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文學｜鄉土本色，從實求知｜董小玉專欄

無論離鄉多遠，我們總是脫不掉骨子裡的鄉土氣息，忘不了故鄉的山水人情，正如畫家黃永玉所言：“故鄉是一個人感情的搖籃，它的影響將貫穿人的整個一生；故鄉是自己的被窩，或許它的氣味並不好聞，但卻是自己最熟悉而又無可替代的氣息。”鄉情隱隱，綿延古今。1948年，當代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將“鄉村社會學”的課程講義整理出版為《鄉土中國》一書。作者由點及面，勾勒了中國基層的社會面貌。為領略社會風土人情，感悟中國文化風貌，西南大學師生就《鄉土中國》展開了對話。

“鄉土本色”：從泥土中誕生的民族

研究生羅媛婧：

費孝通先生以深厚的學養、敏銳的觀察，洞悉了中國鄉村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特徵，對中華文明的“鄉土性”做出了系統深刻的闡釋。他在《鄉土中國》中提到：“我們的民族確實和泥土分不開的了。”請問您如何理解中華民族與“土”的關係？

導師董小玉：

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以農耕為立身之本，在肥沃泥土中耕種出燦爛的文明果實。因此，我們與“土”血肉相連，生死相關，難以割捨。費孝通先生初次出國時，他的奶奶就給了他一份紅紙包的泥土，以解思鄉之苦。“鄉下人離不開泥土”，這抔土是遊子與身後的故土割不斷的臍帶，是回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驅力。中國農民詩人臧克家在一首小詩《三代》中曾這樣寫道：“孩子／在土裡洗澡；爸爸／在土裡流汗；爺爺／在土裡葬埋。”土地正是農民生存之根、生命之源。此外，我們中華民族與“土”的深厚關聯還體現在文學的尋根夢上。魯迅曾說：“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細讀《鄉土中國》，我們能在書中找到“鄉土文學”中人物特性的縮影，理解人物命運抗爭出現的原由。如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他的每一次失利都映照著城市和鄉村的文明衝突。正如《鄉土中國》所指出的“鄉土社會是亞普羅式的，而現代的社會是浮士德式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註定會有劇烈碰撞和摩擦。透析鄉土社會，我們才能洞察中華民族從泥土中衍生出的生活習性，感悟從“黃土地”中生長的文明歷程，而那樸質無華又豐富多彩的鄉土則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根與魂之所繫。

“差序格局”：鄉村傳播結構的新走向

研究生羅媛婧：

《鄉土中國》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核心概念，這是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最具生命力的本土概念之一。您認為在人類不斷向賽博空間遷移的今天，“差序格局”是否發生了變化？

導師董小玉：

費孝通先生將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特徵概括為“差序格局”。該理論主要是用於解釋以“己”為中心，順著血緣和地緣關係向外延伸的中國鄉土社會關係網。如果說，西方的社會格局是一捆一捆的柴，那我們的格局則是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盪開的圈圈漣漪。每個人都是他自身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而又從屬於其前後波及的圈子，最終形成聯動關係。個體在層層推出、相次有序的波紋裡生活，但隨著現代媒介技術的滲透，傳統鄉村逐漸打破了“孤立、隔膜”的狀態，向現代社會的“連線、互通”轉化，同時也使中國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和人際交往模式呈現出新的形態和特點。這種蘊含在中國傳統文化裡的“波紋式”傳播，在數字時代的脫域機制執行中被賦予了新的內涵與特點。當下網際網路日益成為驅動鄉村振興發展的先導力量，正解構著傳統的鄉村傳播結構，一個由網際網路建構的媒介框架逐漸形成。據中國網際網路絡資訊中心釋出的第47次《中國網際網路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農村地區網際網路普及率為55。9%。傳統的鄉土社會基於差序格局，利用親屬常倫組合社群，建立家族式的生產關係。如今，網際網路的普及促使鄉村直播帶貨、城市果園等新興經濟形式的興起，衝破了“群”、“私”壁壘，在地緣的差序格局中衍生出業緣關係，拓展了原有的關係基礎。這種新型的鄉村傳播結構重塑著鄉村話語體系和故事結構，將建立在此基礎上的鄉村歸屬感——鄉愁由實景引向擬態。由此，日益蓬勃的新媒體對鄉村傳統的傳播結構——基於人倫的差序格局的影響是顯而易見和值得深入探討的。

“從實求知”：治學的腳勤與腦勤

研究生羅媛婧：

《鄉土中國》後記說：“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說是完稿，只是一段嘗試的記錄罷了。”您認為這體現了費老怎樣的治學態度？

導師董小玉：

費老一生用雙腳丈量著這片熱忱的土地，始終堅持“到實地去”洞悉基層社會生活現實，貫徹“從實求知”的治學態度與謙遜品格。正如艾蕾斯在其《我的一生》中所說：“凡是我雙腳踏過的地方盛開著芬芳的玫瑰。”他提出做學問要“腳勤”、“腦勤”。首先“腳勤”就是要邁開腳步，四處問訪。費孝通先生曾三訪溫州、四進貴州、五上瑤山、六下河南、七入山東、八訪甘肅，二十七次回江村，可見“真知亦自足底功夫”。其次是“腦勤”，“事蹟易見，理難相尋”，做學問要將見聞與理論知識有機結合，以腦指揮腳，以腳帶動腦。《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等著作中提出的鄉村工業發展、差序格局、小城鎮理論、文化自覺等震鑠學界的思想，都是在鄉村小道邊，田野汽車上和在農戶家中醞釀而成。費孝通先生說學術既可以做裝飾，也可以做食糧。正是這種“從實求知”的治學理念，使費老腳力與腦力從不停歇，也不以“習慣於”的方法去進行思考和研究，而總是在“行行重行行”中不斷論證和反思。雖然他曾多次在文中感慨自己的國學功底遠遜於老師潘光旦、吳文藻等人，但他們卻流淌著一脈相承的治學先輩的文化血液。同時可見，費老不僅對學問從實求知，對待治學更是恭敬謙虛。我們也應在費老求實的步履中承揚治學先輩血液中流淌的文化基因，踐履費老“強國富民”的治學精神——從土裡長出光榮的歷史，既是歷史，也是生長，所以才說“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說是完稿，只是一段嘗試的記錄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