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病夫”的不同路徑

在亞洲的東西兩側，各有一個國家在幾十年前被人稱為“病夫”，一個是土耳其，被稱作西亞病夫，一個是中國，被稱作東亞病夫。

兩個國家在歷史上都憑運氣成為過世界霸主，也都憑實力錯過了自歐洲文藝復興以來全球興起的重商貿、重實證、重自然科學的復興過程，兩個國家也都一度沒落到任誰都可以來踩一腳、任誰都可以蔑視的地步。

公元1683年，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步入近代衰敗史的開端，從這一年起，這個國家似乎祖墳那柱高香沒有燒好，吃啥啥沒夠，幹啥啥不行，對內集權強權，對外屢戰屢敗。而這一年，時值中國清朝康熙皇帝61年帝王生涯的第21年，也是清帝國國力即將達到鼎盛的前夜。從1683年起，大約再過110年，清帝國也開始一病不起，清帝國的八旗祖宗所積攢的龐大家業被乾隆爺這位十全老人揮霍殆盡。不過，從歷史的長河看，這兩個曾經無比強盛的國家在相距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後，都開始陷入極速滑坡的敗家過程，是天道迴圈？還是歷史的巧合呢？

敗家過程中，這兩個國家的某一個或某幾個皇帝（或稱蘇丹）認識到國家積弱、社稷將傾的危機，也都興過新學，搞過洋務，行過變法，施過改革，但無一例外都失敗了。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厄運在於皇權掌握在保護皇帝的軍隊手中，只要禁衛軍不高興，蘇丹皇帝隨時會被軍隊捏碎蛋蛋而斃，而其更大的厄運在於奧斯曼帝國臥榻之側的奧匈帝國、俄羅斯都是當值強國，還有一堆不省心但戰力強大的巴爾幹藩屬國，自己改革圖強沒整明白，一不小心還被旁邊這些國家挨個修理得沒有脾氣。清帝國的厄運在於其積重難返的低效文官體系、以及整個農耕民族固有的坐井觀天、抱殘守缺的民族性格，這種固步自封的民族性格對西洋新學和新制度十分牴觸，始終抱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搞洋務運動的宗旨並非興國圖強，乃是想師夷技以制夷，面上學著西方新學，心裡卻對這些夷技十分不屑，使清帝國也最終錯失了扭轉國運的機會。

這兩個歷史上的病夫國家，後來都得到了救贖。一個在世俗化強人領袖凱末爾的帶領下，於1916年跟協約國打了一場著名的翻身仗，慢慢找到了合適的發展制度，找回了自信，逐漸發展成為區域性“硬茬”國家，並在本世紀不斷製造話題，主動參與各種衝突，存在感極強；另一個在二戰後選擇了另一種發展制度，在經歷了近30年的痛苦折騰和搖擺後最終選擇了擁抱世界，逐漸發展成為世界性大國。

歷史變遷，國家興替，下一個病夫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