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人——託·斯·艾略特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汪天艾/文

那些已經親眼目睹

跨進了死亡這另一個國度時

只要記得我們——不是

丟魂失魄的野人，而只是

空心人——託·斯·艾略特

一

2009年11月10日，週二下午6點15分，德國國家隊守門員羅伯特·恩克在開著車徘徊了八小時以後，站在鐵軌邊，面朝從不萊梅呼嘯而來的列車，跳了下去，時年32歲。那天以後，公眾才第一次知道這位征戰頂級聯賽的運動員曾在2003年被抑鬱症擊倒，花了十幾個月才勉強從幾乎斷送他職業生涯的濃霧中走出來；第一次知道這年夏天病症重新襲來，他又在藥物、諮詢與恐懼中掙扎了整個秋天，最終敗下陣來。

兩年後，與恩克相識多年的記者羅納德·倫出版《門將之死》，獨自完成了兩人曾經約定要一起寫的書。2004年2月，在他即將從第一次抑鬱症的襲擊中走出來的時候，恩克告訴羅納德：“我開始為我們的書零零散散做些筆記了。”2009年夏末，復發後假象好轉的恩克給羅納德發簡訊說：“我得說這又會是我們的書裡不錯的一章。”他原本想，退役以後，就可以在這本書裡坦誠地談論自己的病症，最終，只留下了兩大本被他叫做“抑鬱日記”的記錄。

從日記的字裡行間、從僅有的幾個知情的親人和朋友復原的場景裡，我們讀到了恐怕每個抑鬱症患者都多少經歷過的折磨。整夜整夜的失眠，腦子裡紛亂的念頭無法控制的時候，他會起身去洗手間，坐在馬桶蓋上發呆，無望地等待睡意，最後徒勞無功地躺回床上，睜著眼睛到天亮。生活變成持續的考驗，一連串需要完成的事情，每一件對他而言都太費力了。他有清晰的概念自己應該做什麼、應該怎麼做，卻只能像全身麻痺的旁觀者一樣看著自己把每一樣事情弄糟。還有恐懼，深深的恐懼，害怕復發，害怕噩夢重演，害怕讓自己失望，害怕讓別人失望，害怕新的一天到來，害怕被曝光，害怕職業生涯因此終結，以至於每次去精神醫師的診所都要記得戴上棒球帽並壓低帽簷。

2003年第一次跌入深淵的時候，恩克覺得自己是知道原因的，因此當他終於與足球、與失敗和解的時候，以為一切都過去了。他甚至挺過了罹患先天性心臟病的女兒的夭折，從第三級別聯賽回到頂級聯賽，並極有可能成為2010年世界盃德國隊的正選門將。然而與抑鬱症的較量就是這樣，一次休戰無法確保下一次它不會回來，一次勝利無法確保下一次不會失敗。復發是沒有規律可循的，一個有病史的人可以毫無問題地應對極端壓力，卻在某個看上去瑣碎無奇的事情面前突然崩潰。

最後那個週六的聯賽，他發現在球場上令人滿意的表現也一點都無法產生任何改變了，他什麼都感受不到了，全是麻木的。他不是懦夫，他贏過一次，可是這一次，他想，這一次，什麼都救不了他了。

11月8日，週日晚上，沒有早早躺下，看完了電視上播的《泰坦尼克號》才睡。

11月9日，週一下午，結束訓練回家，外面下著雨。和妻女去了最常去的咖啡店。特蕾莎舉起相機，他抱著萊拉露出笑容，好像並不費力。

11月10日，週二，中午12點半的時候，羅納德·倫打來電話轉達一位英國同僚的採訪請求以及德國奧林匹克圖書館想請他去做講座。“我怎麼覺得我像你的秘書一樣呢！”老朋友開玩笑道。“我今晚再打給你好嗎？”對方匆匆結束通話電話，羅納德不記得他當時的聲音是什麼樣了。

二

2011年11月27日凌晨，威爾士國家隊的主教練加里·斯皮德在一個異常黑暗的地方，什麼其他都不重要了。幾個小時後，妻子露易絲髮現他吊死在自家的車庫裡，時年42歲。

2018年，斯皮德的記者好友約翰·理查森在《加里·斯皮德：沒說出的故事》裡首次公開了當年他們共同撰寫的兩章自傳，並收錄了大量與他的妻子、父母和眾多朋友的採訪。時隔七年，巨大的問號依舊盤亙於每個人的腦海：“我們所有熟知他的人都花了很多很多小時想有沒有什麼是我們本來可能做的？有沒有任何預警的訊號？然後你會覺得愧疚，然後是憤怒，他為什麼要離開？”

在所有人眼中，這個威爾士人安靜、得體、完美主義，喜歡將每件事都妥善做好，始終保持著絕佳的職業道德和工作態度。他是最不讓人覺得會發生這樣事情的人，在朋友眼中他看上去像是一個擁有完美生活的完美的人。從隊長到主教練，他是替所有人解決問題的人，這是否讓他更難接受和承認自己的弱點並向他人求助？

悲劇發生的前一天，他還完成了所有人的預期中他會做的事：去看兒子在學校踢球，和學校老師聊了幾句，然後去英國廣播公司錄製電視節目《足球聚焦》，談論威爾士的世界盃預選賽之旅。在主持人丹·沃克的印象裡，那天的斯皮德比往日要顯得更快樂和滿足，離開時還提醒他說：“別忘了下週一給我打電話，我們要把上次那場高爾夫打完。”他甚至一如往常地給正在電視上出鏡的記者好友布萊恩·勞發去調侃其白髮的簡訊：“看來約克郡已經下第一場雪了呀”。

在他死後，露易絲從他17歲時寫給自己的信中重讀出種種端倪，想到他或許從很年輕的時候就飽受折磨，只是依靠對人生完全的掌控力、依靠全身投入家庭、足球、朋友來控制內心的陰影不要致命地擴大。他沒有求助過，甚至可能都沒有意識到這樣的黑暗是需要像普通傷病一樣求助和接受治療的。如他的父母在書中所說：“至少有一件事，我們希望他的死能讓人們更開放地談論心理疾病。我們唯一的猜測是他飽受抑鬱症的困擾，但是誰也不知道。他總是掛著笑臉。”

如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魔鬼，斯皮德的魔鬼藏得太深了，可能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見過了它。

三

歷史上備受抑鬱症折磨最終棄世的藝術家並不少見，文學與疾病、藝術與自殺在文學研究裡是可以單獨成立的方向，以至於很多人彷彿覺得這件事是有內在邏輯的，好像抑鬱症的打擊範圍是有精準物件的，好像藝術家會自殺並不奇怪，至於普通人，“好好過日子怎麼會抑鬱呢？”“堅強一點，樂觀一點就是了”。於是有人可以輕飄飄地將“我今天抑鬱了”掛在嘴邊；有人可以把它“浪漫化”“藝術化”；有人能夠理解甚至欣賞藝術家的抑鬱、詩人的自殺，卻無法正常面對和共情身邊人日日夜夜凝視的深淵。

然而小說家庫切在《青春》中一連串的自問與恩克在日記裡記錄的絕望如出一轍：“如果他繼續待在這裡，通不過考驗、失敗得很不光彩怎麼辦？如果他獨自在房間裡，開始哭了起來，而且停不下來怎麼辦？如果一個早上，他發現自己缺少勇氣結束，覺得在床上度過這一天要容易一些——這一天、下一天、再下一天，在越來越邋遢的床單中度過——怎麼辦？像這樣的人，這樣不能夠面對考驗而垮掉了的人，以後會怎麼樣？”

同樣是遭遇本質共通的人類機體與心靈的痛苦，藝術領域以外的患者往往“享受”不到人們由對藝術家的想象而生的某種程度的寬容。在幾乎所有的職業領域（不僅是職業足球）公開暴露自己的精神困擾都是危險的，精神不穩定很有可能成為丟掉或無法獲得職位的理由（不少單位在入職體檢中加入了心理問卷環節）。在以結果為導向的“正常人”社會價值體系中，一個守門員——球隊的最後一道防線——不能是一個抑鬱症患者；一個合格的員工，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不能是一個抑鬱症患者。在足球界的預設裡，一個職業球員面對任何失敗與低谷都是不被允許退縮的，他們被要求（或是自我要求）必須堅信（或顯得堅信）一切皆有可能。在社會的預期裡，職業性也意味著每個人自動有能力控制情緒，消化掉任何指責與辱罵，繼續工作。大多數人缺乏對抑鬱症真正的瞭解，許多患者也對自己的病症難以啟齒，甚至意識不到去尋求幫助。

而抑鬱症其實是毫無道理亦沒有偏見的病症，人無法選擇抑鬱與否，是抑鬱症選擇了人。它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不是藝術家或詩人的專利，也與矯情或懦弱、失敗與成功沒有必然關係。世界衛生組織資料顯示，全球超過3。5億人在抑鬱症的深淵裡掙扎，每年全球自殺死亡的人數近80萬人，抑鬱症是最大的誘因。它不僅是心理疾病，更是生理機能的病症，每一樣症狀和行為都有科學上的解釋，更是全無什麼浪漫可言：藥物副作用的折磨，試藥、換藥、再試藥，診療室外做不出表情、嚴重缺乏睡眠的臉……抑鬱症的漩渦在於疾病剝奪了一個人做大部分正常事情的能力，讓人用盡力氣也完不成普通的生活，而由此產生的無力和無用感（“我什麼事情都做不了”）會把人拖入更深的病症中，一直到底部（像皮扎尼克自殺後她書房黑板上留下的最後那行詩裡寫的）。

四

恩剋死後，不少德國報紙使用德文詞Freitod（“自死”，字面義“自由的死”“自願的死”，出自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的“自由之死”）來描述這件事，羅納德·倫認為這樣的用法是錯誤的，因為“抑鬱症患者的死亡從來不是一個自由的決定”。西川也曾說：“我一直假設海子臥軌自殺那天，他往山海關走，如果碰見個熟人，可能就去飯館吃飯了。”這樣說並不意味著自殺者的死願不真實或抑鬱症的痛苦沒有那麼巨大，恰恰相反，抑鬱症患者選擇死亡與否有時只在一線之間是因為對他們而言，死亡不是目的而是途徑，是他們能想到的唯一可以結束當時當刻、無時無刻的痛苦的辦法。許多抑鬱症患者嘗試自殺的時候並不是衝著死亡的結果而去，只是一心想要頭腦裡的霧氣、包裹整個生命的黑暗一次性消失結束。

抑鬱症像是把人類分成了兩個物種，無論是否相愛都無法聽懂對方。這樣的隔閡普拉斯在自傳體小說《鐘形罩》裡寫過——主人公埃斯特爾的母親去精神病院探望自殺未遂的女兒，對她說：“沒關係，就當是做了一個噩夢，我們重新開始”。埃斯特爾望著天花板無望地想：可是如果世界才是我的噩夢呢？讓·埃默裡在他自殺前的最後一本書《獨自邁進生命的盡頭》裡也寫過——“有個人在夜裡回家的路上，在他必經的灰暗燈光籠罩下的街道上對自己說：這一切都不值得，我的努力都不值得，我所能期待的都只是在實現的過程中就被吞噬的幻覺而已。我要給這件破事一個了結。而同時，另一個人回到了家，談的卻是晚霞，是感冒和明天的天氣。”可是，在那些被留下來的人的講述裡，我們讀到他們一遍一遍追問“為什麼？”——不僅是“為什麼要死？”更是“為什麼不和我聊一聊說一說？”就算每個人都是孤島，每個人的人生終究是一個人的戰役，也許，有時候，哪怕僅僅是有時候，是可以說出來的。

無論虛構或紀實，無論第一人稱的講述還是他人的追憶，這些書都是傷痛之書，不安之書，可是這些聲音需要被聽見。人與抑鬱症的纏鬥雖然開始得毫無道理，雖然漫長無邊，雖然可能永遠無法徹底結束，甚至有一天最終還是放棄了，及時的干預、必要的求助和可能的陪伴依舊值得堅持；這世界上，如庫切所寫，“他不可能是唯一受到考驗的人。必定有人通過了低谷，從另一頭走來；必定有人完全躲過了考驗。”

新年伊始，給曾經遭遇和尚未遭遇黑暗的人，給倖存了又一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