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詩叩彈集》的優缺點和影響力

作為清初詩壇崇尚中晚唐詩的選本之一，杜詔、杜庭珠的《中晚唐詩叩彈集》標舉“才調風情”的選詩標準確實道出了中晚唐詩不同於初盛唐詩“渾成含蓄”的一面，這是其成功之處。但辯證地看待此書，我們會發現，其疏漏之處也亟待後人整理和糾正，如此才能改變此書影響力一直都很小的現狀。本章即談此書的優缺點和影響力。

《中晚唐詩叩彈集》的優缺點

由於《中晚唐詩叩彈集》的優點在前文論述編選動機和收錄原則等問題時談得較多，故這裡只簡要地總結如下：

第一，從眾多的中晚唐詩作品中體會到了中晚唐詩完全不同於“渾成含蓄”的初盛唐詩的主體品格是“才調風情”，這對認識中晚唐詩人詩作相當鮮明的個人特色提供了一個適宜的研宄角度。

第二，就體裁而言，入選的近體詩壓倒性的比重（超過了70%）表明了最能表現“才調風情”的三大體裁是七律、五律、七絕，其比例是3：2：2。

第三，入選詩作表明了最能表現才調風情的有兩大題材：一是愛情類，二是詠史懷古類。

第四，作為收詩數量之多僅次於明高様《唐詩品彙》的唐詩選本，該書不僅收詩很多，而且所收皆中晚唐詩，這就彌補了明高様此選過於輕視中晚唐詩的缺陷。換句話說，該書可視為《唐詩品彙》的續編，《唐詩品彙》和《中晚唐詩叩彈集》相結合，才能組成一本完整的、能夠比較合理地反映整個唐詩全貌的唐詩選本。

《中晚唐詩叩彈集》的缺點相當多，本節僅擇其大端而論之。

一，選詩標準模糊的。其實對這個缺陷更準確的表述是，選詩標準是清楚的，即“才調風情”，但是這個標準的含義是模糊的，於是整本書的選詩標準，仍然是模糊的。

按理說，既然規定了本書的選詩標準是著重於詩的“才調風情”，那麼就應該盡力、儘可能解釋一下“才調風情”的含義。但是，選編者對這個問題過於輕視了。什麼是“才調風情”，它與“渾成含蓄”有什麼區別，既缺乏理論闡釋，又沒有舉例說明。

其直接的後果是，有相當數量的詩與“才調風情”相去甚遠，卻入選了，例如卷二白居易的絕句《元相公輓詞》：“銘旌官重威儀盛，騎吹聲絲鹵簿長。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此詩一看就是應景之作，而且相當敷衍（應景之詩不見得都是敷衍的，也有好的應景詩），有什麼才調風情，卻入選了。

另一方面是，有不少詩人和不少詩作從各個角度看都應該入選，卻漏選了。例如劉禹錫和柳宗元的不少詩（尤其是劉禹錫的《楊柳枝詞》這類絕句，因為《中晚唐詩叩彈集》選了其他人不少楊柳枝詞，卻沒有選劉禹錫的），肯定可以入選，卻一首也沒有選。

二，“中晚唐詩”的起始年代模糊不清，在《序言》、《例言》裡就有“大曆”、“貞元”、“元和”、“長慶”四種說法，這四種說法標誌的年代跨度太大（從大曆初到長慶末，超過了五十年）。

其直接的後果，像孟郊這樣年輩很長的詩人都可以入選，但比孟郊年輕許多的不少詩人，如韓愈，卻沒有入選。

三，《例言》的陳述往往是自相矛盾的。

《例言》第一條先說“《品彙》以渾成含蓄為宗，是選以才調風情為主”，然後說中晚唐詩是在初盛唐詩“鴻濛既鑿”基礎上的“踵事增華”，然後說“若曰別設門庭，則餘豈敢。”一個是鑿開鴻瀠，一個是踵事增華；一個是渾成含蓄，一個是才調風情；一個是“以品而匯”，表明其時代特色，一個是又叩又彈，審視每個人的風情特點。

初盛唐詩和中晚唐詩的做派和風格，大有差別，己經是兩個門庭了，為何要說不敢自設門庭呢。如果真是一個門庭，此書還有什麼編選的必要，一本《唐詩品彙》就對唐詩的面目囊括無遺了。事實上，《唐詩品彙》做不到這一點，所以才必須編選《中晚唐詩叩彈集》。當然，不敢自設門庭的說法，可能是出於謙虛，但這時候的謙虛不妥當、不得體。

四，《例言》的說法與該書的實際，往往不一致。

例如，《例言》首條說“是選不及元和以上者，蓋以《品彙》所收，今己家弦戶誦，匪謂後來居上，正恐數見不鮮云爾。”但是，如下幾首顯然寫於806年之前，有的還比806年早許多年。

例如，久困場屋的孟郊登“貞元十二年李程榜進士”。那麼《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叩彈集》卷四）這首詩必然寫於796年之前，不符合杜庭珠所言只收元和以後詩的規矩，不該入選，卻入選了。

白居易的《長恨歌》作於白居易35歲

事

，該年為805年，將此詩選入，與其標準“元和以後詩”僅有一年之差，還說得過去。但是，卷一所收白居易《思歸》題下加按“時初為校書郎”，是年應為貞元十九年。卷二《草》（一作《賦得古原草送別》）是白居易的成名作，寫於16歲，當年應為公元787年。將此二詩收入，就顯然不合適了。當然，這還可以說是杜詔、杜庭珠一時考證不出此二詩之作年，故情有可原。

但是，卷二《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的題下注明“時年十五”、《王昭君二首》的題下注明“時年十七”，皆為白居易早年作品。而依據杜庭珠在《例言》中所說的：“是選不及元和以上者”，也就是說選白居易詩時只選其35歲以後的作品，而此集卻選入了白居易15歲、17歲的作品，而且對這個問題，選編者是明確知道的。這種失誤，就有點匪夷所思了。

還有，《例言》說被《唐詩品彙》己經收錄的詩，就不再收錄了。可是，白居易的《琵琶行》己經被收錄於《唐詩品彙》卷37，《中晚唐詩叩彈集》卷一再收錄了一次。這又是個矛盾。其他詩人的其它詩，也有這種情況，而且不是個別例子。

五，詩人詩作的排列順序，不說是非常混亂，至少也是比較混亂。

《例言》說“故是選以香山（即白居易）為始，所錄亦獨多，自元微之（即元稹）以下，各以類及，而世次先後，或不盡拘，其去取大概，每於卷末略附管見。”不知其所說“各以類及”之“類”指何而言，從第一人白居易之後的元稹50首、張籍64首、王建98首、李賀79首、孟郊31首看，這五個人排在一起，大概是覺得這五個人均是長於寫樂府詩的詩人。

但是，同樣是寫樂府詩的這五個人又該如何排列呢？既沒有按照生卒，又沒有按照選詩的多少（張籍、王建的生年是相近或者相同的，按照選詩多少，應該先王建後張籍才對，現在卻先張籍后王建，不知何故）。還有，同一個人的詩，又按照什麼順序排列，是按照詩的作年先後，還是按照詩的體裁，還是按照詩的”才調風情“

的

多少。這些都沒有交代，也讓讀者看不出來。總之，詩人詩作的編排次序，顯得比較隨意、混亂。

《中晚唐詩叩彈集》的影響力

肯定與《中晚唐詩叩彈集》的上述種種缺陷和失誤有關，《中晚唐詩叩彈集》編成後，影響很小。第一個稱讚此書的人，應該數杜庭珠的父親杜臻（曾任康熙時禮部尚書），正是因為杜臻的稱讚和提議，此書才很快得到了刊刻的機會，而且不到一年就刊刻完畢（見《中晚唐詩叩彈集》之《例言》)。

此書刊刻完畢後第二年，即康熙四十四年，杜詔就以才能的卓異和聲譽的良好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器重、寵愛和提拔，以致於欽賜進士。但是，直到六年後的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康熙皇帝才知道此書，派遣中官到其住處取到《中晚唐詩叩彈集》五部。杜詔的《壬辰會試榜發後紀恩八首》的第六首詩紀念這個殊榮：“幾束殘編舊討論，元和詩體及西昆。敢雲風雅師前哲，何意流傳達至尊。”但是，《中晚唐詩叩彈集》並沒有因為成了皇家藏書就得到重視，其在歷史上的影響一直都是很小的，準確地說是，一直都是被輕視的。這可以從以下的事實看出來。

乾隆三十六年到46年編纂四庫全書時，篇幅僅有15卷的《中晚唐詩叩彈集》被四庫館臣置於存目叢書中，就是說，並沒有抄錄此書。相比之下，篇幅多達100卷的明高様《唐詩品彙》（100卷中，含《唐詩品彙》90卷、《唐詩拾遺》10卷）就被抄入四庫全書了。

乾隆四十六年成書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200卷）為《中晚唐詩叩彈集》作提要時，連同交代書名和版本藏地在內的所有文字，只有163字（未加標點符號，同樣未加標點符合，《唐詩品彙》的提要是745字。），而且這163字的提要，竟然有5處錯誤。現在抄寫此提要，並辨正其5處錯誤。

唐詩叩彈集十二卷，續集三卷，內府藏本。國朝杜詔、杜庭珠同編。詔有《雲川閣詩集》，已著錄。庭珠，秀水人，尚書溱之子也。是書以明高様《唐詩品彙》所錄皆貞元以前之詩，故選錄元和迄唐末諸作，凡一千八百七十餘篇，以補所遺。名曰《叩彈》，取陸機《文賦》語也。諸人系以小傳，卷末間有品評，其訓釋考證，亦頗多可採。然如元稹《鶯鶯詩》、李群玉《杜丞相筵中作》及韓惺《香奩集》諸詩，皆所謂靡靡之音。一概濫登，於精審猶有愧焉。

首先，書名錯誤。書名不是《唐詩叩彈集》而是《中晚唐詩叩彈集》。杜詔、杜庭珠於康熙四十二年、43年編成此書並自行刊刻，此後，該書未見有第二個刻本。從二杜所刊刻的該書的《例言》和該書的正文看，該書有二個名字。一是《叩彈集》，見於該書卷首杜詔所寫的序言：“癸未春，餘與家怡谷讀書鴛湖之上……取平原‘抱景鹹叩，懷響畢彈’之意，名之曰《叩彈集》。”又見於該書12卷每卷的捲心。

例如卷一版心作“叩彈集卷第一”。續集三卷在杜庭珠寫的序中作“名曰《叩彈續集》”，在續集目錄中作“續集上”、“續集中”、“續集下”，在續集的版心作“叩彈續集上（或中，或下）”。二是《中晚唐詩叩彈集》，見於該書之《目錄》、該書12卷每卷的卷首和卷尾。在續集三卷正文每卷的卷首和卷尾作“中晚唐詩叩彈續集上（或中、或下）”。可以看出，《叩彈集》是簡稱，《中晚唐詩叩彈集》是全稱，是正式的書名。但是，從來沒見杜詔、杜庭珠在任何地方稱為“《唐詩叩彈集》”的。四庫館臣連該書的書名也弄錯了。

其次，“是書以明高様《唐詩品彙》所錄皆貞元以前之詩……”。此句誤。第一，明高様《唐詩品彙》所選錄的詩也有貞元以後的詩，只是側重於收初盛唐詩而較少收中晚唐詩而己，中晚唐的詩側重於選收貞元以前的詩而較少選收貞元以後的詩而己。高様在其《唐詩品彙敘》中雲：“爰自貞觀至天祐，通得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為九十卷，總題曰《唐詩品彙》”‘其正文也是如此。第二，《中晚唐詩叩彈集》卷首杜庭珠寫的《例言》說“唐詩選絕少善本，唯《品彙》庶稱大觀。然詳初盛而略中晚，中晚則詳貞元以前而略元和以後可見，杜庭珠也沒有誤解《唐詩品彙》的選詩範圍。故，四庫館臣不僅錯了，而且錯得有點莫名其妙，不知館臣何以會錯。

再次，“（是書以明高様《唐詩品彙》所錄皆貞元以前之詩），故選錄元和迄唐末諸作……”。“故選錄元和迄唐末諸作”不準確。杜庭珠所寫《例言》中說“是選不及元和以上者，蓋以《品彙》所收今已家弦戶誦……”，故館臣所云從元和開始是對的。但是，《續集》三卷連徐鉉的詩都收了，可見，此書收詩延續到五代。當然，把五代看作唐代，勉強可以。故，館臣“故選錄元和迄唐末諸作”只是不準確。不妥當，還不能統歸為說錯了。

第四，“（是書以明高様《唐詩品彙》所錄皆貞元以前之詩，故選錄元和迄唐末諸作，凡一千八百七十餘篇，）以補所遺。”此說錯誤。《中晚唐詩叩彈集》不是給《唐詩品彙》拾遺補闕的選本，而是有不同的選詩範圍、不同的選詩標準的。如果是《唐詩品彙》的拾遺補闕之作，那就應該把初盛唐的一些詩也收進去，書名也該命名為《唐詩品彙補》之類的名字。《中晚唐詩叩彈集》和《唐詩品彙》這兩個唐詩選本的性質完全不同。

第五，“然如元稹《鸞鸞詩》、李群玉《杜丞相筵中作》及韓惺《香奩集》諸詩，皆所謂靡靡之音。一概濫登，於精審猶有愧焉。”此說不妥當。認為此說不妥當，不是說館臣這麼講有點迂腐、有點道學家的頭巾氣，而是說，館臣對此書的選詩標準著重於“才調風情”沒有注意到或者沒有理解。所謂“才調風情”，一個重要的題材（甚至是核心或關鍵的題材）就是男女間的情愛之事。如果連韓惺《香奩集》之中的詩都不選錄，該書所看重的“才調風情”就很難有著落了，此書也就很少有編選的必要了。

從館臣知道《中晚唐詩叩彈集》選了“元稹《鶯鸞詩》、李群玉《杜丞相筵中作））及韓惺《香奩集》諸詩”來看，館臣應該是看到過《中晚唐詩叩彈集》的（“內府藏本”的交代也說明館臣應該能夠看到），可是，作“提要”時短短163字的篇幅，錯誤或不妥當的說法竟然有5處之多。可見，館臣對《中晚唐詩叩彈集》極其不瞭解，但此書並不難找，那麼，這種“極其不瞭解”的原因，只能歸結於對此書的輕視。

乾隆時修纂四庫全書的館臣對《中晚唐詩叩彈集》雖然很輕視，但最終還是列入四庫全書中了（只是作為存目，沒有抄入四庫全書中而已），並作了個提要（儘管這提要隻言片語還錯誤多多），此後，該書就很少被人過問了。到了1984年，此書終於被影印了一次（即北京市中國書店1984年12月據採山亭藏版影印的《中晚唐詩叩彈集》）。

按照影印古籍的慣例，影印者總會寫幾句話，對被影印的書予以介紹，並說明影印的原因，其目的自然有促銷的成分。但是，北京市中國書店1984年影印《中晚唐詩叩彈集》僅在版權頁有一句話“據採山亭藏版影印”，除此之外，對此書沒有哪怕是一句話的介紹，連四庫館臣作提要時的隻言片語也省略了。不知道北京市中國書店當時為何會影印此書。

四庫館臣為《中晚唐詩叩彈集》作提要時只有隻言片語而且這些隻言片語還錯誤多多，北京市中國書店影印此書時連隻言片語也懶得說了，這些現象的出現必有緣故，只是其中的緣故，今人看不出來了。

今人能看得出來的是，清人杜詔、杜庭珠編選的《中晚唐詩叩彈集》十二卷、續集三卷這個收詩之多僅次於明人高様《唐詩品彙》（九十卷）的唐詩選本，自問世後，一直受到輕視，其影響也就極為有限，一直在若有若無之中。

結語

其實杜詔、杜庭珠當年編選《中晚唐詩叩彈集》的有利因素是很多的。康熙皇帝對唐詩的鐘愛使得尊崇唐詩的宗唐派與生俱來的強勢地位變得更強了，這是精神鼓舞；明末清初的學者因為對明代前後“七子”所倡“詩必盛唐”學說流弊的抨擊而把關注的目光移向中晚唐詩，一時間。

對中晚唐詩的抄集、刊刻、選錄成為熱潮，這是風氣所尚；作為杜詔之師的嚴繩孫、顧貞觀這兩位著名學者和詩人因為“獨抒性靈”的詩學主張而推崇中晚唐詩，這是師長提攜；嚴繩孫、顧貞觀二師藏書豐富，再加上另一位編者族弟杜庭珠家裡資財豐饒，這是物質保障；性情醇厚的杜詔論詩時“專主性靈”，對初盛唐詩情有獨鍾，這是內在驅動，也是力量的源泉。這五方面因素的具備使得《中晚唐詩叩彈集》的產生變得十分輕鬆和順利，從選編到刊刻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完成了（正集12卷從癸未春開始選，到甲申暮春刊刻，剛過一年時間，續集3卷，秋季刊刻）。

就像“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一樣，幾乎所有的著作都有軟肋，而且不會只有一根。如果專談缺點，即使不是無理取鬧而是有根有據地談，很少有著作不被批得體無完膚的。

儘管《中晚唐詩叩彈集》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和失誤，它依然是一個有眼光、有思想、有新見、有價值的唐詩選本。在某種意義上，《中晚唐詩叩彈集》（十五卷）是明高様《唐詩品彙》（九十卷）的續編，這兩個選本相結合，才能組成一本完整的、能夠比較合理地反映整個唐詩全貌的唐詩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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