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隱逸的特質及其文學表現，漲知識，建議大家都看一下！

唐代隱逸普遍為時人所歆羨和踐行，其承緒前代，卻又表現出獨特的時代風貌與精神特質，唐詩流注的隱逸旋律正折射出這一時代風尚。［1］唐詩對隱逸的文字書寫，既承載和反映了唐代整個隱逸群體的人格心態，又凝結著具體時代語境中詩人個性化的隱逸理想與追求。目前學界對於唐代隱逸的卓異特質及其文學表現鮮有論及，鑑於此，筆者對此予以考察和探討，以期對唐代隱逸與文學研究的深入拓展有所裨益。

傳統的隱逸是對時政的反抗與自覺疏離，仕與隱可謂朝野殊致，出處異途，無法同時踐履。雖然魏晉因自然與名教的調和出現了“出處同歸”的折衷言論，但二者的鴻溝仍難彌合。到了唐代，科舉的推行實現了集權制與士大夫獨立性的相對平衡，加之皇權對隱逸的獎掖，隱逸不再是“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而是仕隱調和兼通，唐人自由遊刃於仕隱之間。因此唐代少有棄世絕俗、高蹈遠引的逸民，真正代表唐代隱逸精神的是那些遊移於仕宦與隱逸間計程車人。他們或身居廊廟而心存山林，或身在江湖而眷懷魏闕，不僅不以頻繁出處進退為忤，而且普遍推贊兼吏隱、齊出處的生活境界。唐代隱逸不執著於兼濟獨善之某一端，仕宦與隱逸形暌神通，成為互為補充、相互融通的處世方式和心態。王勃的“出處之情一致”郭良的“衣冠為隱逸”［4］（P2118），盧綸的“幽顯豈殊跡”［4］（P314），白居易的“吏隱本齊致”），都道出了唐人仕隱調和相容的觀念。任爽明確指出：“參與政治”，特別是“對傳統退隱範疇的逸出”［5］，是唐代退隱行為的本質特徵。其見解揭示了唐代隱逸仕隱調和兼通的入世化本質。

唐人對仕隱的調和變通的體認也反映在他們的詩歌創作中。唐詩中屢屢出現淡沒仕隱界限、泯化仕隱差異的流行用語，如“大隱”、“中隱”、“傲吏”、“掛冠吏”、“滄州吏”等。這些字面上衝突對立的詞語被唐人相容幷蓄為一體，並在唐詩中廣泛習用，反映出時人隱逸觀念的調和性，這一點在唐詩的吏隱主題中表現尤為明顯。仕隱兼得成為唐代士人精神追求的終極目標，而吏隱則將濟世之志與遁世之心這對矛盾調和折衷在一起，既保證了士人追求外在事功的社會價值的實現，又保持了士人獨立人格的個人價值，因而唐代為宦者普遍奉之為生活理想而刻意追求，唐詩中流注著吏隱主題。唐代為宦者雖然體認到“兼濟獨善難得並，但在心理上卻是“須教吏隱合為心”），生活上推許並踐行著吏隱，前代那種迫不得已曲避禍患的哀音也變成為逍遙容與的享樂生活，心態趨於平和樂觀。從李嶠《和同府李祭酒休沐田居》的“若人兼吏隱，率性夷榮辱”，元晟《送蕭穎士赴東府得引字》的“處喧慮常澹，作吏心亦隱”，權德輿《南亭曉坐因以示璩》的“跡似南山隱，官從小宰移”，姚合《武功縣中作》中的“縣去帝城遠，為官與隱齊”等中，不難看出唐代為宦者休沐、公退、宴賞時以經濟之身體驗山林幽趣。因而隱逸常被時人視為讚譽人物的美辭、標榜個人高情的話語、園林休憩怡賞的代名詞。王維在《與魏居士書》中認為，只要“身心相離，理事俱如”，長林豐草無異於官署門闌。他在《韋氏逍遙谷宴集序》又云：“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王維對隱逸的看法代表了時人的普遍認識，他們將廟堂與山林混同合一，這一圓通的思想為宦者世俗的享樂生活平添了隱逸超塵脫俗的雅緻。張說稱賞權臣韋嗣立為“丘壑夔龍，衣冠巢許”［），這一讚語正道出唐代士人所希企的吏隱兩兼的人格形象和隱逸的理想境界。

“既懷康濟業，仍許隱淪心”，典型地表現出唐人隱逸的兼濟情懷。唐代士人多胸懷強烈熱切的政治功名心，也多有以隱求仕的經歷。他們之所以對隱逸趨之若騖，就是希冀以隱居待時獲取政治出路，即皮日休所言，“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6］（P96）他們在詩作中也毫不諱言自己隱逸用世幹祿的目的。高適在《留別鄭三韋九兼洛下諸公》中聲稱：“幸逢明盛多招隱，高山大澤徵求盡。此時亦得辭漁樵，青袍裹身荷聖朝。”孟浩然早年隱居鹿門山也是胸懷鴻鵠志，希冀有朝一日能“一薦甘泉賦”。吳筠在《題龔山人草堂》中讚頌友人“獨抱匡濟器，能懷真隱心”。

杜荀鶴在《亂後山中作》中也說：“直待中興後，方應出隱扉。”李洞《送人之天台》稱：“乃知真隱者，笑就漢廷徵。”可見，唐人隱逸多帶有權變色彩，不乏對魏闕功名的懷想。唐人讚賞的是“功成身退”的隱逸模式，並在詩歌中屢屢高歌這一人生理想，如李白《贈韋秘書子春》的“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許渾《早發壽安次永壽渡》的“會待功名就，扁舟寄此身”，李商隱《安定城樓》的“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陸龜蒙《和襲美新秋即事次韻三首》的“還須待致昇平了，即往扁舟放五湖”等。對唐人而言，“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其隱逸理想具有拯時濟世的理想主義色彩，折射出唐人隱逸強烈的幹世之志，這也是唐代時代精神感召孳乳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