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海上絲綢之路，在明末中朝交往中起到什麼作用？

維繫了中朝朝貢關係

明朝建立之後，在對周邊國家關係的處理上，一改之前元朝武力征服其他國家的作法，採用懷柔的方式來加強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逐漸把周邊國家納入到以自己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中。

在這個以明朝為主導的朝貢體系中，又以明朝和朝鮮的朝貢關係最為緊密，明朝在多方面給予朝鮮比其他國家更為豐厚的待遇。

從朝鮮的角度來看，自建國之後就始終恪守自己朝貢國的身份，在所有的朝貢國中事明朝最誠，始終保持著“事大”之心，主動尋求明朝的庇護，朝貢的次數也遠遠多於其他國家。

此外，在朝貢體系中，除了朝鮮嚮明朝例行進貢物品，明朝同時給予朝鮮豐厚的回禮外，因為宗主國和藩屬國是有身份、地位等級差異的，因此在朝貢體系中最重要的是藩屬國透過請封來確保自己處在朝貢體系當中，而作為宗主國的明朝則透過冊封給予藩屬國正式的地位。

因此朝鮮從第一任國王開始，每一任新國王繼位都要派遣使臣前往明朝請封，明朝再派遣使臣到朝鮮進行冊封，雙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一直維持著穩定的朝貢關係。

十六世紀末，日本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面對日本的侵略，明朝軍隊和朝鮮軍隊同仇敵愾，上下一心，最終取得了抗倭援朝戰爭的勝利，朝鮮也對明朝的援助視為“再造之恩”，經此一役雙方的關係也更為緊密。

雖然這場戰爭以明鮮軍隊取得勝利而告終，成功地遏制了日本把朝鮮作為跳板進而侵略明朝的野心，但明朝和朝鮮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戰爭對兩國的國力的消耗是空前絕後的。

由於戰爭的主戰場是在朝鮮境內，明朝大量軍隊奔赴朝鮮，而遼東軍隊又是抗倭援朝戰爭的主力軍，這就造成了遼東地區防禦空虛，明朝對東北亞地區的控制力下降，而女真部落正是藉此機會發展壯大起來。

在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落之後，其在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正式建立後金政權，定都赫圖阿拉，年號天命。

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爾哈赤正式頒佈“七大恨”，以此為由正式嚮明朝宣戰，明和後金的戰爭也由此拉開。起初，明朝在與後金的作戰中佔有一定的優勢，但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的薩爾滸戰役扭轉了雙方的戰局，後金也在戰爭勝利後，佔領了遼東的軍事重鎮遼陽和瀋陽，從此之後，軍事優勢的天平也逐漸向後金傾斜，遼東的形式也愈發嚴峻。

明和後金之間的戰爭，對於處在兩股勢力中間的朝鮮影響也非常巨大，傳統的朝貢體系也隨著後金的崛起面臨著挑戰。

此時朝鮮的國王已經由壬辰戰爭時期的宣祖變為了光海君，而光海君的外交政策一反之前歷任朝鮮國王一邊倒支援明朝的做法，而是祈求在明朝和後金兩個政權之間生存。

一方面，繼續奉明朝為宗主國，與明朝保持著聯絡。另一方面，光海君也看到了後金崛起後的實力，因而與後金進行私底下的交往，避免讓戰火燒到朝鮮。

但在當時以“禮”為主的外交思想下，光海君兩端外交的作法顯然是違背了傳統的宗藩關係的準則的，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一致反對。

天啟三年（公元1623年），朝鮮綾陽君李倧，以光海君犯下違背對明義禮、同後金和親、廢母殺弟等罪名為由，發動武裝政變，推翻光海君的統治，登上王位，李倧也即是之後的朝鮮仁祖，這次武裝政變也被稱為“仁祖反正”。

李倧在奪取王位後，第一件事就是改變光海君時期的兩端外交政策，奉行“再造之恩”的親明外交路線，採取對後金敵對的態度。

在傳統的中朝朝貢關係中，朝鮮新國王是必須得到明朝冊封的，因此李倧在登上王位之後，立馬著手準備請封之事，但此次請封的過程是一波三折，因為李倧奪取王位的方式，在明朝眼中是僭越行為，明朝上下也對是否對李倧進行冊封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但迫於當時的形勢，明朝需要聯合朝鮮對抗後金，也因為朝鮮方面展示的誠意，最終決定對仁祖進行冊封。而請封和冊封之事歷來都是由使臣來完成。

但隨著遼東局勢的惡化，雙方使臣使用二百多年的遼東陸路貢道已經被後金佔領，因此海路貢道成了使臣的唯一選擇，北方海上絲綢之路也自明初之後，再一次成為明鮮兩國使臣進行往來的通道。

朝鮮仁祖派遣的請封使以及明朝派往朝鮮的冊封使，無一例外都是透過北方海上絲綢之路前往對方國家，完成請封冊封的任務。

隨著冊封的完成，明鮮雙方的朝貢關係也得以繼續，在之後的大部分時間內，雙方的官方交流也是透過北方海上絲綢之路來完成，朝鮮也因此得以重新保持了對明朝的常貢。

使臣藉助北方海上絲綢之路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任務，雙方之間的朝貢關係也一直延續到“丙子之役”前夕。

促進了中朝之間的文化交流

中國和朝鮮半島山水相連，有著相似的文化傳統，朝鮮半島上的國家歷來重視與中原王朝之間的文化交流，這也使得兩國之間有著天然的親切感，互相之間更容易理解和溝通，從而促成了文化交流歷史的源遠流長。

文化，是維繫中朝關係的紐帶，更是密切兩國關係的催化劑。

明朝時期，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朝鮮王朝在政治上奉行的“事大主義”，其深層的核心也是基於對明王朝文化上的認同。

作為連通兩國之間的媒介，明朝與朝鮮之間的文化交流活動也主要是由使臣來完成，使臣在完成政治任務之後，便會展開各類的文化交流活動，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詩詞歌賦上的交流，因而也有人把明朝與朝鮮的外交特點總結為“詩賦外交”。

除了在詩詞、文學上的交流之外，雙方文化交流的另一種方式是透過書籍傳播完成的。

一方面，明朝使臣出使朝鮮時會攜帶各種各樣的書籍，這些書籍有些是明廷作為賞賜賜予朝鮮的，有些則是明朝使臣作為禮物贈予朝鮮友人的。

另一方面，朝鮮使臣出使明朝時，會藉此機會主動向明朝的文人、官員求購書籍，還會主動贈送自己國家出版的書籍給明朝的文人儒士。

明鮮雙方透過使臣把優秀的圖書典籍傳播到對方國家，不僅促進了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也增強了互相之間的文化認同。明朝時期，當時的貢道便是雙方進行文化交流的通道，在明末陸路貢道被後金佔領之後，明鮮之間的文化交流並沒有停止，兩國使臣透過北方海上絲綢之路海上通道延續著文化上的交流。

在此期間，朝鮮使臣留下大量和明朝文人之間的唱歌詩，明朝使臣也透過北方海上絲綢之路把書籍傳入到朝鮮，“大人念恤小邦，至惠以醫書，東民自此，庶免夭札之患矣。不勝感激。”詔使曰：“俺聞殿下恤民之誠，靡不用其極，故以醫民之方，進之矣。何以謝為？”

由此可以看出，即便到了明末，明鮮有關書籍的傳播也未曾斷絕。而作為詩賦外交結晶的《皇華集》，明末時期也有《辛酉皇華集》、《丙寅皇華集》以及《癸酉皇華集》傳世，雙方也延續了詩賦交流的傳統。

與此同時，透過海路往來的使臣也藉助北方海上絲綢之路把海洋文化傳播到朝鮮，“海洋文化，就是有關海洋的文化，就是人類緣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為的、社會的和物質的文明化生活內涵。海洋文化的本質，就是人類與海洋的互動關係及其產物。”

明末，屬於海洋文化的媽祖文化在北方沿海一帶的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地區逐漸普及，當時從山東半島出發前往朝鮮的明朝使臣在出發前都會有祭祀天妃（媽祖）的習慣，途中經過媽祖廟也必定會燒香祭祀。

媽祖文化在明末的影響力不僅僅侷限於中國北方沿海一帶，同樣也對朝鮮半島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明末北方海上絲綢之路海路貢道開啟後，朝鮮使團在航海途中均有祭祀媽祖的活動，並留下多篇祭文和多首詠媽祖的詩篇，這是之前經由陸路往返的使臣中難以看到的。

媽祖文化對朝鮮使臣的影響經歷一個過程，從接觸媽祖文化到敬畏媽祖，再到信仰媽祖文化，這一過程也展現了媽祖文化的巨大魅力。

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明末朝鮮使臣，不僅僅是中朝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他們受到媽祖文化影響的航海經歷，他們讚頌媽祖文化的詩文，也為媽祖文化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