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大成者：董其昌

中國江蘇網訊 中國古代，都是後朝寫前代歷史。清朝，撰寫《明史》的張廷玉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怎麼寫董其昌？因為其書其畫藝術成就毋庸諱言，尤其聖眷甚隆，當朝幾任皇帝對其讚譽有加推崇備至；其官宦生涯也尚屬可圈可點；難就難在其禍害鄉里劣跡斑斑同樣登峰造極民抄董宦曉喻江南。既不能如實道來，也不該隱惡揚善，張廷玉算是老辣的姜，擅長搗糨糊和稀泥，《明史董其昌傳》這樣寫道：“董其昌，字元宰，松江華亭人。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坐失執政意，出為湖廣副使，移疾歸。起故官，督湖廣學政，不徇請囑，為勢家所怨，嗾生儒數百人鼓譟，毀其公署。……其畫集宋、元諸家之長，行以己意，瀟灑生動，非人力所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製作手書，以為二絕。造請無虛日，尺素短札，流佈人間，爭購寶之。精於品題，收藏家得片語隻字以為重。性和易，通禪理，蕭閒吐納，終日無俗語……”

董其昌，生於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卒於明毅宗崇禎九年（公元1636），號思白，又號香光居士，人稱“董華亭”。他以書畫聞名於世，是一個以藝術成就卓立於中國文化史上的巔峰人物。董其昌早年出身望族寒門，而且是相當的寒，據《雲間雜識》記載：“董思白為諸生時，瘠田僅二十畝”，地不多，還瘠薄，餬口之難，可想而知。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中舉進士時年33歲，這是他政治生涯的開始之日，當編修、作講官，一路順風順水，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太子太保等職；也是他藝術生命肇起之時，17歲那年科考，他本名列第一，無奈主考覺得他那幾筆字實在太蹩腳了，將其改列第二。這當然使他大受刺激，在《容臺集》中他自述說：“每旦必書千文一卷。餘此卷先後七年，紙成堆，墨成臼，書道安得不進乎！”華亭本是書家雲集之地，他又有天賦，很快就出類拔萃、扶搖直上，至此已是觸類旁通，兼及繪畫，直追前人。

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禪理、精鑑藏、工詩文、擅書畫及理論。董其昌的繪畫長於山水，特別講求用墨的技巧，講究潑墨、惜墨的手法，濃淡、乾溼自然合拍，著墨不多，卻意境深邃，韻味無窮；他注重師法傳統技法，其設色山水，或用楊升沒骨法，從彩筆代替墨筆，完成線條、輪廓、勾、勒、皴、擦，盡態極妍；或仿黃公望的淺絳法，參以趙大年、趙孟的青綠法，別樹一格，層次分明，淡雅清新，生機盎然；他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調，作畫強調寫意，使綺麗多姿的山水更富有浪漫主義的色彩；尤其是他兼長書法、詩文，每每繪完山水，題以詩文，行楷簇簇如行蠶，閃閃如迅霆飛電，全圖詩、書、畫相映成趣，和諧一致，極其富有抒情意境，因而成為文人畫追求意境的典範。《畫史繪要》評價道：“董其昌山水樹石，煙雲流潤，神氣俱足，而出於儒雅之筆，風流蘊藉，為本朝第一。”董其昌說：“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這既是創作畫論，也是人生感悟。非常明確，畫畫的目的，就是為了高興，自己快樂，頤養天年。這甚至可以說是他設身處事的人生哲學，也和他在官場上的態度相一致：不管在督湖廣學政時，遇到麻煩也好，或者任命為山東副使、河南參政時，含著點降職的成分也罷，甚至做南京禮部尚書時，碰到魏忠賢把持朝政，他都是“深自引遠”，“請告歸”。董其昌說：“以境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他主張“行萬里路”，有兩重用意：一是直接玩賞自然山水，享受君子林下之風；另一是印證古人的畫法用意所在，他在遊山水中，心中帶著古人無數畫本，經常進行比較。即在自然山水中，獲得畫本中筆墨的來源，而在臨摩古畫中，體味筆墨的趣味。從這個角度來說，自然山水就是含有筆墨之意的。

我們在觀賞董其昌的山水畫作品中，從早年到晚年，於題材內容、構圖佈局方面，很難看到它們之間有多大差別，而在筆墨的精進上，卻留下了明顯的足跡。就這一點而言，和文徵明有點相似。董其昌認為筆墨即是皴法，皴法是在對自然山石的觀察中有所提煉取捨創造出來的，皴法也包含著對筆觸的審美，其中輕重緩急之別，實際表現了不同的情緒。從這一點說，西方繪畫直到十九世紀才有對筆觸的欣賞，董其昌對筆墨的審美觀，是值得重視的。

由於他出生於松江華亭，畫史上把他及周圍的畫家叫作“松江派”或“華亭派”，姑且把這看作暱稱吧。其實，又何豈止啊？

董其昌是在文徵明之後文人畫的一面旗幟，作為海內文宗，執藝壇之牛耳數十年，是晚明最傑出、影響最大的書畫家。董其昌作為南宗開山，他還從一個觀照中國文化更廣泛的背景下，提出了深具影響的中國畫南北宗論，此後引發的幾百年對此觀點的討論與話題似乎是一個試金石：中國文化與中國書畫的諸多重大問題即是：何謂真正的“文人畫”？文人畫的真正目的與思考在哪裡？之後文人畫創作熱潮如火如荼，並最終確立了文人畫一統天下的地位，並波及到近代畫壇，董其昌可以說是承先啟後居功至偉。自明末至清亡的三百餘年間，中國的畫壇和書壇稱為“董其昌世紀”，是毫不誇張的。

董其昌的書法成就也很高，雖處於趙孟、文徵明書法盛行的時代，但他並沒有一味受其左右，而是綜合了晉、唐、宋、元各家的書風，自成一體，其書風飄逸空靈，風華自足：筆畫園勁秀逸，平淡古樸；用筆精到，始終保持正鋒，少有偃筆、拙滯之筆；在章法上，字與字、行與行之間，分行佈局，疏朗勻稱，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講究，枯溼濃淡，盡得其妙。而尤以行草書造詣為最。書法至董其昌，可以說是集古法之大成，“六體”和“八法”在他手下無所不精，在當時已“名聞外國，尺素短札，流佈人間，爭購寶之。”一直到清代中期，康雍乾祖孫三個皇帝都以董的書為宗法，十分偏愛，甚而親臨手摹，常列座右，晨夕觀賞。

董其昌的書法、繪畫，每一字、每一筆，換來的都是真金白銀。董其昌成名後遂富甲一方，富到流油，連同為本鄉本土的另一高官徐階，比他官大三級的前首輔，也對他“膏腴萬頃，遊船百艘”的家產自嘆弗如。名氣、權威、錢財三者合一的優勢讓董其昌得意忘形，在京城為官時多多少少還有點兒顧忌，回到松江華亭，便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再有子弟不法，家人仗勢，狐假虎威，為非作歹，貽禍家鄉。老百姓積怨之深，民憤之大，早就恨之切骨。明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的春天，由於他強納民女，出了人命案，遂遭遇了一場農民運動式的抄家。忍無可忍的江南民眾成千上萬從四鄉八里嘯聚而來，焚其屋舍，毀其資產，砸其牌匾，毆其家人，事兒鬧得挺大。中國人特別講究“德藝雙馨”，特別忌諱這一點。歷史上但凡奸臣逆臣無論詩文才學繪畫書法成就有多高，品行過不去，就一定讓人詬病，孜孜不倦念念不忘。不是一定要牽絲絆藤，而是民抄董宦的野史流傳，在江南一帶幾乎家喻戶曉。

這在中國文人中間，恐怕別無分店，在世界文人中間，大概也是獨此一家。

我曾經和朋友在蘇州胥口漁洋山兜兜轉轉尋尋覓覓好不容易在山坳裡找到董其昌的墓位，一堆亂石，幾叢衰草，墓碑上刻的是“明董文敏公墓”，題款：已未冬吳中保墓會立，後學吳蔭培拜書。碑前有一塊吳縣人民政府1986年3月25日立的石碑，上刻“吳縣文物保護單位：董其昌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