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記錄，為這個陌生、危險又美麗的世界

在中國，可能沒有第二個人比曾光明更適合被叫做「娛樂新聞活化石」了。這位曾經的中國大陸第一代專業娛記，挖掘和培養了後來的卓偉和馮科，而今他以合夥人和首席內容官的新身份，加入了註冊使用者達到6億、日活使用者數超過7000萬的快手。

談起與快手CEO宿華的結緣，「因為我們想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我的人生一直在做記錄和傳播，他在做記錄和分享。他有這樣的技術，而我有這樣的能力。我們認為，可以一起去探討記錄和傳播的邊界和極限在哪裡。」

文｜

安小慶

編輯｜

金匝

7月10日午後，上任半年多的「快手科技」合夥人、首席內容官曾光明趴在電腦前，趕寫一篇快手知乎賬號小編向他約的稿件。

他身後的白色牆壁上，掛著十幾幅彩色報紙版面，紙張已有些泛黃，顯示出年代感。不過醒目大圖和粗體標題依舊吸人眼球：港星陳寶蓮自殺身亡，劉曉慶出獄後第一張素顏照片，演員吳若甫被綁架後的獨家專訪。

這些在中國娛樂新聞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代表著曾光明作為資深媒體人職業生涯的前半部分。

在這些版面代表的過去裡，他被叫做李玩，李小玩，玩叔，小玩總。他過去25年的職業生涯如同娛樂新聞業的編年史：中國大陸第一代專業娛記，都市報娛樂報道採編的先行者，將調查報道引入了娛樂報道創立了中國第一份娛樂專刊，挖掘和培養了中國最負盛名的兩位娛樂記者——卓偉和馮科。

在中國，可能沒有第二個人比曾光明更適合被叫做「娛樂新聞活化石」了。但此刻，他正代表著快手——當下中國最受關注和使用者數量最為龐大的國民應用之一。

「你看到一個少年人，來到他覺得最好的地方，選擇了他覺得最好的形象，這是一個年輕人，在追求自己生命裡最美好的東西——雖然這個東西你完全看不上。我不會忽視一個追求他生命中最美好事物的年輕人，他們有未來，他們有希望。」

他在電腦螢幕上寫下的一段文字，用以迴應對快手內容形象「低俗」的質疑。

曾光明覺得這個問題實在太熟悉。過去他一直在被太多人追問相同的問題，只不過之前的主語是娛樂新聞，而現在變成了快手。

而過去的李玩和現在的曾光明，似乎要做的都是同一件事：致力於資訊的生態多樣性，並始終與技術和時代產生共振，探索記錄和傳播的邊界和想象力。

一次革新

「快手科技」公司的辦公樓位於「宇宙中心」五道口的一座臨街大廈。5個月前，這家國民四大應用軟體之一的公司在今年3月時獲得3。5億美元的新一輪投資。

與許多備受關注的年輕創業公司不同，快手辦公區域的內部裝潢沒有任何高飽和度的顏色，也沒有貼在牆上和掛在屋頂上的各種彩色標語和創始人口號——更像是一棟不顯露任何個性、風格近似於20年前的寫字樓。

公司的一位員工透露，最開始宿華甚至不願意把桔色的公司名字掛到樓體上，「因為很多人找不到才掛了上去」。

這大概是一種程式設計師導向的風格——傾向隱於數字背後，冷酷，客觀，不動聲色。看上去和新聞也有某種類似：同樣要求客觀和零度敘述。

這是曾光明在和宿華在認識並聊了十幾次天之後，得出的「遙遠相似性」。

在這些密集的聊天之前，作為網易史上一度管理事務最多的總編輯，和作為快手CEO，曾光明和宿華都在為了內心的困惑而奔走。

2016年，是曾光明進入傳媒行業的第25年，他巧合般地踩過了每一次技術革新和每一種媒體形態，但內心的困惑卻越來越大。

「我經歷過最好的報紙，最好的雜誌，最好的網站。對我個人來講，可能性好像已經到最大。那麼接下來呢，還能做什麼？」

在網易的後期，曾光明想要尋找解決媒體行業瓶頸的方案。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他在各個技術論壇裡面轉來轉去，轉得多了，很多認識了的工程師們都說很「討厭」他：「你個文科生跑來幹什麼，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慢慢地，他發現，這20年來有一些事情是很明確的：「很多所謂傳媒行業的變化，其實背後是技術的變化。」

「如果沒有鐳射照排，我們週三才能看到週日英超比賽。90年代為什麼會出現時尚雜誌的集體興起？因為彩印機進中國。進入PC、手機時代就更不用講。所以我很好奇，究竟這個時代裡，技術和傳播的極限在哪裡？」

他找到的答案是人工智慧：「因為傳統傳媒、編輯的能力是有限的，面臨海量的資訊，人工智慧能夠給我們帶來無窮想象力。」

2016年3月，曾光明和曹大元九段一起坐在網易的直播室裡看了五場人機圍棋對戰。

他記得，到第三場的時候，內心已經非常清楚：Alpha Go已經遠遠超越了人類。

棋局結束，曾光明和曹大元坐在那裡，默然良久。最後，曹大元講了一句話：我畢生都在追求圍棋的最高境界，希望人工智慧帶我看到圍棋的巔峰，人類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透過AI實現了。

做了25年編輯的曾光明，對棋手曹大元產生了知音之感。他似乎有了一些模糊的方向。他一向喜歡有趣好玩的東西，好奇心甚至驅使他跑去矽谷理解人工智慧。「就像你不跟Alpha Go下棋，體會不到它有多麼可怕或者多麼可愛。」

當他在一個接一個的技術論壇裡尋找答案時，工程師出身的快手CEO宿華也在為自己的苦惱和困惑尋找答案。

那時的快手早已成為日活數千萬的國民應用，但公司形象始終與低俗和惡趣味的關鍵詞聯絡在一起。

這間程式設計師超過80%的公司，在那時還沒有專門的品牌傳播和公關部門。如何讓外界理解快手豐富和複雜多樣的真實面貌，是困擾宿華已久的難題。

2016年9月，曾光明和宿華終於在一個影片技術相關的論壇上碰到。曾光明回憶，「坐下一討論，我們就立刻明白對方是要找的人了」。他甚至認為，他們兩個人如果不是走到一起，就會走到正對面。

「因為我們想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我的人生一直在做記錄和傳播，他在做記錄和分享。他有這樣的技術，而我有這樣的能力。我們認為，可以一起去探討記錄和傳播的邊界和極限在哪裡。」

決策很迅速。剛進公司第一天，就有同事問他，「玩叔，你玩快手嗎？」

他能聽懂其中的意思：「我不是快手的典型使用者，但對一個記者出身的人，那實在沒什麼特別的。我進快手的時間很短，但我做『快手』這份工作的時間已經很長很長了。」

快手辦公室 尹夕遠 攝

一個編輯

的確，時間已經很久遠了。

上世紀80年末，廣西師大英語專業還沒畢業，曾光明就跑來廣州，進了一家雜誌工作。他喜歡油墨的味道，愛在印刷廠裡轉來轉去。

學生時期的曾光明

有一天，李玩發現雜誌首席記者的文章印了四頁之後，沒有結尾就結束了。於是他打電話給她，對方說正忙，讓他幫忙把文章補完。

他揣摩文風補了結尾。第二天首席記者在總編面前誇獎了他。他開始進入雜誌做人物採訪，第一次是採訪一位主持社會法制欄目的女主持人。

他還記得文章是這麼開頭的，「王今從來不用黑色和紅色的塑膠垃圾袋，其實她家裡不用任何類似的塑膠垃圾袋，自從採訪了碎屍案後，那些裝著屍塊的黑色的紅色的塑膠垃圾袋，她再也沒法忘記。」

但領導直接掐掉了這個開頭。當年，這樣的文風是不被允許的，「只能寫成某年某月某日下午，天氣晴朗，我和王今來到咖啡廳」。

曾光明認為即使再來一次，他還是會這麼寫。沒有經歷過科班訓練的他，一切都是憑藉講故事的本能和語感。

他先後歷經《足球報》、《新快報》、《週末畫報》後，時間到了1998年。儘管曾光明不願意參加單位組織的「走進新時代」大合唱，但所有人的確都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時間。

這時，創刊不到兩年、在當時看來還只是一張市民小報的《南方都市報》招人了。

他前去應聘編輯，考試拿了90多分，比第二名多了20分。但即使這樣，報社人力還是毫不猶豫地在第一批就把他刷下去了。

成為南方報系領導的莊慎之還記得那些傳聞，「大概就是說這個人比較野，不是很聽話」，但始終認為「性格特點不等同道德評價」的莊慎之拍板留下了他。

1999年5月，廣州夏天的一箇中午，當他走進老辦公樓16層的《南方都市報》文體部大辦公室，發現長髮的張曉舟蹲在辦公室中間寫稿，再一看旁邊的龔曉躍，高中都沒畢業，學歷比他還爛，他想，「連這些『怪物』都能在這裡待得下，那我也OK的」。

於是，曾光明成為南都第37號員工。這被他視作傳播生涯真正職業化的起點。

文體部的娛樂版，當時只有兩個人。除了曾光明，還有後來成為《南都娛樂週刊》主編的謝曉。謝曉通常外出採訪，李玩在後方編版。

有時版上五六篇稿子都是他寫的，於是使用了許多化名。有一次部門領導莊慎之打算招新記者，看見娛樂版上有一篇署名「李小玩」的評論，就跟謝曉說，「把這個人找過來吧」。謝曉說，「這個人就在我們報社啊，就是曾光明」。

從那以後，曾光明成了李小玩。

1999年，內地娛樂新聞依舊「慘不忍睹」。曾光明把全球各地的訊息編譯後，立即能領先同城不少，此外，他和同事開風氣之先，開始做專題了。

從在印刷車間送別鉛字印刷到鐳射照排的普及，從官辦媒體到市場化媒體，從宣傳性質的科教文記者到第一代職業娛樂新聞從業者，曾光明似乎恰好踩在了時代的許多變革和轉換節點上。

但中國人似乎從來就沒有擁有過純粹訴諸趣味的娛樂。娛樂總是要和教化在一起才能存在，單純的「娛樂」總是攜帶不同程度的「原罪」。

這也導致對娛樂行業、娛樂新聞和從業者的普遍輕視和邊緣化。

在當時的南都內部，李玩和部門同事也經歷過很多不忿的時刻。他記得有一年的奧斯卡頒獎禮之前，他在報題會上報了一個相關選題。這時國際新聞部的同事馬上質問道：「你怎麼做奧斯卡？你做之前怎麼不跟我們打招呼？」

他第一時間感到的是驚訝，繼而是憤怒：「你們沒有搞錯吧？我娛樂版做奧斯卡不是天經地義嗎？」

不過，他也能理解，「因為早年從事娛樂新聞的人能力是非常低，他們只會發通稿。」

他在娛樂部的表現越來越出色，版面從半個版逐漸增加到12個版，其中絕大多數版面都是他首創的。

莊慎之記得，李玩對娛樂新聞有旺盛熱情，「從不覺得做娛樂就低人一等。他的很多點子和創意天馬行空，受到的隆重表揚也比較多」。

2000年南方都市報娛樂版策劃的「四大花旦」報道，確立了趙薇、周迅、范冰冰、徐靜蕾的格局，影響了此後的娛樂圈生態，莊慎之回憶，「策劃編輯正是李玩，影響了此後的娛樂圈生態」。

對於所謂的高雅和通俗，嚴肅和娛樂，李玩從沒有因為新聞品類的不同和這些簡單粗暴的二元對立關係而產生過煩惱和焦慮。他自認「好像從小就是一個沒太大分別心的人」。

莊慎之印象很深的一點是，「他從來不會覺得娛樂是邊角，是可有可無。那時候的他已經表現出跟集體疏離的逆反氣質」。

「但不是為了逆反而逆反，為了通俗而通俗。我想我們共同厭惡那種被外力規定了的關於高雅和低俗的劃分。在反權威方面，他走得比我更遠，他認為雅俗應該是受眾去界定，而不應該由權力去界定。」

李玩為娛樂和娛樂新聞正名的初衷，大概發乎一種模糊的關於平等的本能和叛逆。

「真實的資訊，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不少老同事們都還記得他當時常說的一句話，「新聞事實不分高下，分高下的是你對新聞的態度。」

曾光明在傳統媒體時的模樣

娛樂傳媒教父

在這樣的價值觀框架下，讓曾光明這樣從90年代初就進入傳播和媒體行業的資深人士，去回答關於「快手為什麼惹人嫌」的問題，簡直是一件太過容易的事了。

3天過去，曾光明應約撰寫的回答，已經獲得近13K的知乎網友贊同。

在回覆裡，曾光明提到了「鄉村的16歲殺馬特青年」：

「他從他的村裡走到鎮上，來到鎮上最熱鬧的街，在街上最洋氣的髮廊裡，選擇了這個最炫的造型。顯而易見，他選擇的造型，完全不符合閣下的審美，low得很，他很失敗。」

但現在的曾光明和過去的李玩都覺得，人「可以追求自己生命裡最美好的東西——雖然這個東西你完全看不上」。這背後是不應該被評判的自由意志和個體選擇。

2003年非典期間，李玩也來到北京追求一個當時很多人都不太看得上的東西——在兩個月內，他創辦了國內第一份專門的娛樂新聞報紙《明星BigStar》。

在這裡，他挖掘和培養了中國第一代娛記中的佼佼者：卓偉和馮科。

馮科記得，因為非典，他原本從北京逃回了長沙老家。得知面試，他又開了28小時的車來到李玩的辦公室。

李玩問他：你一個月花多少錢買書？他有點懵，覺得這個人「路子有點怪」。不過，李玩對他說來就來的風格和曾經專業射箭運動員的體格很滿意。

「等於是從街邊『撿』回來的。一看小夥子不錯，身高馬大，扛得住鏡頭，就留下來了。」李玩回憶。

因為報紙剛辦，他也招不到人，於是四處打聽。有一天聽說卓偉在天津《每日新報》也沒事幹了，就給他打電話，「我說北京辦個報紙，你要不要來？他說好啊。」於是被賦閒在家的電影記者韓炳江成了後來的卓偉。

卓偉和李玩的共事時間不到兩年，但卓偉對李玩招他進《明星Bigstar》依舊感激。他認為他們「都認同將深度調查的方式引入娛樂新聞報道」，而李玩又將南方當時「先進的娛樂報道生產方式帶到了北方」。

在用人上，馮科覺得李玩「很好玩」，就像他過去的經歷一樣，李玩搭班子選人也是不拘一格，「是那種行事手法靈活飄逸、特例獨行的帶頭大哥。他總是鼓勵我們做大新聞，從不吝惜在經費上的投入，全力在後方做好保障，很給勁兒。」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拍《十面埋伏》，那時馮科的相機才200萬畫素。要想拍到近景，必須要有長鏡頭。「我上午才跟玩哥說了，他下午就買好了。第二天上午，我們就拍到了獨家」。

在《明星Bigstar》兩年多，卓偉和馮科合作寫出近百篇獨家爆料報道。這些獨家猛料，基本養活了當時初起的各家入口網站的娛樂欄目。

快手辦公室正牆上掛著的就是馮科、卓偉的作品《hi劉曉慶出獄首次曝光》。

那時所有人都知道劉要出獄了。第一天，秦城監獄門口有一百多個記者，第二天幾十個，一個星期後有7個，到第20天，就只有馮科一個了。當時也沒有其他記者替換他，馮科一個人每天守24小時，他媽媽給他送飯，守到第23天，終於拍到了。

在《明星bigstar》發刊詞裡，李玩寫道，要做一個堅持走大眾娛樂路線的為最大多數讀者服務的娛樂週刊，「這與以往宣傳性的娛樂不同，在以往，大眾的需求是不會被考慮的」。

前一段時間，卓偉工作室的攝影記者在跟拍藝人徐崢時被對方毆打。卓偉和馮科在接受採訪時，都想起了多年前因偷拍《千機變2》而一同被劇組毆打的往事。

李玩記得馮科危急時刻依然彎腰抱緊相機的動作，而馮科那時正在心裡讀秒，那臺相機連拍之後快取還需要7到8秒，他從1數到了8，然後迅速退出記憶卡藏起來，下一秒鐘相機就被劇組的人搶走了。

隨後李玩在次日的社論裡寫道：卓偉馮科「不懼艱險、不辭辛勞，不怕得罪人，不怕惹麻煩，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一個新聞媒體應該完成的本職工作」。

兩人都對李玩「討還公道」的態度和方法印象深刻。馮科佩服「他遇事敢擔責，不會縮在後頭。」而卓偉印象最深的是那時李玩說過的一句話，「娛樂記者被打也是新聞進步」。

「因為以前都是調查記者才被打。而娛記聽聽歌，看看電影，去去釋出會，喝喝香檳，就把稿子發了。所以我們做的離新聞專業主義更近」。

卓偉團隊成員被徐崢毆打的新聞上熱搜後，李玩在自己的微博裡發出隱晦聲援：作為藝人明星，求得公眾知名度是你的主觀願望，由此造成的個人隱私損失，也是合理的付出，我簡單稱為：如果是拿來換錢的，就不是你的隱私。

在不同節點因為不同原因分開的3人，又再次在這個事件裡站到了一起。

快手之旅

在曾光明加入快手之前，宿華曾表示，快手不做排行榜，「在我眼裡人生而平等，在回憶面前人人平等」。

客觀報道中國娛樂業，記錄明星和名流的紅毯一刻和「素顏」時分，追求資訊的完整和準確，破除刻板印象和二元對立，滿足最大多數受眾的資訊需求。這也正是過去25年裡，李玩在做的事情——報道事實，和事實的全部。

2017年夏天，快手在全國幾萬塊電影螢幕上打出廣告語：生活，沒有什麼高低，每個人都值得被記錄。

資訊或者記錄，究竟有怎樣的價值和意義？在與宿華的十餘次交流中，曾光明認為兩人關於此最大的共識在於，「每多記錄一條資訊，就為個世界創造了一個不可知的價值，不管它是一個好人好事，一條殺馬特影片，還是一張假臉。資訊儲存本身就是有價值的」，而這個價值，隨著時間過去，會不斷放大，多大估計都不過分。

在老同事何穎珊看來，曾光明從媒體轉身進入快手，這個選擇並不令朋友們訝異。因為「他不是一個喜歡懷舊和拒絕新東西的人」。她記得李玩總是在自學，「以前辦公室的電腦壞了，都會找他來修，他後來還自學了程式設計」。

莊慎之覺得，曾光明是「選擇和個人趣味匹配」的人。當年他去北京，就是為了按照自己的設想去建構娛樂報道的新版圖。這麼多年過去，他不再「自由散漫」，但「擁抱新事物和新技術」的基因一直沒有變過。

眼下，曾光明加入註冊使用者達到6億、日活使用者數超過7000萬的快手，在內容之外，他之於快手和宿華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於，快手終於能夠在品牌傳播、「安全生產」和言說自我上走出非常重要的一步。

「一件事情好與壞，關鍵看本質上它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事情。如果事情本身是有問題的，沒有任何人能夠從輿論和公關的角度去解決一個有問題的事物。」

對於快手的本質，曾光明認為從某種意義上，「它不是最偉大、但也算蠻偉大的一個產品。因為它讓中國幾千萬原來沒有發聲能力的人有機會表達自己，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單憑這一點，就非常有價值。」

他認為「快手還有一點很好，它至少提醒了你，這個世界還存在著這麼一大群獨立價值觀、獨立審美觀的巨量人群，呈現世界的複雜多樣」。由此，曾光明相信，「真正的中國社會精英是能夠看懂快手價值的」。

這讓他想到科幻小說《北京摺疊》裡的不同空間之間的轉換視窗，「在這裡，你們互相可以看到不一樣的生存世界」。 而總會有人先伸出手說，「好吧，你好，我們來認識一下」。

曾光明相信快手就在做這個事情。很多人並不知道，快手6億使用者與中國網際網路使用者的分佈幾乎完全重合。宿華認為，正因為如此，快手的使用者屬性和畫像是中國「社會平均人」。

這樣巨量的人群必然會出現多元化的內容。這讓他意識到，「遇到問題，用道德去審判是最簡單的，但讓所有人的權利得到最大體現，這是很難的」。

「影片是新時代的文字」。曾光明認為「短影片是今時今日記錄效率最高的一種資訊形態」。

「你可以注意資訊的記錄歷史，它的整個演化過程就是記錄的效率在不斷提升。結繩記事是一個辦法，字元比它效率高，後面的文字、攝影、印刷比它效率更高，以後或許是AR、VR。現在是短影片，如果沒有手機、網路的技術，那其實還是不存在的。」

曾光明認同宿華的觀點：怎麼把內容和人之間建立連線並把他們匹配起來？核心的事情要做兩件：第一，理解內容。第二，理解人。

這背後演算法/技術和人文/倫理缺一不可。「在這一過程當中，快手會恪守價值中立的原則，但價值中立並非什麼都不去做，對於一些明顯違反道德和法律的事情，快手一定會出面干涉。」

在曾光明看來，快手就是一個巨大的素材庫。至少20億條短影片的庫存如果進行編輯和挖掘，「可以想象，這直接能催生出一個新的行業。」

除此之外，快手也在與光線、騰訊影業等合作，計劃投拍一批網劇電影。曾光明曾表示，快手會已經成立了專門的娛樂經紀公司，透過大資料實現選星造星。「本質上，我們的核心業務是資料。」

曾光明自己的快手，關注了一隻折耳貓，一個叫敢敢的兩歲男孩，一個在高速公路邊給長途貨車換輪胎的風暴女俠，以及一位在廣東玩具廠流水線安裝鐘錶的年輕女工。

有時，他開啟頁面，「有人拖著一個音響自己在雪地裡唱歌，有人在吃亂七八糟的東西。」

從小愛看科幻小說的他會想，「假如到1000年後，你獨自坐宇宙飛船飛向人馬星座。沒人願意同行，因為太遠了。在黑暗的宇宙，你閒得一個人唱歌，想起以前快手裡也有人這樣。你飛到外星球上，抓了點不知是什麼的東西吃了，想起快手裡的人也這麼幹過。在地球往事裡，這些居然還值得回憶一下。那其他人怎樣？從出生到死亡，他的那條線甚至連波動都沒波動過」。

曾光明也一直在25年的媒體傳播生涯裡尋找一次接一次的波動和變化。他自認「人生一直蠻幸運的，在傳媒領域每一次革命性變化階段，我都有幸站在旁邊或者親身參與，有時候為它走出一步兩步。我並不期望整個過程一定是由我走完，但我覺得人能夠在探索記錄和傳播邊界過程裡，走出中間的幾步，也是很幸運的事情。我們沒有太過奢望。」

位於五道口清華科技園的快手大廈 尹夕遠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