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晚明名妓的氣質與形象及其文化透視

紫桃軒雜綴怎麼讀

本文來源：史學月刊2006年04期；註釋略

轉自：敘拉古之惑

內容提要：名妓文化是晚明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晚明名妓清麗脫俗的氣質與形象體現在三個方面：衣著風貌的藝術美，居住環境的雅緻美，行為舉止的脫俗美。這種表現與她們的藝術修養以及晚明空靈計程車風相關，也與名妓心理上對自身社會角色的認可和朦朧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密切相連；從文化層面看，晚明名妓在此方面的刻意追求反映了晚明市民文化、娛樂文化、思想文化等社會文化風尚的變化趨向。

一 緣起

本文所指晚明是一個文化上的概念，與傳統所指晚明（或者明後期）社會的上下限——即從1573年萬曆帝登基到1644年崇禎帝在煤山吊死——有所不同，筆者將其下限擴延至1661年南明政權的最後消亡。1644～1661年的幾個政權，繼承了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統緒，一個系列下來，仍是朱氏後裔做皇帝、用“明”國號，有自己的建號和正朔，按照明朝先例建立起來的各種機構一應俱全，中央朝廷和所屬的地方之間還維持著雖然微弱但還正常的行政關係，這些作為明朝的基本特徵一直存在。更重要的是，從文化學的角度看，一種文化決不因為某件歷史大事的發生而突然中斷，它的消亡是一個慣性的、緩衝的歷史過程，南明的18年，正是明清文化彼此消長的一個過渡階段，明代文化的流風餘韻仍深深地體現在當時人的身上。本文所論述的主體——名妓以及和她們聯絡緊密的文人名士，大多活動在江南一帶，這裡正是南明統治的中心地帶。明朝北京的政權滅亡後，這些人在南明幾個政權的支撐下，在心理歸屬感上仍然延續著明代的文化認同，“明朝體制支援了一個成功的、由中國人自己創立的統治大秩序，幾乎達三百年之久；因而他們對基本明朝體制有著真正的自豪感、信任感”。因此，這個時期完全可以作為晚明的一部分。這當然不是筆者的獨創，朱東潤先生在他的《陳子龍及其時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中計算明朝就是截止到1661年；李治亭先生主編的《清史》也是採取同樣的方法，將清朝歷史的開端“鎖定在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起兵復仇”。

名妓是晚明文化不容忽視的一個組成部分。明代社會晚期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歷史時期，在政治上，它比以往任何朝代末年都要複雜，漢、唐、宋、元社會晚期，政治或敗於外戚專政，或敗於宦官篡權，或敗於黨爭，但晚明卻集這幾種毒瘤於一身：幾乎貫穿於萬曆朝始末的國本、梃擊、紅丸三案無不與外戚相牽扯；天啟、崇禎朝的宦官勢力滲透於朝廷政治；黨爭更是如此，從萬曆朝開始，一直延續到永曆時，從未中斷過。三種毒瘤嚴重地消耗了明廷的實力，社會控制力日趨下降，使得人們的政治生活失意而私人生活空間變得極其廣闊，各種開放的風氣——享受、娛樂、逾制、個性解放等乘虛而入，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對於道體上仕途渺茫而個體上風情浪漫的晚明士人來說，他們在獲得廣闊的私人空間後，不斷地從各地風雲聚合，會社四起，在團體中尋找價值歸宿。於是在晚明社會，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名士群體。開放的社會風氣、娛樂文化的刺激和名士群體的出現，使得一大批名妓在這時湧現，在短短几十年間，先後有近120位名妓活躍在社會上，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盛極一時、風姿綽約的大批名妓與當時的文士名流相互酬和、交往、激盪，創造出絢麗多彩的名妓文化，成為晚明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孫康宜女士把她們評價得更高，她說，“名妓便是晚明文化的象徵：她們的審美意趣、她們的才華、她們的美貌、她們的堅忍、她們的自裁——在在都迎合了王朝自身悲劇性的命運”。中國名妓文化的法典化從唐代開始，“繁盛於晚明時期；無論是其能見度，還是其文化水平，都在這一時期達到了頂峰。在人數和她們及其主顧所支配的經濟資源上，晚期帝國的名妓都超過了其中世紀的同行”。

名妓，作為一種服務於男性而存在的“他者”，其精神面貌、形象氣質、生活品味、審美趨向都與當時的士風和社會文化氣息密切相連。晚明名妓，本就多天生麗質、聰明靈慧，加上藝術修養的薰陶和空靈士風的洗禮，無論是在衣帶裝束、舉止風貌方面，還是在屋內擺設、居住環境方面，她們都一改前代名妓講究粉融香膩、豪華奢靡的俗氣，脫離喧囂與熱烈，追求一種清幽雅緻、淡麗精潔的品味。她們或俏麗活潑，或灑脫不羈，或幽靜如谷霧，或溫和綽似大家，表現出高雅脫俗的氣韻，留給後人深刻的印象。晚明名妓的表現不是隨意偶然的，其背後的深層原因和折射出的當時社會文化風尚的發展變化，值得我們探討。

二 表現

明萬曆之後，南北妓中，佳人頗多，“大同婦女，姝麗而多戀土重遷，蓋猶然京師之習也。此外則清源、金陵、姑蘇、臨安、荊州及吾閩之建陽、興化，皆擅國色之鄉”。明人新都梅史亦稱：“燕趙佳人，類美如玉，蓋自古豔之。矧帝朝建縣，於今為盛。而南人風致，又復襲染薰陶，其驚豔天下無宜。”晚明名妓多以姿色秀麗見長，且不事鉛粉，韻致天然；她們的“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為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為主，不以鮮華、綺麗為工也”；她們的居住環境，也同樣避開豪奢擺設，而是突出雅緻不俗、麗而不華的特點；琴、棋、書、畫藝術又薰染了她們的內在氣質，使她們在行為舉止上愈發顯得清麗脫俗、氣韻高雅。

首先在衣著風貌方面，晚明名妓姣好的容貌、淡雅的裝束、詩一般的氣韻，其本身就是一幅絕妙的藝術品，給人以視覺上的美感。

她們有的氣質如煙，寒淡清雅。如秦淮名妓董小宛，“面暈淺春，纈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可謂名妓之精品。陳圓圓頗有林下風致，“容辭閒雅，額秀頤豐……花明雪豔”；其人“淡而韻，盈盈冉冉，衣椒繭時背顧湘裙，真如孤鸞之在煙霧”，如嵐如霧，飄逸輕柔。名妓朱泰玉之色，“澹虛沉靜，飄忽流光，遙而望之魂飛，即而見之意銷，望而不見想結”。有的超凡脫俗，韻致天然。汴梁名妓李無塵，字不染，幼時人們就稱她前世為瑤臺侍香兒；《眾香詞》說她“含英毓華，蛻塵祛汶，談謔竟歲月，不涉一煙火語。及枕燦衾爛，衣弛燭微，若舉身而委棄焉，真一代佳人也”。其風貌竟若瑤池仙子。秦淮妓李十娘：“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閒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群者也’。”京師妓薛素素，“平生不佩椒蘭，而芳出膚理”。金陵妓寇白門則“娟娟靜美，跌蕩風流”。還有的文采飛揚，容貌驚豔。如名妓馬嬌和顧眉，前者“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灩灩如出水芙蓉”；後者“莊妍靚雅，風度超群。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春月柳、水芙蓉、如雲發、桃花面，有如集天地靈秀於一身。從姿首上看，晚明這些名妓無不體現出一種藝術美。

唐代名妓多崇尚穠妝，施朱敷粉，以黛畫眉，燕支塗唇；宋時青樓，皆靚妝豔飾，蘭麝燻人，貯以華屋；元朝也有貌美藝絕的名妓，但是大多潑辣倔犟，快人快語，野性十足。晚明時代，在傳統底蘊濃厚的北方，名妓還保留著脂粉濃豔的前代遺風，如《析津日記》中說：“燕中婦女雖曰穠麗，大約調朱敷粉，塗飾為多。十三輒嫁，至三十而憔悴矣。此如蕣華易落，何如玉之有？至於青樓之伎，多著窮袴，其被服羅裳者亦鮮也。”但在江南，名妓則已開始脫離這種俗氣，追求自然天成。她們多清新靚麗、倩影多姿，不施粉黛卻天然麗質，有一種別樣的韻致和風情。這種風格與前代脂粉紅顏相比，更具有深刻的文化品味，是名妓審美趣味精細化、藝術化的表現。

其次，在居住環境方面，晚明名妓也刻意追求淡潔精雅，居所多梅竹、書帙、香茗、古琴，充滿閒雅的藝術情調。妓之所居為樂界勝地，晚明名妓十分重視這裡的環境設定，她們日日焚香洗竹、打掃戶舍，庭院曲廊纖塵不染，處處精緻異常，挑不出一星半點塵俗之氣。如馬湘蘭家中“池館清疏，花石幽潔，曲廊便房，迷不可出”。卞玉京吳門居地“湘簾榧幾，地無纖塵”。顧眉之眉樓更是“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菸繚繞，簷馬丁當”。金陵妓嫣然、倩然二姐妹的幻影閣書帙橫陳，茗香精潔。李十娘所居，“曲房秘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人境”。這些名妓們的住所，花石幽潔，書卷飄香，老梅梧桐，池館翠竹，分明是高士們的雅居，餘懷用“屋宇精潔，花木蕭疏，迥非塵境”來形容南京舊院妓家屋舍狀況，概非虛言。還有的名妓乾脆撤去一切紛華之物，遠離塵囂，如董小宛“小築河濱，竹籬茅舍”，屋內擺設只有書帙瑤琴，宛然一山中隱士。範珏同小宛一樣，屋內一切衣飾、歌管、豔靡之物，皆屏棄不用，日日闔戶焚香煮茗，相對僅藥爐、經卷而已。

與前代名妓居所的華麗豪奢相比，晚明名妓屋內靜幽雅緻的擺設，反映出晚明名妓審美趣味與前代之不同，即脫去浮躁和繁華，追求淡麗雅素，是一種更高、底蘊更深的文化層次。

再次，晚明名妓的美更體現在不俗的氣質內涵方面。她們雖身陷風塵，卻不自甘沉淪，而是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氣質品味，在與人交往中，展現出高潔的品性、脫俗的舉止風度、精細的生活品味，造就了高雅的晚明名妓形象，使她們在中國名妓文化史的舞臺上異常地亮麗多采。

高潔的品性：高潔的品性往往不是天生就能具備的，是透過人精神境界的不斷提升而逐漸“養”出來的。晚明名妓在其狹窄的生存空間中，為求得更多的生存資本，不斷歷練自己，提升自身品味，在骯髒的風塵世界中，儘可能出淤泥而不染。董小宛平生厭倦喧囂，“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小宛因家貧而淪落風塵，但她心存高潔，並不喜歡笙歌喧闐的曲中生活，只渴望幽林遠澗、片石孤雲，保持著一份超然。《陶庵夢憶》卷五載，名妓朱楚生，“色不甚美，雖絕世佳人無其風韻，楚楚謖謖，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煙視媚行”；“楚生多坐馳，一往情深，搖颺無主。一日，同餘在定香橋，日晡煙生，林木窅冥，楚生低頭不語，泣如雨下。餘問之，作飾語以對”。楚生生得楚楚動人，韻如孤煙，多情而自尊。對於自己身陷風塵的身世，悲涼卻無奈，面對日暮煙生，不由愁緒萬千，遂低頭哽咽，乃至淚如雨下。知己細問，又不忍失態，只好假以他語掩飾。這是一個情感細膩、善良的女子，沒有絲毫做作的風塵之態，只有自尊與自愛。王月生孤芳自賞，“矜貴寡言笑，女兄弟閒客多方狡獪，嘲弄咍侮，不能勾其一粲。……鄰居有大賈，集曲中妓十數人，群誶嘻笑，環坐縱飲，月生站立露臺上，倚徙欄楯，眡娗羞澀。群婢見之，皆氣奪，徙他室避之。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與俗子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睹者”。這些名妓們的寒淡、孤傲、潔身自賞為其增添了無窮的魅力。她們自尊自愛、高潔不染的品性因其身陷風塵的獨特身份更顯得可貴可敬。

脫俗的舉止風度：晚明名妓在舉止方面，或閒雅如儒士，或溫宛如碧玉，她們不尚華麗，不慕權貴，不屑俗客，與名士交往酬和，脫俗超群，是晚明文化的亮麗視點。名妓周綺生體貌閒雅，不事鉛粉，舉止言論儼如士人。柳如是一身儒服，扁舟一葉放浪湖山間，與陳子龍、李存我、汪然明、程孟陽等高才名輩相遊處，風流倜儻。卞玉京對一般俗客不甚理睬，遇清高逸士，便“諧謔間作，談辭如雲，一座傾倒”。李十娘，名士豔羨者頗多，她卻“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辭遜，弗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歡情自接，嬉怡忘倦矣”。這些名妓通常來往的都是幾個知己，可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這些人多是名士雅客，受他們卓爾不群、閒適灑脫的氣質影響，名妓的舉止風度也往往顯得高雅脫俗。

精細的生活品味：晚明名妓優雅不俗的氣質還體現在她們高雅的生活品味方面。一個人生活質量高與否，不在於他的社會地位如何、從事的職業高貴與否，而應看其是否具有從容優雅的風度，熱愛生活、視生活為藝術的心態以及發現美、享受美的心靈。精緻高雅的生活品味，可以反映出一個人的品格和修養，也能透露出她的氣質與內涵。晚明名妓雖然從事著低賤的職業，但她們懂得如何營造精雅、時尚來掩蓋日常生活的平淡，來撫慰悲涼無奈的心情，給他人以美感，自己也享受美。瀟灑、綽無脂粉態的鄭如英在“諸姊競相逞豔自媒”中“獨處靜室”，享受一份心靈的沉澱；董小宛於竹籬茅舍旁歌詩鼓琴，感受大自然之萬籟；範珏在清溢的茶香和嫋嫋的爐煙中讀詩誦經，心止如水，淡泊、明麗；身處珠市的王月生仍保持著矜持高貴的心態，其嗜好之一便是品茗，“好茶，善閔老子，雖大風雨、大宴會，必至老子家啜茶數壺始去”。閔老子即白門閔文水，善於茶道，他以茶會知己，茶道只獻給真正的高士，一般俗客不輕易招待。王月生每日必飲閔老子茶，其意不在茶，而是在品味生活。上好的茶茗、精良的茶道、隱逸的高士，才是王月生所追求的，她於品飲香茗中養就了閒雅的氣質，風雨無阻，不急不火。就像這些人一樣，晚明名妓的生活，不是追逐華貴、富麗與奢靡，而是在品茗、焚香、賦詩、彈曲中體驗高雅情調。名妓依靠高品味的生活隔離了塵俗的喧囂和無奈，淨化了心靈，發現美、欣賞美，使自己的生活變得從容而優雅。

從上述三方面可以看出，身處風月場的晚明名妓，追求的恰恰是與煙花風塵相背離的東西，即風雅、細膩，高度審美化和私人化，她們儘可能地以各種方式、方法維護精神上的獨立、高貴和尊嚴。

晚明名妓的這份獨立、高貴與尊嚴即使在北京明廷失祚、滿清文化強行入侵後也仍然延續著、保持著，只不過更多了一份悲怨、堅韌。1644年，清軍南下後，與以前的閒雅游歷生活不同，許多名妓開始過流亡生活。黃媛介在西湖以賣字畫為生，“稍給，便不肯作”。卞玉京遇亂後，從吳門返回秦淮，於1651年在錢府與吳梅村相遇，吳渴慕相見，卞玉京想到自己與他無緣的婚戀、想到流亡的無奈，感到相見無益，於是雖“屢呼之，終不肯出”。林天素、張宛仙、王修微等流落杭州，投寄汪然明府邸，汪然明賣田21畝接給這些“飢寒之客”，張宛仙與人宴坐，“終宴無一語”。在流亡的生活中，除了增添了一種堅韌以外，這些名妓仍保持著那份高潔、尊嚴和貴氣在她們身上。而這，正是晚明名妓的獨特之處，是她們優於同時代其他風塵女子和以往時代名妓的地方。

三 原因

晚明名妓淡雅、清麗、脫俗的形象氣質表現，不是隨意的、偶然的，有著多面的深層次、淺層次的原因，不僅有她們自身藝術修養方面的薰陶，還有當時空靈士風的濡染，更有其內在的心理層面的因素，這裡試分析之。

1.藝術修養的薰陶

與前代名妓相比，晚明名妓無論是在藝術才能方面還是藝術修養方面都高出一籌。名妓作為妓中的佼佼者，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才藝，但是歷代名妓無不打上時代文化的烙印：唐代在藝術上是詩歌的王朝，故名妓善詩，如薛濤、劉國容、李季蘭、魚玄機；也有懂得歌舞曲子的，如宮廷妓許和子。宋代詞作風靡一時，宋名妓多善作詞、唱詞，如聶勝瓊、琴操、嚴蕊。元朝是雜劇時代，元名妓則善演雜劇，如梁園秀、朱簾秀、順時秀。擅長某一種藝術技能是這幾代名妓共同的特點，但是晚明名妓不同，在藝術才能方面，晚明名妓將自己的視野伸延到詩詞歌賦、繪畫戲曲、琴絃絲竹等藝術的各個領域，不僅精湛於某一種技藝，還注意融會貫通，許多名妓身兼數藝，堪稱全才。有如張岱評價黃介令所言，“未聞書畫與詩文，一個名媛工四絕。……右軍書法眉山文，詩則青蓮畫摹潔”。更重要的是，在藝術修養方面，晚明名妓有一種視藝術為生命、下全力為之的態度，有一種藝術活動中的自主、獨立意識，有一種表現自己品味和見解的藝術參與和批評精神，而這三個方面對於從藝者來說至關重要。前代名妓缺乏的恰恰是這種藝術自覺的精神，她們之與技藝，多限於一種技能的訓練、一種謀生和自娛的手段，沒有將之上升到藝術自覺的高度，在自主性、藝術人格獨立方面顯得被動。關於晚明名妓的藝術表現及其修養，筆者有文章專門論述，篇幅所限，在此不再展開。

藝術方面的成就與造詣造就了晚明名妓獨特的品格，其與文人雅士交往中所表現的閒雅、通脫，其注重人格獨立的自尊與自愛，其高雅的氣質和精緻的品味都由此而來。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藝術修養使她們情趣高雅，舉止不俗，又自愛自憐，看重人格的獨立和尊嚴，其與人交往，風流宛轉、清爽宜人。表現在氣質上，晚明名妓則顯得清逸、剔透、多才、高雅；表現在生活態度和精神品味方面，無論是在屋內擺設、居住環境方面，還是在衣帶裝束方面，她們不像前代和以後清代的名妓那樣講究豪華奢靡、珠光寶氣和粉融香膩，而是脫離了塵囂俗氣，追求一種更高層次的品味——清幽雅緻、淡麗精潔，與她們的藝術修養相一致。

2.晚明空靈士風的濡染

作為“他者”的名妓，其主要的服務物件也即其傾心的物件就是文士名流。在中國傳統社會，名妓名士作為既相互需要又相互欣賞而形成彼此依戀情結的一對雙璧，他們之間必然產生共鳴效應而相互影響。對於晚明名妓來說，其清麗脫俗的精神風貌和高雅精緻的文化品味與當時士風無不關聯。換句話說，晚明名士身上空靈計程車風深深地濡染著名妓，影響著她們的見解和認識水平，影響著她們的心態和追求。

晚明社會士林間有一股清新、空靈的風氣。晚明時代，政治局勢的敗壞、經濟生活的繁榮、社會風尚的變遷、信仰體系的衝擊，都對士風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改變著士人尤其是名士階層的心態。政治方面，皇帝怠政、宦官專權、黨爭酷烈，不僅使得帝國的統治能力下降，而且使大一統政權的凝聚力消失，皇帝的尊嚴、威信和能力受到影響，名士的忠君報國觀念逐漸淡薄。經濟方面，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享受、拜金、消費等享樂意識衝擊著人們舊有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人們力圖擺脫禁慾主義的道學標準，開始追求物質和人性的享受，這對骨子裡本身就蔑視名教、追求浪漫的名士不能不有所影響。社會風尚方面，晚明違禁、逾制、奢侈之風的盛行，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風氣和社會心理，也同樣改變著士風、影響著士人的心態。最重要的是中國宗法專制社會發展到晚明，傳統文化內部出現了矛盾集結體，作為傳統文化哲學支撐的程朱理學，與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風氣相悖離，無法再擔任其統治思想、維繫人心的大任，新興的心學為處於傳統信仰體系坍塌中迷茫的人們提供了新的人生價值詮釋思路，很快得到士人們的普遍歡迎。心學使士人重新審視傳統文化，對傳統中一些不符合人性的東西進行質疑。在晚明思想界佔有重要地位的還有另外一種學說，即禪學，禪宗“隨緣任運”之灑脫，正好彌合了士人仕途無望的心靈創傷，他們借禪的超然之姿、清和之美，擺脫名教羈絆，純任天真自然、自娛自適，抒發疏影淡月、幾許銷魂的浪漫情懷。這兩種思想，使得名士們內心殘存的傳統道德價值觀念幾乎被盪滌殆盡。

在這樣一個行為規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發生變化的時代裡，傳統的價值觀念都有可能被懷疑、被重新審視。尤其是名士，帶著對理想和現實之間差距的思索和苦悶，帶著對世俗生活的熱望和渴求，傳統觀念中被認為是千秋功業的文章、仕途在他們的眼裡變得毫無價值；政治的腐敗使他們表現出對仕宦生涯的厭倦，以天下為己任、維護大一統政權，不再是他們基本的人生理想和立身之本，其價值觀念發生了從道德指歸向自我指歸的轉化，走向自身價值體認。“外在事功的追求讓位於個體內在慾望的自足，生命價值取向偏向了自我”。這種自我價值體認表現為不再以修身道義為己任來苛刻自己，而是追求放情適意、怡性享受，在詩酒棋茶、竹林冷月中獲得生命的本真之樂。名士在放棄了名利的羈絆、道德的追逐之後，回到個體生命本真中來，更注重生活情趣，崇尚自然，追求林泉竹籬的雅緻，在自然之美和個人生活的意趣中體悟自己的情感價值，在飄逸的白雲山澗間得到一種沉澱心靈的寧靜；在借禪悅的超然、清和之時，尚氣、任性、簡傲、狂誕，毫不掩飾地展現個性、表現自我，率性而為，追求任性自然和灑脫適意的人生存在。凡此種種，無不在展示著一種脫離了僵化、板結而變得靈活、通脫、充滿情趣的空靈風氣。

晚明名士的這種空靈士風，使得名妓在氣質形象方面也脫離了豪奢、俗豔的靡麗，追求一種淡雅清麗的超俗，表現在衣著風貌上，避開鮮華、綺麗，講究淡麗雅素；在居住環境上，脫離豪奢擺設，突出精雅不俗、麗而不華的特點；在氣質內涵方面，展現出高潔的品性、脫俗的舉止風度和精細的生活品味，從而造就了她們詩畫般的高雅形象。

3.心理層面的原因

晚明名妓多天生麗質、生性聰慧，但卻處於地位本就低下的婦女中的最底層，而能摒卻身外的壓力，保持高潔的品性、從容的生活態度、脫俗的舉止風韻，這也更與她們心裡深處的一種角色認同和朦朧的意識覺醒密切相連。

什麼是社會角色？“角色是附著於社會地位之上的被期待的行為或者行為規範”；“是與社會職位身份相聯的被期望的行為”。名妓所從事的是賤業，其角色就是為男性提供娛樂服務。晚明社會計程車風空靈，士人追求的是一種精緻高雅、自然脫俗的品味，他們必然要求名妓具有高雅的情趣、脫俗的舉止，這就是名妓所必須扮演的社會角色。名妓在與名士的交往中，體悟到保持這種形象的必要性，潛意識中認肯了這種被期待的角色行為。晚明名妓之所以尊嚴而自信地生活著，多半是因為她們認可了自己作為名妓的社會角色身份。一方面，因為她們是名妓，就會被人們追隨吹捧，生活就會有保障，名氣成為她們保持尊嚴的資本。另一方面，她們的娼妓身份又決定了她們僅能作為玩物存在的可悲命運，男人在興致高昂時視她們為寶貝，對之吹捧、讚譽，在內心深處、在骨子裡卻瞧不起她們，在男人眼中，她們永遠無法與普通人家女子相比。一旦失去“名妓”這一角色身份，她們就有可能被冷落、被拋入低谷。這種巨大的反差使名妓比普通妓女更具有不安全感，就更珍視這個給她們以暫時穩定的名妓身份。而維護名妓的角色身份，就是要保持住這份情趣高雅、舉止脫俗的形象。

晚明名妓自我意識的朦朧覺醒源於兩個方面：一是來自於晚明個性解放運動，名妓受到影響，朦朧的自我意識開始甦醒，重視自我感受、關注自我價值的實現。表現在日常行為和生活中，刻意注重自己的形象和氣質，追求生活的精細化和高度的審美化，以展現自己的個人魅力和獨特個性；二是來自他人的肯定。女性心理學家認為，“婦女的自我評價相當一部分，是依據其他人喜歡她們的確定性程度而定的。……這意味著婦女的自我尊重，是由於她們從其他重要人物那裡得到的資訊形成的”。名妓的自我肯定多半來源於別人對自己的喜歡程度和認同評價。名妓受人喜歡、受人吹捧，使其有一種優越感，發現自身價值，有意無意地滋生出自我意識，其從容的生活態度、自尊自愛和高雅追求就是這種自我意識優越感的表現。名妓畢竟不同於普通妓女，她的名妓身份是最好的廣告招牌，不需要像普通妓女那樣去親自招攬客人，有資格端坐深院或隱蔽山林，自會有人尋找來。她們自認為與其他妓女不同，也不願同普通俗妓同流合汙，雖也身處風塵，但她們不一樣，她們屬於高高在上的佼佼者。因此，晚明名妓有足夠的心態和金錢、有足夠的才氣和智慧使她們保持一種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潔和從容的生活態度。

四 文化透視

名妓卑微的社會地位、複雜的角色身份，使她們能夠站在時代的前面，敏銳地捕捉到社會時尚、思想風氣的變化，以迅速轉換自己的風味，積極迎合士人的新需求。晚明名妓清麗的容貌、淡雅的裝束、格調清新的居住環境以及高雅的舉止和風韻都不是隨意的和偶然的，它反映了社會文化風尚的發展動態，透露出晚明時代風尚的變化趨向，表現如下：

1.中國市民文化幾經沉澱，至晚明繁華褪去

中國市民文化崛起於晚唐。安史之亂使中央財政受到極大破壞，政府不得不轉而依靠糧鹽轉運，給商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繁榮和市民文化的興起，至宋代，林立的瓦肆、店鋪、酒樓、作坊和燈火通明的夜市都標誌著市民文化已形成一定的規模。初登社會舞臺的市民，以其精打細算、市儈實際的經營方式，腰包日漸充盈，成為新的暴發戶。他們剛剛挺起腰板，渴望獲得社會的重視且急於表現自己的財氣，以奢侈和耀富掩飾那種擺脫被壓抑地位的欣喜，滿足自己的虛榮心理。因此，新興的市民文化有一種濃豔喧囂之氣，表現在娼妓業方面，唐宋名妓在衣著打扮和起居環境上，追逐俗豔奢靡的風格。南宋末年，理學興起，要求人人格律自制，束心養性，市民文化追求享樂玩娛，與此相牴觸而陷入低潮。元代疆域遼闊，驛站系統完備，中西經濟和文化交流大起，來往於中亞、元大都的商人和駝隊絡繹不絕，促使城市商業空前繁榮，市民文化再次興盛。到了明初，明太祖嚴厲打擊江浙富民，繼而明成祖禁海，阻礙了商業的發展，思想上又祭起迴避四伏危機的文化禁忌，古板、冷峻、拘謹、守成，直接窒息了那種輕鬆、活潑、熱烈的市民文化。市民文化經過宋前期和元朝的兩次興起、南宋末年和明初的兩次低潮之後，至明中後期又一次崛起，這時已幾經沉澱，文化極度成熟，那種虛浮的繁華日漸褪去，一種有質感的、底蘊深厚的、能慰藉心靈的文化享受成為時尚，市民文化在奢侈風氣中，追求一種更高層次的品味。

另一方面，以山水為主、吸收禪學情趣的文人畫在宋代興起後，文人對繪畫的審美逐漸擴大到園林、居室、器用方面，造物藝術上表現出與詩歌、繪畫一致的品調，品鑑、收藏蔚成風氣。經元而至明，終於形成包括詩文、繪畫、品茗、飲酒、撫琴、對弈、遊歷、收藏、品鑑在內的龐大而完整計程車大夫文化體系。晚明尤其是江南一帶，已是經濟極度富裕、文化極度成熟，士大夫文化幾乎無所不在地主導了這一地區的每一文化領域。文人意匠下的造物，不復有宗教的力量和磅礴的氣勢，而成為精緻生活和溫文氣質的產物。這同樣也影響著市民文化的品味。

晚明名妓適應了這種文化品格的需求，在衣著風貌上淡雅樸素，在氣質上清麗不俗，這些都反映了晚明市民文化風格的變化。

以晚明名妓生活環境方面的追求為例試看這一變化：晚明時期居民建築風格有所改變，“自明中期以後，宮廷建築或仿吳下之風，或下從田野之風，曲附林泉之致……是一種審美風格的變化，即從壯麗向雅素過渡”。明人追求雅素的審美趣味在這時已悄然形成，而士大夫獨具的情趣，決定了他們在這一居住審美時尚變化中的導引作用。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卷一所述其書屋紫桃軒，很能代表當時士大夫的理想居處：

在溪山紆曲處擇書屋，結構只三間，上加層樓，以觀雲物，四旁修竹百個，以招清風，南面長松一株，掛我明月，老梅蹇蹇，低枝入窗，芳草縟苔，周於砌下。東屋置道釋二家書，西置儒籍，中橫几榻之處，雜置法書名繪。朝夕白飯、魚羹、名酒、精茗。

這裡有老梅、松竹、書帙、精茗，充滿著閒雅的藝術情調，與前文名妓的環境設定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名妓刻意佈置自己的房屋，以投合士大夫的喜好，吸引名士佳客的光臨。從深層面看，她們在居住環境方面所追求的風格與唐宋名妓華麗排場的風格截然不同，恰是市民文化口味從華美、濃烈向精緻、雅素轉變的具體體現。

2.娛樂文化從商業性向藝術性的轉變

與市民文化繁華褪去、質感加重的表現相一致，明代娛樂文化也轉而從商業性向藝術性轉化。“宋代整個娛樂文化的走向與特色”，有一種“商業化趨勢”，“瓦舍既是娛樂中心，又是商業中心……勾欄內商業廣告琳琅滿目，藝人的演出乃至體育表演均以掙錢為目的”。商業性必然是濃烈的，儘可能張揚與誇大，以此來吸引眾人的目光。反映在名妓文化方面，以鮮華、奢靡、奪目為能事。元代藝人地位低下，靠技藝餬口，娛樂業藝人在維持溫飽的低層面上，無心向藝術化靠攏，只能是商業性的。與前代不同，晚明社會，“在追求物慾與享受之後，晚明的生活風尚又開始趨向於藝術化。這種風氣……始於那些士大夫有閒階層，以及那些徽商大賈，但影響已經及於一般的民眾；以地域來說，當然始於江南的三吳地帶，但其風氣漸漸蔓延到全國各地的城市”。生活風尚的藝術化，影響到審美情趣的追求高層次化，精麗雅素的大家風味成為人們的審美需求。娛樂文化為迎合人們的這種需求，從商業化向藝術化過渡。藝術化與商業化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不以賺錢為惟一目的，重視美的呼喚和文化情趣，講究雅緻、細膩、個性化；後者以盈利為目的，追逐穠麗、張揚、齊整化。晚明名妓重情輕利，其風雅、卓爾不俗的風格表明了娛樂文化的這種變化趨向。

3.思想文化界人性解放思潮的湧動

晚明是中國思想史上自晉以來又一次重要的人性解放時期。這次個性解放運動，強調“情”的價值，張揚人的個性，反對理學對人性的壓制。理學把社會政治倫理化，把倫理道德天理化，以理學教條束縛人的個性，把人看做是家族、社團機體上的一個簡單、刻板的組成部分，忽視人作為獨立個體存在的意義。王陽明首先提出以“良知”作為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把人從儒家經典和倫理化的規範束縛中解放出來，發揮人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為僵化的思想界注進一股新風；之後羅欽順又提出，“性”而非天理是人的本體，它具有先天的道德標準。他認為性為心之理，心是思維器物，具有知覺和認識能力，這就把人的感知感覺提到了本原的性質上來，人的行為不是以倫理道德為準繩，而是以自我感覺為目的。晚明以王學左派為發軔者的人性解放運動，高揚情感的大旗，充分肯定人的七情六慾的合理性，肯定人對自我利益的追求，將“個體的人”提上日程，強調個性獨立與自由，這在晚明影響極大，成為當時社會思潮的主旋律，大批文人嚮慕精神的優越與脫俗，重視生命本體的確認，這一新的人生價值取向不能不影響名妓的價值觀念。這一思潮使名妓固有的道德規範和理念受到衝擊，她們開始凸現個性化，以各種方法維護自己精神上的高貴尊嚴和獨立，追求高品味、高質量的生活享受，與晚明反對禮教、追求人性真情的主旋律共鳴。她們的表現從另一方面展示了晚明理學受到衝擊、人性覺醒的思想界的湧動境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