廁所少，女廁更少：叫我們憋嗎？

原創2017-10-03董窮塗新京報書評週刊新京報書評週刊

到景區旅遊，最擔心的事什麼？你關心風景，關心美食。但沒有一件事能比“上不到廁所”更讓你無比緊張。是不是？

憋憋憋。

前些年，人們大多有過在不太乾淨的公廁中掩鼻，或是跑到附近快餐店與大商場之中“蹲坑”的輾轉經歷，而現在，“提褲滿街跑”的窘境已經大有改善了，不過上廁所依然難，女廁門口更是大排長龍。

是景區遊客太多造成的嗎？但遊客數量由門票決定，門票數量預設景區的遊客接待水平。公共廁所服務跟不上，尤其是女廁蹲位跟不上，或許才是更重要的問題。將視野放寬，豈止是景區， 城市公共區域的女廁 ，在第一到第三世界都是問題，都不夠用。

撰文｜董窮塗

現代廁所是人類文明史中的光榮發明，卻往往也是我們羞於談及、難以啟齒的話題。2009年，Olga Gershenson與Barbara Penner主編的《淑女與紳士：公共廁所與性別》一書，開篇便抱怨少有廁所文化的專門研究。當他們以“廁所論文”為題向大眾徵文時，媒體轟然嘲笑學者竟然“靠廁所來混飯吃”，也有讀者藐視評論道：“這代表人類知識和道德可憐的破產！”

《淑女與紳士：公共廁所與性別》（ Ladies and Gents： Public Toilets and Gender）

編者：Olga Gershenson； Barbara Penner

版本：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年7月

可實際上，廁所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是帕斯卡爾所說“會思想的蘆葦”，卻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動物。回看歷史，人類玩泥巴的時代以自然和土地為廁，但伴隨現代社會的發展，廁所成為現代城市建設及醫療衛生裝置發展的關鍵一環。

不論第一世界還是第三世界，都曾有過“如廁難，難於上青天”的歲月；尤其是公共女廁，更經歷了從無到有的艱難演進。實際上，相較男廁，全世界的女廁從來就不夠用。廁所文化纏繞著性別、階級與種族的難題，對於女性、有色人種、窮人與跨性別人士而言，正如爭取平等如廁的權利仍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事業。

懷戀家中私廁。

公廁的政治：區隔與私密

無疑，公廁塑造著個人與集體的城市經驗。《淑女與紳士：公共廁所與性別》一書寫道，公廁是當今社會所剩不多的性別區隔的空間了——沒錯，這恐怕是最後一個人們仍希望保留性別區隔的空間。

公廁的數量、地點與設計無不傳達著社會規則的資訊。城市中的公廁是一個典型的福柯式規訓空間，一個代表了“儲存現有社會等級的無意識的文化策略”，它維護現行秩序“最珍視的分化”——不論是階級、性別或是種族的。

《水晶之城：窺探洛杉磯的未來》

作者： 邁克·戴維斯

譯者： 林鶴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1月

土生土長的作者，富含感情地評論了洛杉磯這座美國人既愛又恨的城市消失的過去、失敗的夢想和無法變成現實的遠景。

城市歷史學家和理論學家戴維斯（Mike Davis）觀察到，缺乏開放的公廁已成為“一所城市真正向流浪漢宣戰的前線”。另一方面，女性公廁的數量，則標識著女性在一所城市之中自由移動的能力——近年各國新聞中都有女性因找不到女廁而進入男廁“方便”，進而引發爭議或控告的事件。此外，種族問題同樣體現在公廁的設定上，在1950到1960年美國的民權運動之中，儲物櫃和洗手間仍然是消除種族隔離的重要障礙。

剝奪人接近廁所的權利，無疑是一種有效的社會排斥方式，可以有效地將人社會邊緣化。因此，廁所也是社會邊緣族群爭取可見性的關鍵場所。

另一方面，公廁又是公共監視系統之下我們所享有的私密時刻。尤其是對女性而言，它提供了一個說悄悄話的親密、團結或是反抗的地方；這也是人們藏匿那些摧毀社會常規的行為與幻想的地方——牆上充滿性表述的塗鴉，同性的公廁炮。公廁搖擺於體面與不堪之間，這也解釋了何為權威與平民總是對公廁充滿疑慮。

現代廁所：長途跋涉的普及工程

現代廁所的革命，首先是現代排汙系統的工程革命，而這與西方城市擴張之下政府的公共衛生治理術密切相關。《廁所：兩百年“革命史”》一文指出，以19世紀的倫敦為例，當時排汙裝置很差，有一半的嬰幼兒因此而夭折。當時，清潔工工資的上漲造成排洩成本的上漲，百姓們發現直接把糞便倒入掩蓋住的下水道里更方便省錢。這些排洩物在下水道之中流向了泰晤士河。1840年，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師托馬斯·丘位元為實施《城鎮衛生法案》作證時說：“泰晤士河現在已經是一個巨大的糞水池了，而不再需要每人一個糞坑了。”

工業革命時期的泰晤士河。

霍亂在糞便中傳播，糞水池一般的泰晤士河，於是成為霍亂的溫床。1848~1849年的倫敦因此爆發了大瘟疫。期間，整個英國死亡50000人，其中倫敦就死了14000人。汙水管道和現代公共廁所於是在這一時期被提上議事日程。1851年的萬國工業博覽會上，水晶宮的公共廁所共有827280名遊客付費光顧，然而大多數建築物仍處於成本考量而未建廁所。

英吉利海峽的對面的法國也是如此，直到1871年，巴黎市政廳仍然還沒有衛生設施。1982年出版的《紀念巴黎市政廳重建100週年》詳盡介紹了這座雄偉建築的方方面面，包括暖氣、照明、電話、電梯等等，唯獨對衛生設施隻字不提。

19世紀西方大都市缺乏公廁的文化現象，這與當時的資產階級文化政治密不可分。一方面，19世紀資產階級的典型特徵是對身體的自制力。在學校，孩子們首先要學習的便是如何擺脫“身體下等機能”，以便應對日後的沙龍社交。在上流社會里，片刻逃離沙龍被認為是最為失禮的行為。一些沙龍往往會有這樣的標語“忍得一時，多年不爽。”人們在劇院享受高雅藝術時，不得不憋幾個小時或自備尿壺——當時極為普遍，如今看來荒唐極了。

倡導現代廁所的衛生戰役中，廁所的普及成了一項激進的革命。“每套住房都必須有自己的廁所”在19世紀仍是不為人所接受的觀念。在當時，隨便翻開一本衛生報告看到的數字往往驚人：“塔內利街22號，70人共用一個廁所。義大利大道135號，40人共用一個廁所。埃斯基羅爾街41號，60人共用兩個廁所。”類似倫敦的情形，1892年，19世紀最後一次霍亂爆發時，塞納省死了1797人。政府終於在承認廁所與排汙系統對於市民健康的重要性。

相對於現代住宅廁所的緩慢發展，公共廁所因經銷商的大力推銷而遍地開花。不過，這裡所指的僅僅是公共男廁。當時市政機構卻從來沒有考慮過女廁所的問題。

19世紀的西歐，沒有財力的婦女只能控制膀胱

紳士與淑女的區隔決定了公廁的設計。實際上，私密的、性別區隔的廁所是一種現代的和西歐的發明，這與城市化、衛生改革的興起、身體機能的私有化以及空間區隔的性別意識形態有關。

當時，社會公共設施大多是給男性設計的。在19世紀的資產階級觀念中，一個受過良好教育、舉止得體的婦女應該知道剋制自己，街頭不是屬於這些中產階級淑女的空間，只有妓女和底層女工才會無所顧忌地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

1879年一位廁所承包商提議“在巴黎的街道上設立不僅僅供男性使用，而是男女都可使用的廁所。”事實上，第二帝國時代起，有錢的女士已經可以使用巴黎街頭的收費女廁所了——那些女廁建築非常優雅，屋頂是帶有葉尖和精靈裝飾的小塔。然而，沒有財力的婦女只能控制膀胱，而無法進入公廁“奢侈”一下。

在當時，並非沒有申請修建免費女公廁的提議與報告，然而這項“進步”的計劃卻遭到道德人士的質疑說：“男女兩性在過於狹窄的過道里來來往往，不可能沒有肢體接觸，而這肯定會冒犯女性非常自然非常合理的羞恥心。”

批准女性公廁，就意味著批准女性在街頭露面，這無疑侵犯了19世紀中產階級的端正禮儀，以及靜態、家庭化的理想女性形象。階級同樣是個重要問題——在公廁中，資產階級淑女與女工和賣花女混在一起被認為是十分危險的。公廁令女性的身體與私密暴露在公共之中，女公廁的使用者具有變成“公共女人”的危險——事實上，“公廁”與“妓院”的確是一對雙關語。

直到20世紀初，女廁所問題藉著巴黎開建地鐵才得到真正解決。

從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女廁所從來就不夠用！

不過直至今天，我們也很難說女性公廁的問題已經解決。在旅遊景點、學校、商場、火車站等人口密集的場所，我們經常看：女廁所門前排長龍排，男廁所卻是空空。這顯然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父權制社會的秩序遺留。

19世紀以來，女性主義運動已意識到空間對於女性獨立的重要意義。女作家吳爾夫寫《 一間自己的房間 》，強調女性擁有自己的空間十分關鍵，女性在公共空間能使用自己的廁所更是緊要——然而，這個程序比想象中要慢得多。

《一間自己的房間：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及其他》

作者： 弗吉尼亞·吳爾夫

譯者： 賈輝豐

版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4月

吳爾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國女作家，被譽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文學的先鋒。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是倫敦文學界的核心人物。

比如，美國參議院的第一間女洗手間是1992年才建立。此前，女議員要冒著錯過投票的風險，跑到樓下一間與遊客共用的公廁來方便。這顯然表明參議院傳統的合法佔領者一直是男性。

1990年，北美還曾發生過一件震驚全國的廁所事件。休士頓女子WELLS在一場鄉村音樂會之後見女廁排隊太長，尾隨一位男士去了男廁，因此而遭到起訴。這位女性闖入者在男廁“蒙著眼，不斷道歉”，目睹現場的一名男性表明自己“很同情她”。事後，WELLS收到上千婦女的來信，表示願意為她支付罰金。一位陪審團成員如此總結：“我覺得女人的需求已經被忽視很久了。現在是我們重返公共建築物，要求為婦女提供更恰當的設施的時候了。”

可以說，從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女廁所從來就不夠用！不僅西方發達國家如此，在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尤其是當今世界上還有26億人仍缺乏衛生設施。比如很多印度女性仍需趁天黑時起床去隱蔽處排便，有時甚至冒著被強姦和被毒蛇咬傷的危險。

針對這一情形，世界各地的女性行動主義者爭取女公廁、佔領男廁所的抗爭並不罕見。尚在我們印象之中的，是2012年廣州女大學生上演的一場“佔領男廁所”行動。“請鎮定，不要驚慌。我們不是女‘暴徒’。這次‘佔領男廁所’，一不為財，二不為色。只為幫助廣大女同胞解決內急問題。”她們呼籲解決男女廁位不均衡問題，建議擴大女廁位比例、多建無性別廁所。

網傳“佔領男廁”漫畫。

類似的先例也有很多。比如1996年臺灣女大學生髮起的“搶佔男廁所”運動。一幫女生在商場、學校“搶男廁”，組織男女“尿尿比賽”，最後得出的“科學結論”是男性單次使用廁所的時間是女性的1/4。由是證明男女廁位比例失調即是性別歧視，促使臺北市修改公共廁所相關規定，不管改建新建一律按男女1：3的比例來建設。再比如，2004年比利時發起過“別讓我的膀胱沉默”運動。透過高調的海報宣傳、媒體曝光以及出版、請願、遊行等等，女性有效地抗議了根特市的女公廁不足現象。

爭取公共女廁的行動愈發引起重視。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有12個州通過了“將女廁所數量增加兩倍”的法案；香港在2006年年初，也將男女廁比例從當時的1∶1提高至1∶1。25。這幾年，中國政府也致力推行“廁所革命”，至2017年住建部出臺新的《公共廁所設計標準》，中國已在公共女廁不足的問題上取得了很大進展。不過，女性的廁所革命始終在進行，廁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夢想啊，那是唯一值得我們為之奮鬥的東西嗎？

他從不懂26個字母的工廠青年，變成國內最受歡迎的翻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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