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解字》是古代書法家的必修課，現代書法家還有多少人學習？

清代樸學家繼承漢代學者傳統，以文字訓話為讀書治學的基本功，因此許慎的《說文解字》為學人必修之課，考證、闡釋和研究《說文解字》的著述汗牛充棟，形成專門學科，並進而引發了文字學研究的繁榮和提高。

在文字學的研究中，清代學人首先從《說文解字》入手，透過對此書的研究奠定了其他研究的基礎。乾隆初年，揚州鹽商、藏書家馬日琯就曾刊行過《說文解字》，不久以後著名學者、安徽學政朱筠又重新校訂並刻印了這部經典字書。與此同時，許多學者在治學過程中已發覺到《說文解字》本身的缺陷以及經過長期流傳翻刻而出現的謬誤，遂致力於對該書的校勘和訂正，其中研究最深、成就最大的當屬段玉裁（1735——1815）。段氏為戴震的得意門生，擅長訓詁及音韻學，尤其對《說文解字》致力最深。他利用一些宋 、元珍稀版本與當時流行的徐鉉校定本進行對照校勘，撰成著名的《說文解字注》，這部段氏的代表作在當時引起學術界極大關注，此後直到清末，有許多學者先後對其進行補充糾誤和闡發。與段玉裁同時的另一位學者桂馥（1736——1805）也以治《說文解字》見長，著有《說文解字義證》。除《說文解字》外，戴震、江聲、王念孫等人也分別在對《仿言》《釋名廣雅》等古代字書的研究中取得成就。

在研究《說文解字》及其他古代字書的基礎之上，乾嘉學者更將文字學的範圍擴充套件到金石學的領域內。鑑於古代鐘鼎彝器和碑版石刻文字多為篆隸書體， 反映了文字形義的演變過程，這部分文字資料在解釋、印證六書原則，為文字學理論提供依據方面具有很高的可信價值同時，文字學的突破和進展也為研究金石文辭、制度及演變規律者掃了障礙和提供了方便。

清代的文字學者，特別是研治《說文解字》的學者，大都同時能與蒙書。其中錢坫、洪亮吉、孫星衍及經學家張惠言（1761——1802）均以長於小篆著稱，儘管他們的用筆基本都受王澍影響，線條圓潤光潔，但在結構上更加嚴謹規範。稍後的張廷濟（1768- 1848） 和未為弼則進一步取法於《天發神讖碑》和鐘鼎銘文，令人耳目一新。作為金石文字學者，其人大多都有好古尚奇習慣，在這一點上，江聲是最典型的人物。江氏曾深究《說文解字》，著有《六書說》，後得知段玉裁專治此學，遂中止研究，並將筆記草稿送給段氏。江聲喜歡寫篆字，竟獨出心裁，以篆書手抄自著《尚書集註音疏》和《釋名疏證》，兩書最後均按江氏手寫篆書摹刻印行，面目別緻。據江藩《漢學師承記》載，他平時給朋友的往來信件，也常常用篆字書寫，往往“見者訝以為天書符策”。

現代書法家知道《說文解字》的也不少，但有很少人去認真學習這本書，也沒有以這本書嚴格要求自己。從這可以看出，我們現在真的是差別太大太大，現在書法愛好者寫的字型雖然逐漸越多，瞭解的字型也多，唯有不足的是就是沒有以前的書法家那麼勤奮地練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