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書寫的藝術表達

文人書寫，是以功能實用為側重的書寫方式，有別於書法藝術的創作動機和創作正規化，這種自然書寫的表達是古代文人的生活和修身狀態，是以書寫為依託、以文字為基礎、以識讀為基點的書寫。

古代的書法家首先是文人，在傳統意義上，文人書寫的藝術表達就是古代書法家堅持和秉承的書寫表達，是基於文字本身的自然書寫和內心情感的真實表達，也是古代乃至民國文人的書法狀態。而從當今書法發展的現實狀態來看，文人書寫的式微、文化內涵的淡化、人文思維的缺失，給當代書法發展提出了重要而嚴峻的課題。

如何理解文人書寫的藝術表達，如何認識文人書寫的藝術性和感染力，找到和發掘文人書寫的藝術表達的時代意義，有效地倡導和發揚文人書寫的藝術表達，將為弘揚中國精神、陶鑄時代審美、承續中華文脈帶來更深層面的價值和意義。

漢瓦周銅聯

文人書寫的藝術表達，始終貫穿文人的審美依託。

首先，以書文俱佳、藝文兼備為審美追求。

在古代，文人與書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界限區分，近百年間才有了“書法家”的稱謂。文人書寫是古代書法的重要存在方式，是堅持和奉行書法本體內涵的，即做到書文俱佳、藝文兼備。歷史上的經典書法遺存，無論碑刻還是墨跡，無一不是文章為書寫的根本，流傳至今的大都是千古文章。

這些文章自然是古代文人思想和審美追求的體現。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文書俱佳，堪稱“雙璧”，其中“惠風和暢”“群賢畢至”“遊目騁懷”等成為千古佳詞；蘇東坡不僅詩詞豪邁磅礴，流芳千古，其《黃州寒食詩帖》也與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顏真卿的《祭侄文稿》並列為中國書法史上的三大行書，這些書法經典堪稱文章與書法合璧的典範。

黃庭堅不僅詩詞、散文、繪畫出類拔萃，也憑藉其氣勢雄健、變化多端的深厚書法造詣成為與蘇東坡齊名的大家；岳飛的《滿江紅》氣吞山河，而書法“還我河山”也力透紙背，透過古代文人書寫的實踐，其藝術表達的依託不是空中樓閣、鏡花水月。

所以，我們觀看書法的前提是要有文章水準為思維評判，不能就字論字，而應結合起來，成為二者兼備的整體，這樣才更有流傳和觀賞價值。

人們可以透過作品，誦其文、察其言、觀其道、通其心，終可論其藝。無論是山林之士的淡素情懷，還是“勇儒”的剛猛不阿，都可在作品中盡顯心跡。從這個角度來講，書法便不僅只是藝術，也不都是技術。

書法既然具有這些功用，它的藝術性表達或表達方式就直接影響著其對人的感召力、對社會的影響力，從而反映出書法在文化中的作用。為此，將文人態度、文字表現和文化秉性引入骨幹書家的治學與創作，將會有深遠的價值和意義。

文與書的融合，古人已成典範，今人更當一以貫之，而不僅僅是為了視覺上的審美需求而放棄文字內容的需要。堅持書文俱佳，藝文兼備，才會深刻體現文人書寫過程中獨立的思考、真實的語言以及審美的崇尚。

李商隱《錦瑟》

其次，以人書合一、書如其人為人格理想。

書品與人品、書格與人格的關係是相分相合的，推己及人，應以書品和人品的雙重規範要求自我，這是文人書寫的人格理想。

“書如其人”一詞最早可追溯到西漢文學家揚雄所言：“書，心畫也。”意思是，書法是人的心靈和情感的外化。揚雄這裡所說的“書”不專指書法，也包括了語言文字和漢字書寫，首次論及了書法與書作者之間的關係，以及書法表情達性的特質。書如其人，人格決定其風格，主要在於氣質稟賦。

王羲之草、隸、行、飛白、八分諸體皆精，所書的《蘭亭集序》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其論書重“意”：“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其得到後世尊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名士風度、博學璞真、書風遒勁天成而被視為“書如其人”的典型。

如黃庭堅所說：“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縱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拘之。”可見，書法作品可以體現人的氣質、稟賦，更加關注人的精神在其中的體現，表現其名士風度、清淡雅趣。

項穆在其代表作《書法雅言》中提到，書法是心的表現，並將書法的地位抬高到“正人心”“閒聖道”的高度，在他看來，每個人的人品殊異、性情不一，但人品的邪正能夠在運筆中展露無遺。項穆受明代陽明心學的影響，推崇“心外無物”，因此提出“書者，心也”的論斷，發展了揚雄的“心畫”說，又側重於主觀因素的重要性。

然而，隨著書法專業的確立，書法的藝用功能幾乎成為當今書法表現的全部，它只是陶冶情操或自我情性發洩的一個憑藉，或者說是一種人生的寄託，從而折射出作者的人生修養，包括文化的、藝術的、審美的等。尤其是展覽時代的推動，已經快速消弱了文人書寫的表達。

而反觀現在的絕大部分展廳書法，已經沒有了“書如其人”的真實，沒有了人書合一的統一，而是偽裝的堆砌、模仿秀的集合，真正有獨立風格的作品寥若晨星。因此，不得不反思當下由於文人書寫的缺失，而導致了藝術風格的缺失以及文化風骨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