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憑個人好惡、一時喜怒升降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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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說宋朝十八帝 之 宋英宗：我這是被生活逼的，被生活逼的！

宋英宗

8.憑個人好惡、一時喜怒升降官員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三月，在位42年、時年54歲的宋仁宗去世，被宋仁宗在去世前立為“皇子”，也就是作為宋仁宗繼子的宋英宗繼位。但宋英宗在繼位之初得了精神病，直到下半年才好轉。第二年，宋英宗改年號為“治平”，五月，因為宋英宗有病不能理政，受韓琦等人推舉“垂簾聽政”的宋仁宗曹皇（太）後“撤簾”，“還政”給宋英宗。宋英宗親政剛剛半個月，宰相韓琦等人向宋英宗建議，要求有關部門討論、商議早已在嘉祐四年十一月去世的、宋英宗的親生父親父親“濮安懿王”趙允讓的“名分”問題。宋英宗批示，等過了仁宗“大祥”即去世滿24個月後再議。

治平二年四月初九，韓琦等再次提出這一議題，宋英宗下詔，由負責國家禮制、禮儀的部門“太常寺”所屬的“太常禮院”的“禮官”和“兩制官”即皇帝的文字秘書翰林學士、知制誥等討論。其後，宋英宗提出尊濮王為“皇考”，即皇帝逝去的父親。那麼，如果稱濮王為皇考，又怎麼稱呼宋英宗的繼父宋仁宗，既然“尊崇”濮王，又置宋仁宗於何地？由此，引發了一場持續18個月、支援和反對“追崇”濮王的論戰，這就是宋史上有名的“濮議”事件。

皇帝是傳統禮制的最高受益人，享有傳統禮制規定、帶來的最高地位和尊崇，理應推行、維護傳統禮制，宋英宗卻在過繼給宋仁宗為子，又繼承了宋仁宗皇帝大位的情況下，卻提出稱親生父親為“皇考”，嚴重違背、破壞傳統禮制，動搖了傳統禮制的核心，在當時的正統人士看來，無疑是“亂作為”，胡折騰。

而或許宋英宗真的因為父親和自身先後被收入宮中，幾乎成為兩代皇嗣又被收養他們的宋真宗、宋仁宗送回家，宋英宗又在被宋仁宗收為“皇子”、進而繼位為帝的過程中受到強烈刺激，不僅在“濮議”這件大事上胡亂行事，在獎拔、貶黜朝中官員上，也是憑一己好惡、一時喜怒，任性而為，引起了朝政的混亂。

宋英宗被立為“皇子”、繼位為帝，時任宰相韓琦出了大力，又逼退垂簾聽政的曹太后，幫助宋英宗親政，接著在宋英宗親政僅半個月之後提議宋英宗“追崇”他的親生父親濮王趙允讓，對宋英宗十分忠誠，宋英宗對韓琦也十分感激、信任、推重。然而，宋英宗最初對韓琦感激、推重的表達，竟是在繼位之初，提出由韓琦“攝政事”。這把韓琦本人、垂簾聽政的曹太后和朝臣都嚇了一跳：既然已經有曹太后垂簾聽政，宋英宗又提出由韓琦攝政，宋英宗想幹什麼？宰相攝政，這在宋朝建立100年來，雖然以“抑武佑文”為國策，文臣的地位日益提高，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氛圍逐漸形成，但上至皇帝、下至朝臣，從來沒人想過；一旦攝政的宰相專權，結果會是什麼？甚至有一天攝政的宰相做了篡朝的王莽，怎麼辦？

韓琦趕緊堅決推辭，宋英宗才“收回成命”。

這年十一月，按照傳統，應當追究雖然竭盡能力仍未能挽回宋仁宗生命的“醫官”的責任，兩名主要醫官被宋英宗逐出皇宮，送邊遠州縣“編管”。“編管”，是宋朝處罰官員的措施之一，即官吏得罪，謫放遠方州郡，編入該地戶籍，由地方官吏監視、管理，等於貶到遠惡地方，監視居住。

其他醫官唯恐也遭貶謫，向宋英宗求情：“先皇起初吃這兩人開的藥，還是很有效的，不幸去世，乃是天命，非醫官所能及。”

宋英宗聽後正色道：“朕聽說這兩個人是由‘兩府’（中書門下省、樞密院）推薦的？”

身邊人回答：“是。”

宋英宗轉而道：“如此，朕就不管了，交給兩府去裁決吧！”

史料稱宋英宗在此事的處理上“英明果斷”，但宋英宗“變臉”這麼快，恐怕未必是對“兩府”的尊重，更不是什麼“英明果斷”，以宋英宗在宋仁宗去世後的所作所為分析，而是對宋仁宗的去世未必放在心上。

蘇軾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考中進士，之後文名大起。宋英宗在即位之前就知道蘇軾極具文才，十分仰慕，繼位之後，就想將蘇軾召入翰林院，授予他自己的文字秘書“知制誥”職務。但韓琦認為：“蘇軾能成大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今後必然會被朝廷重用。那時全國的文士都會為以他為榜樣，為朝廷效勞，人心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對重用他有異議。但如果現在突然快速提拔、重用蘇軾，士大夫會懷疑他的能力，對他很不利。”宋英宗聽後問韓琦：“讓蘇軾修起居注怎麼樣？”所謂“修起居注”，就是擔任隨在皇帝身邊、記錄皇帝言行的“起居郎”“起居舍人”職務。韓琦說：“修起居注與知制誥官職性質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適。”就這樣，蘇軾失去擔任宋英宗文字秘書的機會，轉到“史館”試用。

宋朝制度，皇帝的秘書機構“翰林院”每天晚上都會安排翰林學士值班，以備皇帝隨時“顧問”，諮詢問題，為皇帝起草檔案。一天晚上，該翰林學士王疇當班，宋英宗召來王疇，和王疇談話，談得很投機。兩天之後，宋英宗突然提出任命王疇為國家最高軍政機構“樞密院”副長官樞密副使。

而唐、宋兩代，翰林學士為皇帝撰擬、直接由宮廷發出的誥諭稱為“內製”，中書舍人、知制誥撰擬、由中書省等機構發出的詔敕稱為“外製”，因之，翰林學士稱“內製官”，中書舍人、知制誥稱“外製官”，兩者合稱“兩制官”。宋朝“故事”即慣例，翰林學士從“兩制”進“兩府”，在程式、任職資格上沒有問題。但宋朝也有“故事”，官員出任“兩府”正副長官，成為朝廷“執政”，必須有在地方州府做過長官的經歷，這一任職要求既能讓宰執人選有獨立處理政務的經驗，瞭解百姓疾苦，又能防止一直在京城任職，靠熬資歷升職的官員進入最高權力機構，不能稱職地治理朝政。而翰林學士王疇，恰好就是一位靠在京城熬資升職的官場“老人兒”，考中進士之後35年，從沒離開開封到地方任職。

當宋英宗寫的“詞頭”即皇帝手書的檔案提綱交到輪班負責為皇帝起草“誥命”的外製官“知制誥”錢公輔手裡，錢公輔認為，宋英宗對王疇的任命有問題，動用“兩制官”在認為皇帝寫的“詞頭”有問題的時候可以駁回的權力，將“詞頭”封還，拒絕起草正式檔案，請宋英宗重新考慮，亦即中止了王疇的任命程式。

“封還詞頭”，是宋朝一項非常開明、重要的制度，能夠有效制約皇帝濫用權力，任命不合格官員、胡亂行政，對宋朝政治、經濟、社會的平穩執行、穩定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得到歷代皇帝、朝臣的遵守、尊重。但宋英宗不管，他覺得任命王疇是自己親政以來第一次任命“兩府”官員，卻被駁回，太沒面子，太傷自尊了！當即又寫了“詞頭”，指示將錢公輔貶官，趕出朝堂，到滁州（治今安徽滁州）任官階從八品、名義上負責民兵工作、卻沒有實際職任的團練副使。

錢公輔

不料這個“詞頭”發下去，又被另一位“知制誥”祖無擇封還。祖無擇認為，宋英宗對錢公輔的處罰太重，更不合制度。

宋英宗更加氣惱，指示宰相，將祖無擇與錢公輔一起貶官，到地方任職。

韓琦得到指示，趕緊面見宋英宗，請求宋英宗尊重體制，尊重錢公輔、祖無擇忠於朝廷、忠於職守，大度包容官員正當行使權力。但宋英宗雖然有所警醒，卻堅持一定要將錢公輔貶到外地，祖無擇可以繼續任知制誥，也須罰銅30斤。韓琦沒再堅持。

幾天之後，“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到“便殿”即皇帝休息、宴飲的偏殿向宋英宗彙報工作，發現宋英宗情緒很好，委婉地提出了朝臣對錢公輔被貶的看法，認為有些過重，建議宋英宗重新考慮。宋英宗看著盧士宗，什麼話也沒說，但錢公輔仍然被貶。而更令人無話可說的是，一年後，盧士宗也被貶出朝堂，到廣德軍（治今安徽廣德桃州鎮）任職。

更“亂”的，是宋英宗對名臣蔡襄的處置。

蔡襄（1012-1067），字君謨，興化軍仙遊縣（今福建仙遊）人。蔡襄15歲參加“府試”，18歲遊學京城開封，入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深造，29歲時於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參加開封府府試，獲“解元”，第二年參加“省試”，考中“一甲第十名”進士。次年，授漳州軍事判官，後歷任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等職。慶曆三年（1043），得到歐陽修等三位朝臣的舉薦，被宋仁宗任命為國家最高監察機構之一“諫院”長官“知諫院”。蔡襄擔任諫官後，遇事從不迴避，奏疏忠誠懇切，大都關係天下利弊、一時緩急；認為國家安危取決於人事，君主要知人善任、辨別邪正。由於蔡襄直言敢諫，朝中權貴心懷畏懼，多有收斂。

慶曆四年（1044），蔡襄調任福州（治今福建福州）知州，六年秋，改任福建路轉運使。蔡襄在福州任職時，見百姓患病不就醫而向巫覡求拜，多為蠱毒所害，撰《聖惠方後序》，刊刻於碑，勸病人就醫治療，並採取措施，取締巫覡，“禁絕甚嚴，凡破數百家，自後稍息”，還撰寫《福州五戒文》，號召戒除陋俗；倡議官吏，發動百姓，在福州大義（今福建閩侯縣青口鎮）至泉州、漳州七百餘里的大道兩旁栽植松樹，蔭庇大道，民謠歌頌：“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

皇佑三年（1051），蔡襄回朝，“修起居注”，次年，升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吏部選任官員的“判注內詮”。

嘉佑六年（1061），蔡襄受任翰林學士，實任國家最高財政機構“三司”代理長官“權三司使”，當時宋朝財政入不敷出，蔡襄善於理財，“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入以制用。劃剔蠹，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

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繼位，升任蔡襄為正任“三司使”。蔡襄向宋英宗上奏《國論要目》奏章，建議宋英宗“擇官、任才、去冗、辨邪佞、正刑、抑兼併、富國強兵”，但未被英宗採納。

而且，蔡襄不僅是一位優秀的地方官、財政官員，還是一位學者，著有《茶錄》一書，總結了古代製茶、品茶的經驗，所著《荔枝譜》更被稱讚為“世界上第一部果樹分類學著作”，還是宋朝書法“四大家”“蘇黃米蔡”之一，與蘇軾、黃庭堅、米芾齊名。

蔡襄的為人處事，則忠厚溫和，默默做事，本分做人。

然而不知為何，宋英宗從即位開始，就表現出極端討厭蔡襄，隔長不短就敲打蔡襄一番。有一次蔡襄向宋英宗請假一天，沒想到宋英宗突然發怒，對宰相說：“三司省掌管天下錢糧，事務繁多，蔡襄近十天來請了四次假，何不用別人？！”

宰相韓琦道：“三司省近年來辦事沒有失誤，罷職無名。況且此時要找一個才識比蔡襄更好的，也沒有人選。”參知政事歐陽修則說出蔡襄請假的理由：蔡襄的母親80多歲，近來多病，需要蔡襄照顧，而且蔡襄只請“朝假”即不參加朝會，不誤“起居”，不耽誤每5天一次給宋英宗請安、彙報工作，公事更沒耽誤過，不宜因為請假罷職。

宋英宗見無限忠於自己的韓琦、歐陽修為蔡襄說情，雖然意猶未盡，勉強不再追究蔡襄。但從此，宋英宗對“三司”的工作格外關注，且總是變著法地找茬，明顯表現出要把蔡襄趕下臺。

韓琦等幾位宋仁宗慶曆時期的老友私下聚在一起，問蔡襄到底做了什麼，惹得宋英宗如此對他。蔡襄努力回憶，卻怎麼也想不起來做過什麼，如何得罪了宋英宗。

幾人最後決定，由韓琦出面，去找宋英宗探聽一下原因。不久，韓琦臉色難看地回來，說出了原由：原來是涉及到了宋英宗還是“皇子”時的一樁隱密事件。據說選定宋英宗為“皇子”之後，宋仁宗想起自己三個兒子早逝，人近黃昏，連親生的兒子都沒有，半夜獨自流淚，看到宋仁宗傷心，親近的內侍們隨聲附和，說宋仁宗立皇子太倉促，不理想可以“從容再議”！其時也有“一二知名近臣”寫了奏章，提議另立皇子。幸運的是這些奏章一直放在宋仁宗的臥床上，宋英宗登基後不久就燒了。可是誰也不敢肯定宋英宗看到過這些奏章沒有，尤其不能確定所謂“一二知名近臣”到底是誰。

幾人猜想宋英宗可能認為“一二知名近臣”裡有蔡襄。一天進宮，韓琦大著膽子問宋英宗是否知道有這件事，是否和蔡襄有關。宋英宗一聽，答道：朕雖然沒有見過文字，但在慶寧宮做皇子時，就聽說過此事，而且知道蔡襄寫過奏章。

韓琦聽後說道：事出曖昧，到底怎樣，須查清才能確定，不宜僅憑謠傳就定案，否則以後隨時會有小人造謠生事，正人難做。

參知政事曾公亮插話：京城有關朝廷的謠言最多，十有八九都不可信。

歐陽修則問宋英宗：陛下認為此事到底有沒有？

宋英宗答道：“雖不見文字，亦安能保其必無？”雖然沒有見過文字，但誰敢保證一定沒有？

歐陽修勸道：陛下，無跡可尋的事不可信，而且就算有字據，也未必可信。比如仁宗時期，夏竦讓丫環模仿石介的筆跡，假造石介寫給富弼的信，誣陷兩人密謀造反；前幾年還有人偽造臣的奏章，建議減少宮中內侍，以致內侍見了臣就咬牙切齒，恨不得殺人。所以別說沒文字，就算有，也可能別有內情。請陛下毋須再追究此事。

但宋英宗的回答是：“為何造謗者不及他人？”那為什麼製造謠言、毀謗朝臣的人不說別人，只說蔡襄？

蔡襄知道事情難以挽回，更害怕繼續留在朝堂會有更大的禍事臨身，主動向宋英宗請求外任，於治平二年（1065）出任杭州（治今浙江杭州）知州。

第二年即治平三年（1066）十月，蔡襄的母親盧氏去世，蔡襄護喪南歸。

治平四年（1067）八月十六，蔡襄在故鄉仙遊縣唐安鄉依仁（安）裡赤湖的蕉溪居所（在今仙遊縣楓亭鎮九社村五星自然村）去世，享年56歲。

蔡襄

參考資料

：《宋史·英宗本紀》《韓琦傳》《歐陽修傳》《蔡襄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