊載時略有刪節。

［1］關於此模本的研究，較重要的有金維諾《<職貢圖>的時代與作者——讀畫札記》<，《文物》1960年7期，頁4—17，後收入氏著《中國美術史論集》，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年，頁106—112；榎一雄《職貢図の起源》，《梁職貢図についこ》等數篇文章收入榎一雄著作編集委員會編《榎一雄著作集》卷七，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頁83—191；王素《梁元帝<職貢圖>新探——兼說滑及高昌國史的幾個問題》，《文物》1992年3期，頁72-80；餘太山《<梁書·西北諸傳>與<梁職貢圖>》，收入燕京研究院編《燕京學報》新5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93—123。

［2］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書畫圖錄》，第十五冊“唐閻立本王會圖卷”條，臺北［2］故宮博物院，1995年，頁25-28。

［3］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書畫圖錄》，第十五冊，“五代南唐顧德謙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卷”條，臺北［3］故宮博物院，1995年，頁135-140。

［4］《石渠寶笈續編·養心殿二》“顧德謙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一卷”條，薛永年等主編《石渠寶笈》冊五，江西美術出版社、故宮出版社，2014年，頁2168。上海博物館藏《淳化閣帖》第七、八卷尾鈐“悅生”、“長”字印，後者過去釋“封”字（參見孫慰祖《新收〈閣帖〉所見兩宋印跡考》，氏著《孫慰祖璽印封泥與篆刻研究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298）。

［5］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三，黃苗子點校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年，頁73。

［6］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繪畫卷風俗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4-13。

［7］參見深津行德《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梁職貢図＞模本について》，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調查報告No．44，《朝鮮半島に流入した諸文化要素の研究（2）》，1999年，頁41-98。

［8］樓錀《攻媿集》卷七五“跋傳欽甫所藏職貢圖”條，《叢書整合初編》冊443，中華書局，2011年，頁593。

［9］參見金維諾《<職貢圖>的時代與作者——讀畫札記》，《中國美術史論集》，頁107。

［10］《南史·梁本紀下》卷八，中華書局，1975年，下同，頁264。

［11］關於北朝為漢唐一系正統觀念的討論參見劉浦江《南北朝的歷史遺產與隋唐時代的正統論》，《文史》2013年第2輯，頁127—151；後收入氏著《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中華書局，2017年，頁1—34。

［12］為、偽、魏中古讀音差別甚小，不過三者讀音十分接近。郭錫良依據《廣韻》中“魏”字“魚貴切”的注音，為“魏”字所注中古音為：疑母、未韻、合口、三等、去聲，在止攝，擬音為［ŋǐwəi］。“為”字注音有二，一是依據《廣韻》“於偽切”注為：雲母、寘韻、合口、三等、去聲，在止攝，擬音為［jǐwe］；二是依據《廣韻》“薳支切” 注為：雲母、支韻、合口、三等、平聲，在止攝，擬音為［jǐwe］。（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38-139頁）丁聲樹“魏”“為”二字中古音注音與郭注完全相同。（丁聲樹編錄《古今字音對照手冊》，中華書局，1981年，99-100頁。）按：“魏”與“為”同為止攝合口三等，聲、韻接近。《廣韻》聲母系統中“雲”母歸“匣”，尚未分離出來。“疑”母為次濁牙音，“匣（雲）”母為全濁喉音，發音部位、發音方法接近，今統稱舌根音。“為”字兩讀，“支”“寘”韻表示聲調之別。“為”字的“支”“寘”韻與“魏”字所屬的“未”韻，韻頭、韻腹相同，僅韻尾略有差異。丁聲樹編錄《古今字音對照手冊》，中華書局，1981年。為（作為）——薳支切，止合三平支雲（頁99）為（“助也”）——於偽切，止合三去寘雲（頁100）魏——魚貴切，止合三去未疑（頁100）

［13］王應麟《玉海》卷五六“梁職貢圖”條，光緒九年浙江書局重印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影印，1987年，頁1060。

［14］張醜《真跡日記》“附錄”，收入氏著《清河書畫舫》，徐德明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691—692。不過張醜又在同書另一處稱：“閻立本《王會圖》，絹本，大著色，前後凡廿四國，每國標題字頗拙樸，不入真賞，後有康裡子山等三跋”。見《清河書畫舫》，頁673。

［15］吳升《大觀錄》卷一一，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年，頁373。

［16］李廌《德隅齋畫品》“番客入朝圖”條，於安瀾編畫品從書本，上海美術出版社，1982年，頁157。

［17］參見《宋史·李廌傳》卷四百四十四，中華書局，1977年，頁13116—13117。

［18］盧雋《臨池妙訣》，陳思《書苑菁華》，崔爾平校注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頁287。

［19］《新唐書·藝文一》卷五十七，中華書局，1975年，頁1450。

［20］《玉海》卷一百五十二，朝貢條引《中興閣書目》，光緒浙江書局重印本，上海書店影印本，1987年，頁2800。

［21］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五十五“集序”條，汪紹楹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996—997。

［22］《南史·梁本紀下》卷八，頁243。

［23］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範祥雍點校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頁145。

［24］何延之《蘭亭論》，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頁128。

［25］《舊唐書·經籍上》卷四十六，頁2016。

［26］《梁書·諸夷傳》卷五十四，頁804。

［27］《梁書·諸夷傳·海南傳》卷五十四，頁783。

［28］《梁書·諸夷傳·東夷傳》卷五十四，頁800—801。

［29］《魏書·西域傳》卷九十，頁2259。《魏書·西域傳》已佚，原文據《北史》而來。

［30］《魏書·西域傳》卷九十“序”，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下同，頁2259—2260。

［31］《魏書·西域傳》卷九十“序”，頁2261-2261。

［32］《魏書·西域傳》卷九十“序”，頁2261。

［33］《宋書·大且蒙遜傳》卷九十八，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下同，頁2414。

［34］《魏書·西域傳》卷九十“序”，頁2260。

［35］《宋書·文帝紀》卷五，頁89。

［36］《宋書·大且蒙遜傳》卷九十八，頁2417—2418。

［37］《南齊書·芮芮傳》卷五十九，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下同，頁1023。

［38］《南齊書·芮芮傳》卷五十九，頁1025。

［39］參見餘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196—197。

［40］《南齊書·蠻傳》卷五十八，頁1007。

［41］《宋書·蠻夷傳》卷九十七，頁2396。

［42］《宋書·蠻夷傳》卷九十七，頁2396。

［43］《宋書·蠻夷傳》卷九十七，頁2397。

［44］參見週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民及政府對待之政策》，《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1938年，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中華書局，1963年，頁91。

［45］《宋書·何尚之傳》卷六十六，頁1738。

［46］《北史·蠻傳》卷九十五，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頁3153。

［47］《隋書·南蠻傳》卷八十二，中華書局標點本，1982年，下同，頁1831。

［48］杜佑《通典·州郡典十三》卷一百八十三，王文錦等標點本，中華書局，1988年，頁4863。

［49］杜佑《通典·職貢典八》卷二十六“鴻臚寺條”，卷724。

［50］《南史·劉善明傳》卷四十九，頁1231。

［51］《隋書·百官志下》卷二十八，頁798。

［52］《隋書·西域傳》卷八十三，頁1841。

［53］《梁書·裴子野傳》卷三十，頁443。

［54］《梁書·諸夷傳》卷五十四，頁783—809。

［55］李林甫《唐六典》卷五“職方郎中”條，陳仲夫點校本，中華書局，1992年，頁162。

［56］《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十五》四方館條，中華書局影印本，第四冊，頁3061。

［57］石見清裕《梁ヘの道》<，收入鈴木靖民等編《梁職貢図と東部ユ一ラシア世界》，東京勉誠出版，2014年，頁74—80。

［58］《梁書·陳慶之傳附陳昕傳》卷三十二，頁465。

［59］《魏書·李業興傳》卷八十四，中華書局，1974年，頁1863。

［60］《北史·李諧傳》卷四十三，頁1604。

［61］《梁書·範岫傳》卷二十六，頁391—392。

［62］《南齊書·東南夷傳》卷五十八，頁1009-1010。

［63］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禮異”條，方南生點校，中華書局，1981年，頁7。

［64］參見羅新《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期；後收入氏著《王化與山險——中古邊後裔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79—85。

［65］《南齊書·州郡下》卷十五“益州”，頁298。

［66］釋慧皎《高僧傳·齊上定林寺釋法獻（玄暢）》卷十三，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頁488。

［67］參見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頁168—195。

［68］參見周偉洲《吐谷渾史·附錄》，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214—225。

［69］參見夏鼐《青海西寧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1958年1期，頁105—110；後收入氏著《考古學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61年，頁129—142；馮漢鏞《關於<經西寧通西域路線>的一些補充》，《考古通訊》1958年7期，頁59—64。

［70］《梁書·諸夷傳》卷五十四“西北諸戎·滑”，頁812。

［71］鈴木靖民《東部ユ一ラシア世界史と東アジ世界史一一梁の國際関係．國際秩序．國際意識を中心としこ》，收入鈴木靖民等編《梁職貢図と東部ユ一ラシア世界》，東京勉誠出版，2014年，頁20—25。

［72］董逌《廣川畫跋》“上王會圖敘錄”條，於安瀾編畫品叢書本，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頁255。

［73］參見張建林等《唐昭陵十四國蕃君長石像及題名石像座疏證》，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碑林集刊》，第十集，2004年；沈睿文《唐陵的佈局——-空間與秩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74］參見王素《梁元帝<職貢圖>新探——兼說滑及高昌國史的幾個問題》，《文物》1992年2期，頁79。

［75］《南史·梁本紀下》卷八“元帝（繹）”，頁241。

［76］參見趙燦鵬《南朝梁武帝<職貢圖>題記佚文的新發現》，《文史》，2011年1輯，頁111—118；同著者《南朝梁元帝<職貢圖>題記佚文續拾》，《文史》，2011年4輯，頁237—242；及《梁書諸夷傳異文比勘》，齊魯出版社，2014年。

［77］參見餘太山《<梁書·西北諸戎傳>與<梁職貢圖>》，頁10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