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王世襄《中國葫蘆》那些事

我很喜歡收藏葫蘆。上海城隍廟曾經有過“地攤時代”，上世紀九十年代豫園附近街巷的馬路牙子上一個挨一個，賣葫蘆的不多，但也覓得不少好葫蘆。後來出讓了收藏的大部分葫蘆，賺了點小錢。而今的上品葫蘆，都集中在古玩城裡商鋪的玻璃櫃中，周圍還打上冷光燈，頓時身價非凡。

收藏葫蘆，不得不提到王世襄先生的大作《中國葫蘆》。該書1998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初版3000冊印量，定價85元。香港的壹出版早在1993年就出版了繁體字版的《說葫蘆》，內容和《中國葫蘆》這本大同小異，但比大陸早出了5年。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傢俱珍賞》和《明式傢俱研究》這兩部大作也是先在香港出版的。

我知道香港有這麼一本《說葫蘆》，但託人買也買不到，印量太少。一直等到199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葫蘆》，我才在新華書店買到一本，興高采烈地騎車回家，準備好好欣賞一下王先生收藏的寶貝葫蘆（王先生收藏的部分葫蘆已在幾年前由中國嘉德拍賣了）。到了家門口一看，才發現卡在腳踏車後座的書袋已渺無蹤影，書丟了！

卡的這麼牢固怎麼還丟了呢？百思不得其解。

沒辦法，再到新華書店去買一本吧，到了書店一問，說是此書已售罄。再轉到其它書店瞧瞧，也沒有了。

我不死心。我想了想，應該到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門市部去碰碰運氣，弄不好會有。

等到某個週一的中午（我怕出版社的門市部休息，所以不在公休日去），我騎車趕到紹興路上的上海文化出版社門市部。還沒進門，透過門市部的玻璃窗發現書架上陳列著一本封皮黃綠兩色相雜的書，非常像《中國葫蘆》！推門走近細瞧，果然是它！哎呀，可又逮到你了！二話不說，趕快付款。

這次我汲取教訓，把書放在了腳踏車前面的車斗裡。現在，每當我看見共享單車的車斗，我就會想起當年我騎車買書的這一幕幕場景。一個愛書者（談不上藏書家）如果和一本好書失之交臂，那真比沒漲上工資還難受。如果得而復失，真不知該如何形容此般感受。

我買的很多書都是趁在單位午休空閒時讀完的，這本《中國葫蘆》也是這樣。但“悲劇”也悄然發生了。那天中午看了會兒書，因為有點事就出去了。辦公室裡還有其他同事，我就沒關門。等我辦完事再回到辦公室的座位上，總感覺不對勁兒，桌子上彷彿少了什麼東西。是少了東西，《中國葫蘆》不見了。不見了，沒有了，失蹤了！（借用英國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中大偵探赫柯爾·波洛的這句臺詞來形容我當時的心情我感覺是非常恰當的。）

這麼大的單位，樓上樓下都是同事，誰拿去了呢？那時候的辦公室、走廊、樓梯普遍都沒有監控，如果是現在就丟不了了。也有可能是打掃衛生收紙簍的拿去了？各種猜疑都在我腦中過了一遍，就這樣無的放矢地折騰了一下午。

書沒了，騎車也慢了，到了家連說話也沒有力氣了。這本《中國葫蘆》真這樣和我“拜拜”了？

這本書後來沒買到過。可能書店裡有，但工作太忙，也不可能天天去打探。大概兩三年後，在盧灣區的一個收藏品集市上，我又看到了這本書，品相很差。想了想，我還是決定買了下來，放在單位裡看看也好，就不拿回家了。

非常幸運，這本書一直跟著我沒再丟過。前幾年頻繁到香港去，在舊書店又覓到了港版的《說葫蘆》，品相還不錯（舊書低於九品就沒什麼收藏價值了）。但心中已頓失先前得書後的興奮勁了，好像輕巧容易就能得到的物件，沒什麼可“顯擺”的。

二十一世紀的“王世襄熱”中，我把這本《中國葫蘆》讓給了一位書友，他說是要帶到北京，讓王老給籤個名。我想，這麼破的一本書，簽名是假，你是想讓王老給你換本新的吧？呵呵，王老那兒可能也沒“庫存”了……

王世襄先生已去世近10年，他的大部分寶貝都已經委託拍賣了。這是一位後無來者的“玩人”，中國也不太可能再出現這樣的收藏家了。

最後，說一個笑話。王老有一道名菜（王老是收藏家兼美食家），叫“燜蔥”。我很喜歡吃上海的名菜“蔥烤大排”，我就想這“燜蔥”的滋味一定不差。買了王老哲嗣敦煌先生的大作《吃主兒》，我就照著書裡寫的做法，開始了我的廚藝實踐。

實踐的結果是一敗塗地。正應了一句俗話：幹啥啥不行，吃啥啥沒夠。王老的名菜“燜蔥”被我做成了“焦蔥”，菜裡的海米（上海話叫“開洋”）都碳化了，真有虐待動物之嫌。

所謂美食家，不能只會吃不會做，南北通吃的各路美食家們大言不慚，可有幾個會下廚做得一桌好飯菜？筆上頭頭是道，那不是真功夫。

“藏書家”也一樣。家裡蓋了幾幢藏書樓，高價收購的古今秘籍一本都不看，甚至連看都看不懂，把書放在紫檀木書匣裡當“美金”欣賞。這也不能算是真正的藏書家吧？

捫心自問，我不過是個吃貨兼書蠹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