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沒有理由對中國的低出生率過度擔憂，因為……

【採訪/觀察者網 劉倩藜，整理/觀察者網 孫甜甜、劉嘯雲】

觀察者網：

教授您好，在正式提問前，我想聊一聊您個人的經歷。您目前供職於布朗大學，是著作等身的經濟學家，我們透過公開資料瞭解到您曾在耶路撒冷求學，能說說這段經歷嗎？是什麼原因促使您進入這個研究領域的？

奧戴德·蓋勒：

我在耶路撒冷出生、長大，並在希伯來大學度過我的大學時光。後來我搬到了美國，在那裡開始了我的博士生涯。我在美國與希伯來大學之間“輾轉”多次，可以說在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的生活狀態有點“分裂”。

我認為，我們對今天的許多認知都建立在看似遙遠的過去之上，宗教、種族、衝突與繁榮對我們影響至深。必須承認的是，把握真實的歷史素材有助於我們理解全球的發展程序。

耶路撒冷的日常生活中充滿了“歷史感”，任何時候回到這座城市，你都會捕捉到歷史的痕跡與細節，那些遺留下來的問題持續地影響著現在，因此以色列對我的影響至關重要，在某種程度上是以色列形塑了我的世界觀，影響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這些年我逐漸發展成一個跨學科的研究者，我關注經濟增長、宏觀歷史、文化演變和動態系統數學等領域，這些領域間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絡。我的研究致力於更好地理解初始條件、歷史條件如何影響個人和社會的進化。

我寫了很多論文，這些論文主要討論初始條件對國家的前途命運、對個人會產生何種長期影響。我把自己對歷史悠長陰影的興趣與動態系統數學的熱情結合起來，同時透過建立模型來觀測初始條件如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社會系統的平衡。

觀察者網：

作為經濟學家，您的研究超越了單一的研究領域，從跨學科的視角為我們理解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提供了思考的藍本。您在著作中提出一個觀點：推動經濟從停滯到增長的內在因素，會帶來社會發展的不平等。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過去十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七國集團的總和。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試圖分析其現象背後的原因和驅動力，您提出的“統一增長理論”能否有效解釋中國的發展情況？

奧戴德·蓋勒：

當我思考中國的經濟增長與發展時，我認為“統一增長理論”很好地捕捉到了中國過去幾千年發展程序中的細節。公元5世紀至15世紀，中國擁有領先於全世界的先進技術，這種領先優勢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工業革命開始後，是歐洲而非中國更早地步入了下一個發展階段，中國在一定時期內落後了。

我們如何在“統一增長理論”的背景下思考這個問題？我想說的是，“統一增長理論”劃分出技術進步率、人口規模和人口的適應能力等要素，描述了這些要素作為動因推動社會從停滯到增長的發展程序。

這些要素正在支配所有國家與社會的進化過程，同時各個國家基於不同的地理要素、文化特徵、社會需求、制度特點以及人類多樣性等現實條件，在全球範圍內表現出不同的變革效率。因此，當我們思考中國社會的演變時，應該意識到這些要素如何與中國的特殊性相互作用，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處於“馬爾薩斯時代”，也就是說，當中國在技術上領先於世界各國時，技術進步的成果主要轉化為更多和更密集的人口，對長期的繁榮富裕則無甚影響。

從長遠來看，技術進步促進了人口增長，而更大規模的人口能夠激發社會創新，因為潛在的創新者數量增加了。過去幾千年裡，技術進步與中國的人口規模增長成正比，然而現在情況正在發生轉變，事實上中國的技術進步越來越快，但人口規模不會無限增大。

與此同時，一些特殊的因素阻止了中國率先步入工業革命。中國在地理上是孤立的，在文化上具有同質性，在多重因素影響下，中國社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同質化。

2022年4月14日，一列滿載汽車的貨運專列由重慶永川欄杆灘火車站發往華北地區 唐奕 攝/瞭望

在中世紀，社會內部的同質性能夠強化凝聚力，中國經歷了漫長的“大一統”時期，很大程度上這與中國各地在地理上的緊密聯絡有關。然而，同質性也可能會在長期發展過程中造成障礙。中國社會由於較強的凝聚力和地理上的緊密聯絡而缺乏競爭，使得中國社會的轉變和快速進入工業發展階段障礙重重。

歐洲的情況則與中國不同，隨著技術進步的速度加快，歐洲邁入了從農業到工業發展階段的前夜，這種轉變需要社會的重大變化作為前提。為什麼說歐洲在工業化早期進步飛快？因為歐洲具有分散的地理特徵和流動的文化特徵，理所當然會帶來大量的政治和經濟競爭。

當前，中國正在進入工業發展階段，鑑於中國社會內部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就更好地保證了生產效率，這也是社會快速向前推進的前提。可以說，社會凝聚力是從農業發展階段過渡到工業階段的障礙，而一旦中國觸控到工業化的門檻，它在這個階段的效率要比其他社會高得多。

觀察者網：

在翻閱這本書的時候，想起不久前中國公佈的一個資訊，“十四五”（2021到2025年）期間中國將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少子老齡化”將成為常態。人力資本，是您這本新書前半部分的重點，儘管是在解釋兩三百年前的人類社會，但當下似乎也能找到呼應。您在解釋那個時代的增長時，用了技術創新－大眾教育－童工消失，換句話說人力資本投資－人口大轉型這一模型，在當時社會發展、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出現了生育率大幅下降現象，但似乎並未對社會發展帶來巨大阻礙，那麼放到當下中國社會（或類似地方），是否還能用這一模型來解釋，兩者的主要差異是什麼？作為生活在中國的人，生育是當下熱點話題，也引發社會焦慮，應該如何更好地看待這個問題？

奧戴德·蓋勒：

我認為，人們沒有理由對低出生率表現出過度的擔憂。事實上，在過去的一兩百年裡，世界經濟發生了令人難以置信地轉變，我們應當關注的是隨著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增長過程就會逐漸擺脫“平衡效應”。

在人類歷史的程序中，我們看到了技術進步在逐漸加速，這使得人力資本的回報率逐漸增加。從某個時間點開始，親代對子代的教育開支超越了他們的負擔上限，親代就會考慮停止生育。生育行為的變化將人口增長從“平衡效應”中解放出來，社會由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技術的進步、人力資本的形成和人口的下降都將有助於經濟的增長。

未來幾十年，我們將看到中國人口的絕對規模下降。一些觀察家認為這令人擔憂，因為他們認為人口的規模對技術進步非常重要。此外，人們還會憂慮“撫養比”的問題，即一個社會中工作年齡人口數與老齡人口數的比值會變小，其結果是社會中會出現一種新的不平衡，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

我不同意這種觀點。我的理由是，生育率下降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好處，那就是我們有更少的孩子，因此可以給予每個孩子更多的照護和投資；與親代相比，子代的營收能力更強。我們不能機械地考慮“撫養比”的問題，而應該發現生育率下降帶來了對個體投資力度的提升，從而使得人口的生產力大大增強。其結果是社會人口規模下降，但個體的生產能力有了顯著提升。

我認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可以補償人口規模下降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中國及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正在邁入一個人口不再增長的階段，甚至可能下降，這對於環境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美德”。

資料圖來自新華社

觀察者網：

您在“破解不平等謎題”中對“華盛頓共識”提出了一定批判，能否再具體談談？包括，您的理論中也強調氣候和地理因素導致政治制度的潛在差異，同時否定“一種制度同時適合所有國家”的觀點。對此，我是否可以理解為，過去西方世界試圖在發展中國家推廣的經濟自由主義、政治改革某種程度上是失敗的，既沒有正視其產生的歷史原因（比如殖民），也沒有因地制宜，結果在部分國家失敗並引發社會動盪，當然也就無法解決發展問題？

奧戴德·蓋勒：

我的見解是，過去一段歷史時期的國際政策主要在華盛頓共識這個框架下展開，並主要由世界銀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進。

這個觀點認為政策是存在不同的層級結構的，因此如果我們想減輕全球的不平等，則必須為每一個國家制定具體的政策。以相對同質化的中國和相對多樣化的非洲舉例，假設我們想在有限的預算基礎上促進兩個社會的繁榮，我們應該怎麼做？

在衣索比亞，我們希望教育民眾變得更加寬容，更加有凝聚力，同時希望減少影響社會非凝聚力的成本。因此，那裡的教育課程將致力於教會人們相互尊重，教會不同的種族群體相互尊重。總體而言，我們將努力恢復社會的凝聚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選擇壓縮現有的多元主義。

然而，中國的多樣性水平相對較低，那麼我們希望透過教育來促進多樣性。比如，我們可以教育孩子挑戰現狀，學會跳出既定框架思考問題，並在學校的教育體系中習慣於挑戰權威。你會發現，基於同一個目標，我們在衣索比亞頒佈的政策將與在中國頒佈的政策正好相反。

在象牙海岸北部本賈裡一所學校上課的小學生。聯合國兒童基金會/Miléquêm Diarassouba

觀察者網：

對此我個人持保留意見。生活在中國，我並不覺得中國是高度同質化的，中國內部的民族、文化和方言其實非常多樣。據我所知，中國有幾百種方言，每個方言在分佈範圍上都與一門歐洲語言相當。

奧戴德·蓋勒：

同質性和差異性是相對而言的。中國確實有豐富多樣的文化和方言、確實具有差異性，但中國的差異性程度遠遠小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長期以來，中國社會都具有高度的凝聚力，中國文化重視過往經驗，並傾向於維持現狀。在這樣的社會中，比起提升凝聚力，更重要的是鼓勵人們跳出窠臼、打破現狀。

我還可以換一個爭議更小的例子來證明一個社會的歷史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能在這個社會中採取何種政策。一個社會若要取得進步，就必須具備一種著眼於未來的心態，也就是說，要有為未來生活做規劃的能力。事實表明，不同的社會在這方面差異巨大，比如中國人就幸運地擁有極強的規劃未來的能力，其他國家就遜色得多。

這種差異很可能是由地理環境導致的，有利的土壤和氣候條件培育出農業文明，人們根據自然節律來安排耕地、播種、收穫的時間，併為下一年儲備糧食和種子。他們從大自然那裡學會了如何規劃未來。

而對於漁獵民族來說，情況可能恰好相反。漁民捕魚，然後吃掉一部分魚、賣掉另一部分，這個過程不必涉及任何長期規劃。這樣的社會往往更看重當下而不是未來。

所以，我們要根據不同社會的不同歷史，設計不同的教育政策，以推動經濟的繁榮增長。當面向中國學生時，我們無需費心教導他們如何規劃未來——他們早已從大自然和歷史文化中學會了這一點。但在其他國家，我們需要額外設定一些課程（比如樂器課）來培養孩子延遲滿足的能力，這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奏效。

觀察者網：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其實，在當下社會中，有人提出這樣一種假設：世界上的財富、資源和機會是有限的，發達國家一部分是透過“掠奪”發展中國家才得以富強，因此發展中國家想要富強就必須從發達國家“搶回”資源和機會，但這個過程又必然影響發達國家的財富積累，從而兩者不可避免的出現矛盾。您對此如何看待？

奧戴德·蓋勒：

我想從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角度談談這個問題。

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與殖民主義的歷史存在很大關係。殖民時期，殖民國家和殖民地之間的關係是極其不對等的。

這種不對等關係首先體現為殖民國家對殖民地的掠奪。殖民國家從殖民地榨取了大量資源，還把殖民地的大量人口掠為奴隸。殖民國家藉助來自殖民地的資源和勞動力，以空前的速度實現了從停滯到增長的蛻變，然而殖民地的發展卻因此受阻。

我還想強調，殖民國家和殖民地之間的貿易也是不對等的。一般的貿易關係是雙贏的，但殖民國家和殖民地之間的貿易卻以損害殖民地為代價，為殖民國家帶來收益。

殖民國家通常致力於發展工業；殖民地則以農業為主，專門生產工業原材料。生產原材料的工作對勞動者的技能和受教育程度幾乎沒有要求，因此這樣的“分工體系”壓低了殖民地的教育需求，阻礙了殖民地社會的人口結構轉型；相反，殖民國家則專注於生產工業產品，因此對人力資本和教育問題愈加重視。這樣一來，殖民國家越來越遙遙領先，殖民地則越來越貧窮落後。

總之，殖民主義導致了全球發展不平衡的產生，並進一步加劇了不平衡格局，這是過去幾個世紀來的現實。當然，歷史不止於此，而這是問題所在。

觀察者網：

鑑於您剛才提到的技術影響，我想再追問一句。您在書中指出，在“馬爾薩斯時代”，技術進步的成果主要轉化為更多、更稠密的人口，技術成就最高的地區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因此技術進步無法長期改善生活水準）。馬爾薩斯對當時狀況的描述相當準確，但他未能預料到未來技術進步帶來的社會和經濟革命。您是否擔心您的理論會有類似的缺陷？

奧戴德·蓋勒：

我並不擔心。我們要認識到，任何理論都應當是可反駁、可證偽的，否則就不是科學理論。

馬爾薩斯理論能夠解釋經濟停滯何以佔據整個人類歷史中99。9%的時期，但這一理論是有限的，它建立在單一的經濟制度之上。

我提出的“統一增長理論”要比馬爾薩斯主義複雜精密得多。統一增長理論包括了這幾個部分：它首先對漫長的“馬爾薩斯時代”做出解釋；然後，它要說明是何種力量幫助人類逃離了“馬爾薩斯時代”，脫離停滯，走向發展；另外，它還需要澄清，人口結構轉型如何逆轉了收入和生育率之間長期存在的正向關係；最後，統一增長理論還會解釋，進入增長期後，世界經濟水準的差異何以急劇擴大。

馬爾薩斯理論中只包含單一維度，統一增長理論則試圖理解全部的人類歷史、解釋不同的制度和事件。所以，相對而言，後者比前者更為可靠。正如您所指出的，就在馬爾薩斯完成其著述的時刻，他所發現的機制已經開始消退；而統一增長理論或許能在下一次世界經濟變革後依然保持生命力。

我再次強調，統一增長理論和其他每個科學理論一樣，都有可能被反駁。但統一增長理論被駁倒的可能性要小於其他理論。

美國矽谷富豪規劃的紐西蘭逃生路線：乘坐灣流550型飛機10小時就可以從舊金山抵達紐西蘭。圖片來自彭博社

觀察者網：

我想繼續談談技術問題。我們知道，除了不同國家間的不平等外，還存在同一國家內部的不平等，且不平等程度在過去200年間急劇擴大。看起來，技術進步並未弭平差異，而是加劇了發展不均。在您看來，我們如何才能緩解國家顳部不平等問題？有望透過改進社會分配方式來做到這一點嗎？

奧戴德·蓋勒：

我在統一增長理論中談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我們處在一個技術飛速迭代的時代。良好的教育，以及一些與當下技術環境相適應的認知特質，將有助於個人更好地適應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

但是，並不是所有社會成員都有機會接受同等程度的教育、具備同樣水平的認知特質，比如美國50%的人口沒有大學學歷，這意味著一部分人會被時代拋下。

技術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種“副產品”，那就是不平等。在過去的近五十年間，世界經濟中存在的不平等現象是相當驚人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才能緩解不平等？

我認為，每個社會首先要確保機會平等，也就是說保證每個人都有同等機會獲得與其潛能匹配的教育，繼而從技術進步中獲益。在這樣的社會中，個人無法接受教育的唯一理由是他不具備相應的才能，沒有人會因為歷史遺留問題或社會不公而被阻隔在校門之外。機會平等也許無法消除不平等，但至少能確保公平競爭，使人們各得其所，讓最有才能的人佔據最關鍵的崗位。

不過，只有機會平等還遠遠不夠。機會平等確保有才能者可以勝出，但除此之外，社會還應該為那些被時代拋下的人拉起“安全網”。我們可以看到，在全世界都有這樣的一些人，他們所具備的特質不符合當前技術環境的需要——也許幾十年後新的技術會需要這些特質。

所以，我們必須意識到，這個時代日新月異的技術進步也將導致空前嚴重的不平等，我們在隨著時代浪潮一路向前的同時，也必須為那些不那麼適應當下技術的群體提供兜底保障，不讓他們被時代徹底拋棄。

觀察者網：

確實，我們生活在一個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網際網路的普及使現代人的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現代人被海量資訊淹沒，人們的觀點分歧也日益擴大，在討論對某個國家或政治事件的看法時，大家往往爭執不下。人們如何在資訊洪流中保持理智客觀？當今世界日益加劇的民粹主義是由網際網路——或確切來說，由社交媒體——推動的嗎？

奧戴德·蓋勒：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不過我對您的憂慮深有同感。現在，人們越來越難以就一項“事實”達成一致，“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成為網路熱詞。歸根結底，事實看似是客觀的，實則受人們主觀看法的影響，同一件事在擁有不同教育背景和資訊來源的人眼中會顯得截然不同。

我當然希望透過加強對民眾的教育，讓人們獲得更強的資訊甄別能力，在接受不同資訊後做出深思熟慮的判斷。但這樣的願景幾乎是天方夜譚——只要資訊還部分地被政府控制，只要有人故意釋出不準確的、有傾向性、有欺騙性的資訊，現狀就很難改變。所以，我並不寄望於透過提高個人能力來扭轉現狀。

我真正的願景是，我們最終能締造這樣一個世界，其中所有社會都擁有一些共同的價值觀，比如客觀、自由，從而確保人們即便有不同經驗，也能就客觀事實達成一致。

過去幾年間，我們見證了民粹主義的興起，也目睹了民粹主義是如何操縱資訊的。這些現象相當令人不安。我希望這種趨勢只是暫時的，希望教育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最終能佔據上風，希望人類可以免於被少數人故意操縱。

觀察者網：

正因如此，我覺得有您參與的討論和學習非常重要，衷心希望今天這樣的討論能長期持續下去，期待下次與您交流任何您感興趣的話題。感謝您撥冗接受我們的採訪！

奧戴德·蓋勒：

謝謝您，這是我的榮幸！

（註釋1：嚴成樑、王弟海：《統一增長理論研究述評》，原載於《理論經濟學》2012年第5期。）

奧戴德·蓋勒：《人類之旅：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餘江/譯，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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