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國有企業效益的原則和指標體系

生產率標準是如何決定的

引言

國內外經濟學界已經對中國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做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這些結論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認為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已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障礙，Woo（1994，1997）、Sachs（1997）、Perkins（1999）和樊綱（1996）等人持這種觀點。他們的主要依據是：國有企業的產值比重、財務指標、全要素生產率和國有企業的虧損等指標自90年代以來持續惡化，併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拖累，他們據此認為，

中國經濟的出路就在於民營化，就在於國有企業徹底退出競爭領域、作為市場經濟的例外現象而存在

。

另一類觀點認為，國有企業的效率並不像上面這些研究所說的那樣低，Chen Kuan、Jefferson、Rawski、鄭玉歆等認為國有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一直在提高，儘管緩慢，世界銀行（World Bank，1996）、Yoshio Wada（1998）和李培林（1999）等同時也認為在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國有企業的各項財務指標卻直線下降，這的確是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林毅夫等則認為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由於國有企業面臨著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因此，

國有企業的出路不在於退出市場競爭，而是要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

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哪一類意見，不管認為國有企業有沒有效率，他們在研究的過程中所用來衡量國有企業效率的標準無非是全要素生產率、利潤總額、資產負債率、企業虧損面、資金利潤率、利稅比重等指標。他們之所以使用這樣的一些評價方法，是因為他們都是在一個假設前提下進行研究的，這個假設就是：

企業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途徑是提高技術進步率

。

這樣，用利潤總額、資產負債率、企業虧損面、資金利潤率等財務指標來衡量現實的獲利情況，用全要素生產率來衡量企業競爭能力，這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但是，對國有企業而言，這樣的衡量方法是不完全、不準確的。

因為他們對中國國有企業的假設條件是不完全的，難免得出不完整的結論

。要找到一個比較合理的衡量方法和一比較合理的指標體系來分析中國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首先要確立一個衡量國有企業效益的總的原則。

這個總的原則就是：根據國有企業的目標和功能來衡量企業在相應方面的成效。那麼，評價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的第一步，

就應當是認清中國的國有企業在我們將要予以評價的這個時期內，實際上具有什麼樣的目標

。這樣一個原則無論是在邏輯上，還是在情理上，都要比直接假設“企業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要來得合理一些。

對國有企業效益的評價應當與企業目標和功能相對應

所謂效益，無非是指企業在一定的投入下取得的成果。企業活動的成果總是多方面的，有的被認為是有用的，比如符合質量標準的產品，有的則被認為是無用的，比如機床上留下的鐵屑，而之所以合格的產品被認為有用而鐵屑被認為無用，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賦予企業的任務是生產產品而不是鐵屑。

這說明面對一個客觀的結果產品和鐵屑並存，什麼可以被算做效益完全取決於我們所賦予企業的是什麼樣的任務

。Bromley對這種狀況進行了精闢的論述。

他認為，經濟效率總是針對一定的制度安排而言的，在一個制度下有效率的生產組合在另一個制度下不一定是有效率的，因此，制度安排以及由制度決定的生產目的應當作為效率評價的背景和重要標準（Bromley，1989）。可以用一個煤礦安全的例子來說明。假定存在這樣的一種制度安排：

礦主對導致礦工受傷或死亡的事故不承擔責任，相應的，煤礦生產的目的就只有一個，那就是提供煤

。

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肯定承擔與工作有關的事故的風險，礦主沒有任何激勵去對有成本的和“無效率的”安全保障進行投資。

只要相對於礦山或其他地方的工作機會而言，勞動力是富足的，礦主就會極力維護現狀

。給定此情況是唯一的，經濟學家就會看到這種結果的出現，並會斷言勞動和資本的使用是有效率的。現在設想一種不同的制度安排，在那裡，勞動者對未來的勞動力擁有產權。這種權力約束著礦主，使煤礦生產的目的包含了為工人提供安全，所以礦主得給發生事故的礦工提供補償金。

我國國有企業的功能和任務

我國的國有企業一直承擔著微觀經濟發展和宏觀經濟保障的雙重功能。從微觀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

在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根據上級下達的指標，完成產品的生產

。改革開放以來，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它們必然會根據市場經濟的特點和要求，追求相應的目標。市場經濟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和經濟調節的主要手段。在市場上，一組當事人為了取得或賣掉商品而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採取一個商品同貨幣或另一個商品自願交換的形式，當事人之間透過價值和數量來進行交往，買者和賣者之間存在著競爭。並且，市場由內生的供求價格機制的相互聯絡和影響作用構成了最主要的經濟調節機制。

在充滿競爭的市場中，企業要獲得生存，就必須發展壯大，因此，國有企業的首要任務是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國有資產的保值是在國有資產的運營過程中為維持國有資產簡單再生產所進行的保證國有資產價值規模不變和以使用價值表現出來的國有資產生產能力規模不變的經濟活動。它的含義不是指國有資產的簡單儲存，而是要求扣除通貨膨脹的因素後價值量的儲存，而且還必須保證企業在資產結構上的保值，即生產性資產的比重與原來相比不得降低，

不能以生產性資產的減少與非生產性資產的增加相抵消來掩蓋企業資產的不合理流動

。

國有資產增值的含義是指企業在一定時期內，在佔用的全部國有資產保值的基礎上，要實現一定幅度的財產增長。

它既包括擴大增值資產的絕對額，也包括不斷提高增值率，即企業應當作到國有資產的有效增殖

。企業透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產的純收益率，擴大資產投入額，加速資金週轉等途徑，在資產的不斷迴圈中實現國有資產的增值。市場經濟的特點之一就是“欲將取之，必先予之”，企業要想從市場上獲得收益以實現保值和增殖，就必須向市場提供合格的產品。

於是，擴大產值，促進經濟增長也成為了企業的目標。企業必須從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出發，在生產決策中遵循一系列市場經濟的規則。要關注成本問題，研究最佳產品組合和要素組合的決定，

力爭使自己的價格和產出的變化符合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的原則

。從宏觀經濟保障的角度而言，國有企業一直承擔著巨大的社會經濟責任。在傳統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必須積極參與各種社會公共事業和公益事業，如興建路、橋、水、電等基礎設施，興建醫院、學校、電影院等公共設施，另外還必須在一定條件下。

國有企業的微觀經濟效益

實現幹部職工福利的最大化和促進勞動條件的改善。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國有企業的負擔沉重引起了一系列的問題，國家迫不得已為國有企業減少了一些社會經濟責任，如主輔分離、下崗分流等，但是總的來看，在整八九十年代，國有企業仍然是不堪重負。這是因為，

我國的改革是一次漸進式的改革，大方向是培育和扶植市場力量，所使用的方法是在原有體制之外培養新的力量

。

結語

無論什麼樣的新生事物，它們的產生總是會伴隨著大量的動盪和不安，何況是我國這樣一個大國，在急劇變化的國際環境下進行著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改革，巨大的社會分化和經濟利益的調整是難免的。我們一直強調“穩定壓倒一切”，而國有企業雖然一直在進行減少社會負擔的工作，但是它們也不得不完全承擔起了“改革的穩定器”的責任，從而，保證經濟的平穩執行，為其他型別的企業創造一個順利發展的大環境，就成為了國有企業的重要任務和目標。

參考資料：

《中國國有經濟效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