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大中｜東漢年間，彭城與佛教傳入

漢楚王是誰

2021。1。28《徐州日報》漢風週刊總第50期

新聞背景

1月11日，徐州土山二號墓入圍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的初評。這一歷時40年的漢墓考古專案，由於墓葬早年被盜，墓主人是誰尚是一個謎題，其中東漢楚王劉英和此後的若干彭城王的可能性進入專家推論的視野。

東漢初年，佛教東漸，封於彭城的東漢楚王劉英被一些學者認為是中國第一位佛教信徒。本期專題，江蘇師範大學程大中教授以東漢劉英在彭城大興佛事的史實為依據，闡釋了彭城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初的地位與影響。

東漢初年，佛教東漸，

彭城作為漢代東部地區的重要城市，

雖然不是佛教最先抵達的地方，

但卻是佛教傳入中國的首興之地，

因為彭城及附近出現了

中國佛教史上的多個第一。

對中國佛教淵源研究頗深的荷蘭漢學家許理和認為：

“大約在公元1世紀中期，佛教已經滲入淮北地區、河南東部、山東南部和江蘇北部……這個區域最重要的城市彭城是一個繁華的商業中心，它實際上坐落於陸上絲綢之路從洛陽向東延伸至東南地區的大路上，而外國人習慣於從西面到達這座城市。”

1

楚王劉英為史書記載的中國第一位佛教信徒

竹林寺揚佛閣內的劉英像。

按照佛教史專家的考釋，佛教傳入中國前期是和神仙思想、祭祀方術混同在一起被民眾接受的。

彭城一帶是黃老學說的策源地，老子曾在沛地潛心悟道達10年之久，後著五千言《道德經》；道家先驅莊子一直生活在附近的蒙城一帶，後著有道家經典《莊子》一書。因此，以神仙思想為主要內容的黃老學說在此地一直比較流行。

西漢時，淮南王劉安集門客著《淮南子》一書，其中主要宣講的就是黃老學說。

如依佛教史專家的考釋：異域之佛教欲在中國立足並求得到認可，必應先依附於其它迷信形式方可先於生存。如此，佛教首先在彭城一帶依附道家思想而存在就不難理解了。並且，道家崇尚虛玄，而佛家崇尚空寂，二者思想比較接近，正如後來范曄在《後漢書》中論佛教說：“祥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遷之宗，道書之流。”其思想表徵和道家信仰的基本接近，以及佛教有意而為的依附，是佛教為何最先在彭城這一道家思想興盛之地得到發展的主要原因。而且，

在古代中國的版圖上，彭城一直是交通南北、聯絡東西的商埠重地，其發達的經濟、活躍的文化、眾多的人口也有利於佛教的傳播。

東漢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被封為楚王的劉英赴彭城就任。到彭城後，劉英依託彭城四通八達的交通區位優勢，交接遊俠之士，迎納眾多賓客，且嗜好於黃老之學。樂於迎納眾多賓客為劉英較早接觸東傳佛教的彌陀提供了可能，而嗜好黃老之學則使其具有了接受佛教教義的相近思想認識基礎。

大概劉英認為佛教是“道書之流”，

因此他對佛教接納的方式是

把西來的宗教化的浮屠和老子供奉在一起，

即如漢明帝言：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當然，我們還不能就此斷言楚王劉英是中國信仰佛教第一人，因為佛教傳入中國應該是在潛移默化中發生的，其傳入的時間可能還要早於劉英赴彭城任楚王的時間，但由於最初的信徒可能多為異域胡商或民間百姓，所以得不到正史的重視而無史料可尋。

大概是由於劉英以楚王的東漢貴族身份信仰佛教，且得到漢明帝的認可與讚許，“浮屠”才得以在《後漢書》中出現。毋庸置疑而應該可以認定的是，楚王劉英是被史書記載的中國第一位佛教信徒。

劉英對佛教的信仰和虔誠，也影響感染了漢明帝。

漢明帝為劉英下詔兩年後的東漢永平十年（67年），他夢見頭頂光環、全身金光燦燦的西方大神在金鑾殿的上空飛翔，於是派郎中蔡愔到西方請來竺法蘭和迦葉摩騰兩位西域高僧。蔡愔一行還用白馬載來了《四十二章經》，漢明帝為示重視，建了中國最早的寺院———白馬寺，這就是著名的“白馬東來”的典故。但這個記載始見於漢傳本《四十二章經》中，並未出現在正史之中，因此從史料價值上來說，反而不如漢明帝下給楚王劉英的詔書重要。

楚王劉英信佛雖然得到漢明帝的認可，但由於此時佛教尚未得以廣泛傳播，並且一個身居要位的皇家貴族不潛心學習儒家治國經典，而整天帶一幫異域遊僧建廟信佛，確實很難被正統計程車大夫們所接受。

公元70年，一個叫燕廣的人告發楚王劉英與漁陽王等造作讖緯及圖書，存在謀逆的行跡。朝廷派人調查，發現劉英廣泛結交迎納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確有謀逆嫌疑。雖然劉英如漢明帝所述沉迷於“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未必就有謀逆造反之意，但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當符瑞的行為，的確犯了朝廷的大忌。因此，主管官員參劾劉英“招聚奸猾，造作圖書” 、擅自增減官秩、設定諸侯王公兩千石企圖謀逆，奏請皇帝誅殺劉英。

漢明帝劉莊與楚王劉英雖不同母，但畢竟都是光武帝劉秀的兒子，漢明帝念兄弟之情不忍殺之，乃廢劉英楚王位，貶其到丹陽郡，僅享五百戶的封地。不知是為了彰顯劉英作為皇家貴族的尊貴，還是惡顯劉英的受貶落魄，以大鴻臚為首的護送隊伍，一路上吹吹打打喧囂而行至丹陽。篤信黃老及佛教的楚王劉英不知因何感想，到丹陽後不久竟自殺而亡。

漢明帝沒有想到劉英會自殺身死，兩年後他來到彭城，召見劉英的母親許太后和劉英的妻子兒女時，失聲落淚。三年後，漢明帝過世，漢章帝即位，加封了劉英的六個兒子為列侯

。數年後，許太后過世，漢章帝派光祿大夫持節治喪，同時迎回楚王劉英的靈柩，改葬彭城，享用藩王的禮儀，追加諡號為楚厲王。

後來漢章帝還來到彭城，召見了劉英的妻子和孩子，並“厚加賞賜”。

大概讓楚王劉英和漢明帝都沒想到的是，一直未得到朝廷和社會廣泛認可而影響平平的佛教，在100年後，劉英所創的佛道同祠、一起膜拜的供祭形式堂而皇之地發展到了皇宮廷院之中。

漢桓帝在宮中為黃老和佛教同時立祠加以祭拜，佛陀和黃老同時成為了皇帝拜祀的偶像。

《後漢書·西域傳》對此記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

佛教自此正式步入了皇家殿堂及百姓家中，並在後來的數百年間發展成為與儒、道齊名的中國社會主流文化思想。

2

首在下邳建造東漢時期規模最大的佛教寺院

竹林寺內的笮融像。

由於楚王劉英及手下居士奉佛，因而彭城及周邊地區開始流行佛教，並在後來出現了官吏出家以及大造佛寺的壯舉。

如祖居下邳的南朝梁時著名僧人僧祐所撰《出三藏記集》卷5《喻疑》中就記載：“漢末魏初，廣陵、彭城二相出家，並能任持大照，始有講次。”廣陵、彭城二相是否出家，正史未見記載，但漢末彭城東部下邳之相笮融曾篤信佛教，並利用負責三郡漕運的職權，把錢糧用來大造佛寺，被正史實錄。

據陳壽《三國志·吳書四·劉繇》記載：漢靈帝時，丹陽（今安徽省宣城）人笮融參加黃巾起義失敗後，聚眾數百人投靠徐州牧陶謙（當時徐州牧治所設在下邳，後來曹操攻佔下邳斬殺呂布以後，方將徐州牧治所遷往彭城）。陶謙令他督管彭城（今徐州）、廣陵（今揚州）、下邳（今徐州睢寧縣古邳鎮）三郡（國）的漕運，併兼任下邳相。

笮融信仰佛教，他在職期間，利用職權把漕運和下邳的一些所得用於建造浮屠祠。《後漢書·陶謙傳》記載：笮融“聚眾數百往依于謙，謙使其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週迴，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彩。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

《三國志·吳書四·劉繇》也有記載：“笮融者，……乃大起浮屠祠，以銅為人（佛像），黃金塗身，衣以錦採，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

《後漢書·陶謙傳》和《三國志·吳書四·劉繇》所載笮融花巨資修造浮屠寺，發生在東漢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笮融所建浮屠寺規模宏大，寺中有塔，上有金槃，下有重樓，塔為九層八角，每層皆有飛簷，每面鑲有銅境，塔頂亦有一面銅鏡朝天，稱為“九鏡塔”。

堂閣周圍可容納3000多人在其內課讀佛經，佛像外塗黃金、披著錦彩的袈裟。每到浴佛會時，在路旁設席長數十里，置酒飯任人飲食。來參觀、拜佛的百姓達萬人之多。由此可見，當時浮屠寺氣勢之雄偉，浴佛會鋪排之奢華、場面之宏大，確實為世所罕見。

笮融雖負責彭城、下邳、廣陵三地之漕運，但由於兼任處於三地之中的下邳相，其治所在下邳，因此就其利用權利呼叫錢糧、勞工方便而言，其所建如此大規模的浮屠寺當在下邳。《後漢書·陶謙傳》中所載，也應是下邳浮屠寺之景象。下邳浮屠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以佛塔為中心、四周圍以堂閣的浮屠寺，這是最早見於正史記載的規模最大的中國佛教寺院。

笮融在下邳所做的各項佛事，無意中成為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極具有建設性的彪炳性功業。

他所興建的佛祠、佛塔以“上累金槃、下為重樓”的結構，成為我國早期佛塔的基本塔型，並且這一佛寺佈局的形式基本上延續至唐代。祠內所塑之黃金塑身的佛像也是我國文獻上有關佛像鑄造的最早記載。

另外，笮融對在其管轄境內的佛教信徒還給予了免除徭役賦稅的政策待遇，而這一做法也成為以後歷代官方支援佛教的舉措之一。

笮融繼楚王劉英之後的這些佛事活動，使彭城、下邳在此後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內都是我國佛教的重鎮之一。

3

下邳人嚴佛調是漢人出家及翻譯佛典的第一人

竹林寺的揚佛閣。

至漢桓帝劉志時，佛教雖然經皇家所認可，正式登堂入室與老子同享香火祭拜而開始得以傳播，但由於佛教來自西方異域，卻從無漢人出家皈依，一直到漢末依然如故。誠如後來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王度奏疏稱：“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

雖然王度稱漢人皆不得出家，但期間也有個別例外。

漢桓帝時期，時為徐州下邳國屬地的臨淮（今盱眙縣）就出現了一位名為嚴浮調的人，信佛出家做了和尚。

大概由於彭城、下邳一帶一直為東漢時期的佛教興盛之地的原因，地處不遠的臨淮人嚴浮調，以漢人的身份第一個走進了佛門。中國現存最早的佛教文獻目錄《出三藏記集》中記載稱：嚴浮調“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

不僅如此，嚴浮調還將自己名字中原來的浮字改為佛，名曰嚴佛調，以示其自己與佛有緣。後來他在其所著的經書中還署名“嚴阿祇梨浮調”，阿祇梨為佛教術語，指佛教之導師。應該說，

嚴佛調出家向佛是漢人中的特例，因此嚴佛調也成為見諸文獻的漢人出家佛教的第一人。

雖然《出三藏記集》卷5《喻疑》中也有：“漢末魏初，廣陵、彭城二相出家，並能任持大照，始有講次”的記載，但“廣陵、彭城二相”具體為何人？後來做了哪些佛事，書中再無後續內容補充祥敘。況且，即便有廣陵、彭城二相出家之事，其時間也晚於嚴佛調出家之時。

嚴佛調不僅是漢人出家佛教第一人，而且對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入佛門後曾配合安息國居士安玄翻譯佛經，後來又獨自翻譯了大批佛經，而且他還根據自己的理解明悟，撰寫了一些佛教經書。

翻譯佛教經文始自漢桓帝時期的安世高。安世高本為安息國太子，自幼信奉佛教，他在即將即位國王時出家修道，並於東漢建和元年（147年）到達洛陽。安世高來到洛陽時，佛教的信奉者還多把佛教當成是一種神仙方術，因而把佛當成是祭祀的物件，焚香膜拜，祈求長生。安世高認為這有違佛家普世向善的教意，為讓人們更進一步地瞭解佛教，於是萌發了譯述佛經的宏願。史載安世高共譯經41卷，數年後，出遊去往南方，最後蹤跡不詳。嚴佛調進入佛門時即師從安世高學佛，久與相處，亦通胡語，精佛學。

漢靈帝末年，安息人安玄東行經商，定居洛陽，後因功被朝廷封為騎都尉。安玄為信仰佛教的居士，他秉守法戒，嚴格自律，博覽並誦讀群經，並常以弘揚佛法為己任。安玄是一個聰明和善於學習的人，他來洛陽不久就通曉了漢語，為了宣揚佛法，他立志於翻譯佛經，但他對漢語的理解掌握畢竟有限，於是就和當時唯一的漢族僧人嚴佛調合作翻譯佛經。漢靈帝熹平元年（181年），安玄與嚴佛調共譯《法鏡經》《阿含口解經》，“都尉口陳，嚴調筆受”（安玄口譯梵文，嚴佛調提筆記錄），然後，兩人再斟酌字句、修飾潤色，以便語句更加完整合意。

嚴佛調與安玄，一漢一胡、一僧一俗，二人合譯佛經，不僅開創了中國佛教譯經史上的先河，而且推動了佛教的更快傳播。

嚴佛調和安玄合譯的第一部佛教經典是《法鏡經》，這部譯經在中國佛教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被評為“盡經微旨，號為難繼”，即所譯經典能契合佛經中深奧的道理，且後人難以繼承他們的功業。後來嚴佛調漸通梵文，至東漢中平五年（188年），又獨立譯《古維摩詰經》《十慧經》等六種佛經為漢文。

嚴佛調還是中國自撰經書第一人，他在佛學研究和助譯中，提高了對佛教經典的理解和體會，於是便把自己的思想透過著書表達出來。他動筆撰述，闡明佛理，傳世撰著為《沙彌十慧章句》。其自序稱“有菩薩者，出自安息，字世高，韜弘稽古，靡經不綜……或以口解，或以文傳，唯《沙彌十慧》，未聞深說……長無過庭善誘之教，悲窮自潛，無所繫心。於是發憤忘食，因閒歷思，遂作《十慧章句》。”

因嚴佛調開始向安世高學佛，聽講禪數，唯十慧之義未及詳聞，而安世高離去後，故發憤著此章句，申明先師遺旨。

嚴佛調在學法、助譯過程中心領神悟，發師所未發，悟經中深昧，開漢人佛學者著書立說之始，對後世高僧著述影響極大。

自東漢永平至延康年間，天竺、大月氏、康居、安息等國每年都有高僧來到中土傳道或譯經。受此影響，嚴佛調一直懷有到佛教發源地及西域有關國家學習交流的願望。公元192年春，嚴佛調在古稀之年，離開家鄉前往天竺、大月氏等國，學習瞭解佛教精義，並宣傳自己對佛教的理解感悟。嚴佛調此行，受到當地信眾的歡迎、推崇與愛戴。嚴佛調後積勞成疾，客死他鄉。

（作者為江蘇師範大學科文學院原黨委書記，著有《徐州文化圈帝王聖賢錄》《漢代絲綢之路之肇興》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