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文與詩賦

本文轉自：台州日報

鄭嘉勵

（台州籍考古學家）

“儒林”二字，搭配真是傳神。俗話說“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這道理，在儒林，也不例外。

說起來的確無奈，出身寒門的讀書人，想要出人頭地，正經的出路，只有參加科舉一途。而舉業則必須學好時文。時文，即八股文，一種規範、刻板的應試文體，洋洋萬言，除卻“之乎者也”的聖賢腔調，據說實質內容則近乎沒有。

對醉心舉業的童生來說，八股既是唯一的進身之階，也是真正的學問。八股行不行，等於肚裡通不通。八股做好了，任憑什麼文章都難不倒，要詩就詩，要賦就賦，一鞭一道痕。而檢驗八股行不行的唯一標準，就看科場上中不中。正如馬二先生所言“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孔子有孔子的舉業，孟子有孟子的舉業，那就是遊說列國，漢朝董仲舒的舉業是舉“賢良方正”，唐人的舉業是詩賦，宋人的舉業是講理學，而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孔夫子再世，也要念時文、做舉業，否則“哪個給你官做”。他們的所謂舉業，其實就是做官。

周進與范進，都是八股時文的能手，除了做“花團錦簇一般的文字”，別無所能。在我們今天看來，兩人深受時文之苦，深受時文之害，但在他們僥倖成為老爺以後，都是時文的堅定衛士。魏好古提著詩篇來請教，周進大怒：“像你這樣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范進比起周進來，似乎還要徹底，堂堂進士，山東學道，索性連蘇東坡都沒聽說過，被自己的幕客捉弄也不自知。因為在他們看來，只有時文才是正經的事業，而抒情遣懷、風花雪月的詩賦之類，只是些“粗心浮氣的說話”。

兩位老爺果然是“爛忠厚”“沒用”的人。其實，當時在舉業之外，另有一條輕鬆、瀟灑的進身之路，那就是想方設法做名士。名士到底與汲汲於功名的“俗人”不同，必須有點吟花弄月的本領，做名士，必須會作詩賦，同時對歷史、對時事最好也有點標新立異的看法，比如認為“本朝的天下，本來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就為出了個永樂爺。明朝就不成個天下”。

貧民出身的牛浦郎，根不正，苗不紅，偷來《牛布衣詩稿》，豁然開朗，“原來只要會做兩句詩，並不要進學、中舉，就可以同老爺來往，何等榮耀”，於是就冒充牛布衣招搖撞騙。老實說，牛浦的見解，比范進之流要高明一些，在“大宴鶯脰湖”之類的場合，裝作風雅，飲酒作詩，冒充名士，才是結交權貴、躋身上流社會的捷徑，整天泡在枯燥乏味的聖賢書和制義選本中，又何苦呢？

小說中的名士，他們在做什麼：遊手好閒、搖頭晃腦、自吹自擂、互相標榜。名士們的口頭禪是“各處詩選上都刻有我的詩，今已二十餘年”。自吹之餘，也不忘攻擊一下八股時文，“我們名士都不講八股的”，只要寫一手漂亮的詩篇，“只怕比進士享名多著呢”。名士看不上時文，可偏又撇不開“進士”的誘惑。

在時文中吃盡“苦中苦”的人很多，但有幸像范進一樣成為“人上人”的很少，落魄的只能以教館、賣文等“不正經”的勾當了此餘生。而欲以詩賦一鳴驚人、結交上流的名士，又將如何？得償所願的人也極少，通常只是些大話連篇、既窮且酸、行事古怪的“高士”。名士，名士，就是“有名的呆子”的意思。

在吳敬梓筆下，時文與詩賦，都是書生們討生活的飯碗。但這兩口碗，都裝不下新鮮的珍饈，只有一股迂腐的酸氣撲鼻而來，如餿物的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