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剛：手抄本《淄川石刻記略》

12月10日從萊山劉老闆手裡買到的這冊手抄本《淄川石刻記略》，書高27。1釐米，寬17。7釐米。封面無書名題簽。正文前一頁，有題記一則：“《淄川石刻記略》於民國六年六月二十日購得，想坊間未有刻本，殊屬可貴也。”下鈐朱文印“張璜”，白文印“漁珊圖章”。正文題：“淄川石刻記略”，“東武劉喜海燕庭編輯。”後為石刻記述，共記錄石刻38通。每葉8行，每行字數13～18字不等。正文首頁右下角鈐有印章兩枚，一為白文“張綸之印”，一為朱文“述□”。

此書有兩次拍賣經歷：第一次是2013年北京保利“八週年春季拍賣會”，估價15000～18000元，流拍。第二次是上海博古齋“2016春季藝術品拍賣會”，估價2500元，成交價5750元。

此書並非孤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有一冊，名《淄川石刻記略一卷》，高廷謀撰，清抄本。

買到此抄本後，將內容認真讀了兩遍，想弄清書作者是劉喜海還是高廷謀。最後的結論是高廷謀。除了復旦大學圖書館的標註外，依據就在正文內容之中。

依據一：“常清靜經幢。貞明二年四月二十一日，鄉貢生傅周玘書。乾隆四十五年，高廷謀得其石於東郭外地中。（以下小字標註）餘存於家尚未建。”

依據二：“心經香幢。雍熙二年五月初二日，書人闕。原在開元寺內，高廷謀與常清靜經建為小石幢。（以下小字標註）今存於家，尚未建。”

以上二則小字標註的內容，顯然是高廷謀自注。而更有力的證據，是下述依據三：“朗公僧錄道行之碑，有陰。……先侍郎念東公有詩云：‘苦信殘編定是痴，古碑題字豈欺吾。分明曾改般陽府，今史文輿奈未知。’”“先侍郎”是指撰者的先人。查念東公即高珩（1612～1697年），字蔥佩，號念東，晚號紫霞道人，山東淄川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順治朝升國子監祭酒，吏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工詩，生平所著不下萬篇。著有《勸善》諸書及《棲雲閣集》。

高廷謀，《山東省科考名錄》有記，字贊虞，乾隆年間拔貢。從依據三可知，他是高珩的後人。

至於劉喜海，首頁“東武劉喜海燕庭編輯”字樣，已經說明他是編輯之人，而非撰著之人。此人名氣較大，是清代金石學家，古泉學家，藏書家。字燕庭，燕亭、硯庭、吉甫，別號三巴子。生於乾隆五十八年，卒於咸豐二年。山東諸城人。嘉慶二十一年舉人，道光十七年官汀州太守，道光二十五年任四川按察史、後浙江布政使，署巡撫職。其叔祖即乾隆名臣、書法家劉墉。收藏甚富，手輯金石文字5000通，藏善本書1400多種。編纂《天一閣見存書目》12卷，著《海東金石苑補遺》、《長安獲古編》、《古泉苑》、《三巴耆古志》等。我想，諸城漢時稱東武，淄川與諸城近鄰。高廷謀乾隆四十五年發現“常清靜經幢”時，劉喜海尚未出生。高撰寫《淄川石刻記略》，劉成名後，編輯甚至補充此書，這是有可能的。

書前題記者張璜（1852～1929年），字漁珊，江蘇南匯人。1893年加入耶穌會，民國報人，香港《聖心報》主編，香港錢幣研究會會長。《漢學叢書》，是晚清來華天主教傳教士夏鳴雷創辦的書刊，影響很大。張璜在此書刊上發表過三部著作。這本手抄本，封面及封一，都蓋有同一枚印章，印章下部是“徐家彙”三字，上部是“bibliotheca．Major”，中間是“JHS加十字架”。經查，此章為“徐家彙藏書樓”印章。而此藏書樓，前身正是徐家彙天主教堂。據以上情況，可以推定，張璜於民國六年（1917）六月二十日購得此書，後捐獻給徐家彙天主教堂。或許建國後，此書從教堂流散到社會。

還有一個問題，此書抄寫者是誰？是劉喜海，還是首葉鈐印者張綸？張綸此人不見著錄，他與張璜同姓，是否有關係，不得而知。此抄本用紙不是一種高檔紙，顏色也並不太陳舊，棕色纖維很多很明顯。印泥顏色古舊。部分書頁有蟲蛀。此書重灌過，每頁中夾一宣紙摺頁。張璜的題記就是寫在宣紙頁上，看來他就是重灌人。封皮封底為藍色舊紙，老化痕跡明顯。行楷書法字大徑釐米，帶魏體風格。據以上無法判斷抄寫者。

正如張璜所言，此書坊間未有刻本，抄本只有復旦大學圖書館有一冊。可以肯定為乾嘉時人高廷謀所著，記錄了近代淄川境內刻石。時至今日，這些刻石大多損毀無跡。對於淄川和專業歷史學者來說，此抄本有很重要的地方史料、文獻、考古價值，不可多得。

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