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江南歷史舞臺上的徽州商人

（一）

新安故郡，古歙新城，山明水秀，人傑地靈。

……試看一村一落，鹹居萬戶人煙；某裡某鄉，稱慕千年宗族。

……奈無良田萬頃，空餘大廈千間；雖生居於故國，常作客於他鄉。

別堂上高年父母，淚自漣漣；拋閨中弱質妻兒，心猶悒悒。

僕僕風塵，別故鄉而竟去；依依楊柳，向異地以馳驅。

……

明清徽州府圖

地處皖南低山丘陵地區的徽州，明清時代是個府級行政建制，下轄歙縣、績溪、黟縣、休寧、祁門和婺源六縣。在傳統時代，因地少人稠，糧食難以自給，許多人不得不外出務工經商。誠如徽州俗諺所說：“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當地人自嘲 ——前世作孽，才生在徽州這樣自然條件相當不利的環境中。人們到了十二三歲（一說十三四歲），其中的不少人接受過基礎教育，此後，除了在家務農或繼續讀書深造者外，絕大多數的人就被父母送到外地做學徒，服賈經商，所以說是“往外一丟”。

正是因為大批的徽州人外出居廛列肆、貿販取贏，所以明清方誌明確記載：“徽州人以商賈為業。”關於這一點，太平天國前後的著名學者汪士鐸，甚至直接稱徽州的土產為“買賣人”。在明清時期，徽州一府六縣所出的商人雖然統稱為“徽商”，但各縣的側重點又有所不同，歙縣主要以鹽商最為著名，休寧人擅長於典當業經營，而婺源主要是木商、墨商和茶商，績溪人則多是小商小販，以從事徽館業為數眾多。所謂徽館業，也就是徽菜館和徽麵館。

以鹽商為例，胡適先生在他的《口述自傳》中就曾指出：

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國性的，並不限於鄰近各省。近幾百年來的食鹽貿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壟斷了。食鹽是每一個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貿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壟斷了食鹽的貿易，所以徽州鹽商一直是不討人歡喜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惡的物件。

在明清時代，徽州鹽商以兩淮鹽商最為著名，他們將蘇北的淮鹽運往長江中、下游各地，其行銷範圍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蘇等地。其時，兩淮鹽業的中心是在揚州，所以兩淮鹽商中最為著名的商人亦即揚州鹽商。明代萬曆和清代乾隆年間，兩淮鹽業處於極盛階段，許多鹽商皆囊豐篋盈。根據文獻記載，明代萬曆年間，揚州鹽商的資本超過3000萬兩。及至清乾隆時代，淮南鹽務如日中天，一百數十家的徽商西賈麇聚廣陵，“蓄資以七、八千萬計”。清代前期，康熙、乾隆皇帝先後六次南巡，前往江、浙各地巡視、遊觀，其接駕開支多出自淮、浙鹽商。揚州鹽商之誇奢鬥富，連乾隆皇帝都曾驚歎：“鹽商之財力偉哉！”

徽州鹽商文書（見王振忠主編《徽州民間珍稀文獻整合》第24冊）

在傳統時代，鹽商與醬商往往是二位一體，這是因為製作醬料的最主要成分之一就是鹽。其時，在江南的核心地帶蘇州，當地最負盛名的醬商就來自徽州歙縣之大阜村。在歙縣南鄉，民間素有“周漆吳茶潘醬園”的說法，意思是歙南周邦頭的周氏，主要從事漆業經營。在明清時代，“徽嚴生漆”聞名遐邇，徽商在江南各地開了很多茶漆鋪（亦即兼售生漆的茶葉店），其間所售生漆也就是“徽嚴生漆”。除了周氏經營漆業之外，歙縣南鄉的吳氏主要經營茶業，而大阜潘氏，則在江南各地從事鹽業和醬業經營。潘氏家族對於中國社會（尤其是江南社會）有著重要的影響。在政治上，蘇州“貴潘”出過潘世恩這樣的中央級官僚，其人一生為官數十年，歷事多位皇帝，被稱為“四朝元老”。而在文化上，遷居蘇州的大阜潘氏中，出現了不少收藏家和學問大師。一直到當代，上海博物館、圖書館珍藏的文物、典籍中，就有不少來自蘇州的潘家。歙縣大阜潘氏遷居蘇州之後，因經營鹽、醬等業發財致富，並逐漸將商業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遂成為江南一帶著名的文化世家。

在江南，富裕程度僅次於鹽商的還有徽州之典當商。在明清時代，江南一帶流行著“無徽不成典”之說，意思是典當業大多為徽州人所開，即使是晚清民國時期徽州典當衰落以後，一些並非徽人開設的典當中，徽州出身的典當鋪職員也佔相當多數。在徽州，休寧的典當商尤其著名。在江南社會，一方面，“濟一朝燃眉之急，供萬家不時之需”，遍佈城鄉各地的典當鋪酌盈劑虛、便民緩急，為下層民眾須臾不可或缺，這具有一定的正面意義。但在另一方面，“荒年熟典當”，典當業亦時常乘人之危而暴發不義之財，似乎成了城市、鄉村社會貧困化的罪魁禍首，這一點，被世人不斷地強化，從而造成民眾強烈的負面觀感。

豐子愷筆下舊中國的當鋪（網路圖片）

除了鹽商和典商之外，徽州木商也相當著名，民間俗有“鹽商木客，財大氣粗”的說法，“木客”也就是木商。徽州地處萬山之中，森林茂密，盛產杉木。自南宋定都杭州以來，徽州的木材就順著新安江源源東下，這些木材除了供官府建設宮殿、造船之用外，於一般民眾的需求而言，還可用以打造棺材。在明清時代，江南一帶素有“生在揚州，玩在杭州（或蘇州），死在徽州”之諺。這句俗諺的意思是——揚州是不少徽州鹽商聚居的地方，故而很多徽人後裔就生在揚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的市廛盛況和杭州之西湖美景令人流連忘返，故曰“玩在杭州（或蘇州）”。至於所謂的“死在徽州”，則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徽州是中國風水學的中心，徽州羅盤（史稱“徽盤”）蜚聲遠近；二是徽州的棺材板極負盛名。關於這一點，早在明清世情小說中，就常見有“婺源加料雙軿”壽板的記載。直到晚清時期，在《申報》等近代報刊上，也仍然時常刊載出售婺源壽板的廣告。

清代江南的木客會館、“徽嚴生漆”店（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蘇州市景商業風俗圖冊》）

鹽、典、木號稱“閉關時代三大商”，是當時實力最為雄厚的商人。除此之外，較具特色的還有績溪之徽館業。徽州人的飲食有著比較獨特的口味，其最主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嗜油（雖然說嗜油是中餐飲食中比較普遍的特點，但徽菜在這方面似乎表現得更為突出，尤其是對豬油的特殊嗜好）。從總體上看，徽菜雖然油膩，但在明清時期，隨著徽州移民的大批外出以及徽商財力之如日中天，徽菜館和徽麵館盛行一時。及至民國時期，王定九所編的《上海門徑·吃的門徑》中還形容申城是“徽氣籠罩的上海街市”，他分析說：“徽人在上海的典質業中服役的最多，富有勢力，上海的典當押肆，無論哪條街上，終有一二所，徽館為適合同鄉人的口味，所以和典當押肆成正比例，也是每一條街上必有一二所。”

民國時期上海的徽菜館合同股據

在徽州，民間有“一等生業，半個天下”的俗諺，這是指徽州人以經商為第一等生業，活動的地域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地區。而在這些地區，歙縣的鹽商，休寧的典當商，婺源的木商、墨商，績溪的徽館業商，等等，全都以其鮮明的特色聞名遐邇。

（二）

在明清時代，江南是徽商重點經營的區域。因此，當地民眾對於徽商的刻畫也特別豐富而生動。較早談到徽商活動的《雲間雜識》，就出自江南的核心地帶松江府，其中提及：“松民之財，多被徽商搬去。”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江南百姓的財富都被徽商盤剝殆盡。在當時，社會上始終瀰漫著一種仇富的情緒，許多人只看到富人席豐履厚，過著誇奢鬥富、紙醉金迷的生活，遂在心理上產生了嚴重的失衡。

譬如，佚名《雲間雜誌》卷下記載：明代松江華亭人錢福（號鶴灘），垂涎於江都某妓，及至揚州，該妓已嫁與鹽商，“乃往謁商，……祈一見妓耳。商許之，出妓把酒。酒酣，妓出白綾帨，請留新句，公遂書一絕：‘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此一故事，在另一部晚清的笑話集——獨逸窩退士所輯之《笑笑錄》中，亦有類似的記載：

杭州妓者，多鬻身鹺客，一妓號素蛾，為歙商所據，吾鄉黃南谷過之，見壁上小像，書曰：“淡紅衫子淡紅裙，淡淡梳妝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將來付與賣鹽人。”

“獨逸窩退士”不知姓甚名誰，但他系蘇州人則是可以肯定的。在他的筆下，舞扇歌裙、淺斟低唱之場景從揚州轉移到了杭州，但主角之一仍然還是席擁豐腴的“鹺客”（亦即鹽商）。其實，兩個故事出自同一母本，角色常新而劇情不變——傾慕芳姿的主人公究竟是錢福還是黃山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所反映的江南文人對於徽商根深蒂固的反感和偏見。此種仇富心態相當普遍，在當時的不少文學作品、曲藝節目中，“徽州朝奉”通常皆以反面形象出場，他們奔逐於貨利之場，迷戀聲色犬馬……在三言二拍等明清世情小說中，徽州朝奉總是與為富不仁、吝嗇好色聯絡在一起。

清人沈起鳳在《諧鐸·鄙夫訓世》中，就以極端的方式，刻畫了徽商的社會形象。文中的那位徽商，在江南的核心地帶——蘇州以小本起家，後來透過賣布發了大財。他大言不慚地說：要想致富，必須先治“外賊”，後治“內賊”。所謂外賊，就是眼、耳、鼻、舌、身。具體言之，不要念圖美色，找個醜女人做老婆，一樣可以生兒育女；耳朵不要聽靡靡之音，在野地裡聽聽秧歌就可以了；鼻子也不要聞香氣，聞聞馬糞的氣味也不錯；山珍海外無非是舌尖上的享受，我整天喝稀粥吃鹹菜，也能吃得飽；至於穿衣打扮，穿得再好，完全是便宜了他人，他們看在眼裡舒適，而我卻花了血本。其實，只要用樹葉做衣裳，將草戴在頭上，從頭到腳不花一分錢，最好。至於“內賊”，也就是仁、義、禮、智、信。有人做慈善事業，我從來不做這樣的傻事，免得揮霍了自家錢財；我見利就上，可以一生享用；常言雖說要禮尚往來，但我卻來而不往，這樣就可以佔人便宜；聰明人往往會遭人所忌，我整天渾渾噩噩，可以長久保持平凡的幸福；至於誠信更是無益於事，我不妨嘴上慷慨些，但心裡卻不以為然，讓天下人都知道我失信，所以就不會上門找我要錢。這五方面，是去除內賊的“訣竅”。總之，做人要精明，不要臉，不好名，不顧廉恥，笑罵由人，長此以往，要想致富，真是易如反掌……

此類貌似勸懲警世之語，當然是譏刺徽商的段子。類似於此的噱頭，在江南的評彈、灘簧中亦時常可見，折射出瀰漫於江南民間頗為普遍的仇富心態。

江南水鄉

在當時人的印象中，這些來自皖南的暴富財佬，術恃錢神，家藏金穴，整日價追逐於聲色貨利之間，驕奢淫佚，暴殄天物。而在事實上，他們中的不少人，在創業拓地的年代窮途遠涉、艱苦打拼。一些人以勤儉起家，朝思暮算，未嘗稍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有人在紀念胡適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從前徽商走遍全國，往往揹著一個口袋，裡面裝著炒米（或炒麵粉），每到一地方，只要問老闆要點水喝，就可聊以充飢。因為水是不要錢的，有水和炒米一吃，便省下了伙食費的大筆開支——這應是昔日不少徽州人外出的慣例。從中可見，徽商之吃苦耐勞、精打細算顯然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到了富二代、富三代，生在高牆大院、長於婦人之手的小朝奉，花柳聚賭，輕裘肥馬，“不思祖業多艱苦，混灑銀錢幾時休”。

如何改變徽商的這種社會形象，從明代中葉起就引起了徽州人的重視。他們不僅透過引觴醉月、玩景吟詩，與文人墨客商榷於文墨之間，以提高個人的文化素養，而且還輕財樂施、矜孤恤寡，透過諸多方式在各地從事慈善事業，殫思竭慮地改變世人心目中固有的暴發戶印象，以期塑造出嶄新的整體形象。此種整體形象，亦即徽商的“賈而好儒”、“富而好禮”。

（三）

徽州地處萬山之中，從地理環境上看相當閉塞。但由於徽商呼朋引類地持續外出，又不斷地將經商所得利潤匯回桑梓故里，將各地的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不斷地引入徽州。再加上長期以來徽人重視文化積累，故而徽州文化遂呈現出通俗文化與精英文化同生共榮的奇特景觀。

對於江南而言，徽商在很多地方都是外來者，他們在城鎮鄉村聚居，逐漸開枝散葉，生根發芽，由僑寓商人逐漸成為當地的土著，從而完成了由祖籍地緣向新的社會圏的轉移。由於移民人數眾多，遷移過程又持續不斷，再加上財力雄厚，且人群素質相對較高，其步履所至，音聲所及，對於江南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大致說來，最主要的影響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為江南社會輸送了大批的人力資源，並在江南獨特的人文環境、膏腴雨澤滋養中，湧現出諸多傑出的人才。許多徽州人走出萬山之中，廣拓見聞，不僅促成了各個僑寓地社會文風的嬗變，而且，對於徽州本土之變遷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對此，胡適先生曾說過：

……我鄉人這種離家外出，歷盡艱苦，冒險經商的傳統，也有其文化上的意義。由於長住大城市，我們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個時代的風氣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於能在大城市內受教育，而城市裡的學校總比山地的學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說，他們的眼界就廣闊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後，有些徽州學者——如十二世紀的朱熹和他以後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的學者如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們之所以能在中國學術界佔據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胡適本人就出自績溪的茶商世家。他家自祖上就在上海浦東川沙開了幾家茶葉鋪，最早的一家叫“胡萬和”茶葉店，位於川沙鎮的大街正中，頗為氣派，因為其時川沙尚未建縣，故而當地流傳著“先有胡萬和，後有川沙縣”的俗諺。由於家族中的不少人都在上海經商，所以胡適自小就負笈上海接受教育，後前往美國留學，成為中國現代史上成就卓著的一位學者、文化名人。

胡適題簽的《徽州旅滬同學會會刊》

除了在學術界和思想界的這些頂尖人物之外，徽州在科舉上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據旅美學者何炳棣先生的統計，在明清時代，徽州府人習詩書，戶聞弦誦，從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產生了519名進士（包括在本地考中進士和寄籍他鄉及第的），在全國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至六名。在此同時的180年間，江蘇省產生了一甲進士（狀元、榜眼、探花）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進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這些人冠帶榮身，科甲流芳，在江南各地形成了一些世代簪纓的文化世家。

徽州的科舉捷報

在歷史上，徽州湧現出諸多著名的人物，從明清進士一直到現當代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人才都相當之多。胡適先生甚至說，“徽州人正如英倫三島上的蘇格蘭人一樣，四出經商，足跡遍於全國。最初都以小本經營起家，而逐漸發財致富，以至於在全國各地落戶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總可以發現許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葉、潘、胡、俞、餘、姚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當你翻閱中國電話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們的籍貫。正如在美國一樣，人們一看電話簿，便知道誰是蘇格蘭人，誰是愛爾蘭人，誰是瑞典人、挪威人等一樣的清楚。”這些，都說明徽州移民對於外部世界有著重要的影響。

除了為江南輸送了大批人才之外，徽商對於江南社會的重要影響還在於：促成了財富的流動與嚴密的商業規範之確立。在明代，一些徽商巨賈的資本規模是數百萬兩白銀，及至盛清時代，那些大徽商的資本則多達上千萬兩。由於財力雄厚，這使得徽州的借貸資本比較充裕，一般人都可以比較容易地獲得民間借貸的融資，獲致出外務工經商的本錢。正是因為這一點，使得小本起家的人數大大增多。

在民間借貸之外，以個人信用為擔保的“做會”，也是獲得低息貸款的有效途徑，這對於徽商之崛起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明清以來，江南各地流行的一種會，就叫“徽會”，亦即以徽州約定俗成的規範“做會”。對此，費孝通先生在《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一書中指出：

不久以前，有人提出一個比較簡單的互助會辦法，叫徽會，因為據說這是從安徽傳來的。這個會的收款次序，及每個會員交納的款數，均事先約定。

流行於江南各地的徽州“做會”規範

費先生的名著《江村經濟》一書作於1935年，其中提到了“不久之前”傳入吳江縣廟港鄉開弦弓村的“徽會”。另外，2005年，安徽學者徐越、方光祿曾介紹過1931年的一種會書，稍早於《江村經濟》的年代。在會敘中，有“至於收發，悉照新安古式，而今湖地皆遵”之語。“新安”亦即徽州之舊稱，這顯然反映出——湖州一帶邀會的做法，也是源自徽州。上述二例皆表明，徽州人做會的規範，受到了江南各地人的遵循。在傳統時代，做會是民間融資的一種重要方式，它使得徽州乃至江南社會充滿了商業活力，因此絕不能小覷此類的“徽會”。

除了“徽會”之外，徽商在各行各業的不少經營慣例，也逐漸成了江南一帶共通的商業規範。例如，在明清時期，松江府所出的棉布號稱“衣被天下”，此處生產的棉布銷往大江南北、全國各地，甚至還遠銷到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當年，在國際上非常著名的“南京布”，就主要出自包括松江府在內的江南地區。而從事此類棉布貿易最為重要的商幫之一，就是徽商。關於這一點，除了方誌、筆記、文集資料的記載之外，還有現存的不少寫本文獻可資佐證。到目前為止，我所掌握的《布經》抄本計有五種，這些商業書酌古準今、發凡起例，對於制布業之原料產地、棉布市鎮的分佈、銷售區域，以及徽商、西賈對於商業書創作之貢獻與交流等，皆有具體而微的描述。其中的四種，都是以棉布業中心松江府為重點區域展開記錄，只有一種範圍更廣，涉及江南和浙西的金華府蘭溪一帶，這當然也在廣義的“江南”範圍之內。至於其編者，除了一種是山西商人所編之外，其他的四種皆出自徽商之手。這些，都從諸多側面反映了徽商與江南商業的密切關係。從文字的內容來看，徽商在布業經營中扮演著最為重要的角色，他們在長期商業實踐中所總結出的經驗與規範，也逐漸為同行業的其他商人所吸收、總結與遵循。再如，明清以來，江南各地素有“無徽不成典”的說法，根據前人的研究，在長江中下游一帶，典當業的人事組織有徽幫式、寧波幫式和紹興幫式等幾種代表性的典當業組織。其中，“以徽式典當的組織最為嚴密，責任明晰，合於管理精神”。（潘敏德：《中國近代典當業之研究（1644—1937》）典無廢人，經營管理的制度化，是徽州典當經營文化的一個特點。所以，源自徽州的“朝奉”一詞，後來竟成了典當業中職員的統一稱呼。類似於此的情況，在木材、制墨等行當中亦所見頗多。這些，在在皆可反映出——徽州人制定的商業規範，在江南各地極為盛行。

反映徽商布業經營的商書——《布經》抄本

《典業須知錄》等徽州典當秘本（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收藏）

徽商對於江南社會的重要影響，還表現在他們與長江三角洲城鎮化程序的關係上。明清以來，長江中下游地區廣泛流傳的“鑽天洞庭（或龍游）遍地徽州”、“無徽不成鎮”等俗諺，就極為生動地反映了這一重要影響。所謂無徽不成鎮，是指在長江中下游一帶的市鎮中，徽商的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胡適的闡釋，在長江中下游一帶，一個村落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村落就只是個村落，徽州人進去了，就會開設店鋪，開展貿易經營，逐漸發展商業，從而將一個村落轉變成市鎮。胡適出自徽商世家，他對“無徽不成鎮”的解釋容或略有誇張，但其中心意思是說，徽商在江南許多地方的城鎮化程序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的確，在明清時代，長江中下游各地的城鎮中，徽商幾乎是隨處可見。17世紀初編纂的萬曆《歙志》中，有一篇內容頗為豐富的《貨殖》，其中就提及：

今之所謂都會者，則大之而為兩京、江、浙、閩、廣諸省，次之而蘇、松、淮、揚諸府，臨清、濟寧諸州，儀真、蕪湖諸縣，瓜洲、景德諸鎮，……故邑之賈，豈惟如上所稱大都會皆有之，即山陬海堧、孤村僻壤，亦不無吾邑之人，但云大賈則必據都會耳。

在明代，歙縣是徽州一府六縣中經商風氣最為熾盛的二縣之一（另一為休寧）。上述這段話，基本上可以代表徽商眼中的全國各大城鎮。其中所提及的“蘇、松”，也正是腹地膏腴的江南核心地帶。而從諸多歷史典籍來看，在當時，無論是繁華都市還是僻野鄉村，處處皆可看到徽州人的足跡。1933年，胡適在北平寓所寫信給族叔胡近仁，討論《績溪縣誌》編纂的體裁，其中談道：

縣誌應注重邑人移徙經商的分佈與歷史。縣誌不可但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就餓死，早已不成個局面。新志應列“大績溪”一門，由各都畫出路線，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及其經營之種類。

在這裡，出自徽商世家的胡適提出了“小績溪”和“大績溪”的概念，提醒人們應注意歷史時期徽州商業網路的編織。此後，當代的徽學研究者在他的啟發下，引申出“小徽州”和“大徽州”的概念，將徽州社會經濟史置諸長江中下游乃至整個中國的背景中去考察。所謂小徽州，是指徽州本土的一府六縣，而“大徽州”則是指徽商活躍的區域，特別是長江中下游地區。“無徽不成鎮”的江南，是徽商重點經營的區域，自然也是“大徽州”的核心地帶。明清時代“遍地”可見的徽商佔據了商業上的重要位置，可以說是執商界之牛耳。徽商的活動，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和江南市鎮之發展。

徽商對江南的重要影響，還表現在社會文化方面。徽商在江南各地的頻繁活動，曾引起明清時代社會風尚的重要變化。徽商的大批外出，導致了“徽禮”（徽州禮俗）在長江中下游一帶的盛行。徽州的祭祀禮俗，恪遵朱熹的“文公家禮”，由此形成的“徽禮”，在徽州乃至徽商所到的整個南中國地區，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僑寓各地的徽州移民，透過家祭、祠祭、墓祭、會館祭等，使得徽州的禮俗為世人所熟知——這就是長江中下游各地頗為流行的“徽禮”。精密詳備的“徽禮”，使得僑寓異地的徽州人大大區別於其他各地的人群。

另外，明代中葉以來，徽商在江南各地大規模地收集古玩、文物，波流風靡，曾引起整個社會鑑賞時尚的變化。當時，財聚力厚的徽商憑藉著鉅額資產，大量購置金石、古玩和字畫。最初，那只是對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種盲目模仿。他們認為：“雅俗之分，在於古玩之有無。”因此，不惜重價，動輒成百上千件地收購。這種舉動，曾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嘲笑。此後，隨著接觸的贗品和真品既多，徽州人的鑑賞水平亦日益精進，湧現出不少賞鑑名家，收藏的精品也多“海內名器”。於是，至遲到16世紀，在東南的文化市場上，新安商人儼然成了操執牛耳的盟主——“徽人為政，以臨邛程卓之資，高談宣和博古圖書畫譜”。當時，由於徽州人囊豐篋盈，獨具慧眼，賞鑑精到，以至於整個社會的審美旨趣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王世貞就曾經說過，明初繪畫崇尚宋人，但自嘉靖後期以來忽重元人手筆，以致從倪元鎮到沈周的畫幅，陡然間增價十倍；瓷器原先以五代宋朝的哥、汝諸窯為珍，隆慶末年以還，世變日新，競奇炫巧，社會上“忽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他認為，究其原因，“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所謂“吳人濫觴”，指的是蘇州作為傳統上的文明淵藪，“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而徽商作為後起之秀，居然取前者而代之，從而為自己贏得了一個“近雅”的評價。

《窮廬翰墨林》：上海徽商的鑑藏著作

綜上所述，由於席豐履厚、移民持續不斷、人群素質相對較高，因此，徽商對於江南社會有著重要的影響——它為江南輸送了大批人才，促成了財富之流動和嚴密的規範，造就了江南城鎮及文化的繁榮……從徽商在歷史舞臺上的落地生根、發榮滋長，以及與一般民眾頻繁的社會互動，可以從諸多側面清晰地把握江南區域社會之變遷。因此，我們研究江南社會文化，不能不重視明清徽商的影響。

王振忠著：《從徽州到江南：明清徽商與區域社會研究》，“江南文化研究叢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

（本文原題《明清徽商與江南社會》。文中圖片凡未註明出處者，皆為私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