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於詩詞，所有情感都有安放之處

葉嘉瑩

顧隨先生的信件

一個喜愛中國古典詩詞的讀者，一箇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習者，無人不接觸葉嘉瑩先生的著述，如《杜甫秋興八首集說》《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唐宋詞名家論稿》，等等。如果用一個簡單的標籤來概括，“古典詩詞”無疑是葉嘉瑩最為顯明的特徵。創作、教學、演講、吟誦、交流、翻譯、傳承……她的一生，與古典詩詞結下不解之緣。她的一切，都圍繞著詩詞展開。

從時下正在熱映的紀錄片《掬水月在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同名圖書，都引發了觀者廣泛的關注、討論和熱情，大家著眼和落腳於古典詩詞以及葉嘉瑩先生的傳承。圖書中字裡行間所呈現的葉嘉瑩，是紀錄片鏡頭中的葉嘉瑩，也是前所未有的、以他人為鏡映射出的一個多面的葉嘉瑩。維繫這個“鏡中多面葉嘉瑩”的核心，是古典中國、古典文化、古典詩詞所引發的那種古意的鄉愁和文化的牽繫。

將自己編織進中國古典詩詞譜系中

要想深入瞭解一個人，就應該去他的故鄉。對葉嘉瑩來說，她的故鄉有兩個，一個是她出生、成長、經歷時勢變遷的中國，另一個則是古典詩詞所牽繫的詩之故國。而後一個故國引發的鄉愁，尤其深刻而不易平復。

人類社會活動與歷史文化傳承和保護之間，結著一個亙古難解的矛盾。如果沒有繼承、缺乏創新，文化就難免失去活力乃至走向消亡，而被更現代的文化方式取代。白先勇多年致力於崑曲藝術的傳承、革新、推廣，他在訪談中說：“我想葉先生跟我一樣，對傳統文化的沒落很焦慮，想盡其所能去推動。葉先生到處教詩詞，其實不光是為了推動詩詞普及，更是希望我們的傳統文化能夠重新注入新的生命，讓年輕人重新親近我們自己的文化。”

他們所謂的“焦慮”，無疑就是對古典文化流失的憂懷。眾所周知，文化是民族的血脈。近年來，中國將振興傳統文化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與此同時，藉助電視、網路等現代傳媒，《中國詩詞大會》《記住鄉愁》等文化類綜藝節目、紀錄片產生一定影響。看起來，古典詩詞正在逐漸迴歸，在現代生活中重新變得可見、可感、可觸。但透過表面的熱鬧，我們須承認，要真正使它們內化於心，啟用其所代表的文化基因，我們還需要做的更多，就像葉嘉瑩先生那樣，將其當成一項事業。

人們喜愛古典詩詞，首先自然是被其中所呈現的美麗意境、優美音節、朗朗上口的節奏所吸引；但另一個也是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對詩中所蘊含的羈旅愁思、離情別緒、纏綿愛情、人生感慨產生共鳴，包括詩詞中所凝結的民族情感、家國情懷等深沉的內在精神。喚醒、體味和分享這些複雜的、深微的精神力量，才算是留住了民族的“鄉愁”。

留住詩詞中的鄉愁，需要與偉大詩人的心靈真正相遇、相知。葉嘉瑩自述，她是在遭遇了離開故土、丈夫繫獄、母女流離等人生至暗時刻之後，才真正體驗到那種深度共鳴，“經歷過憂患，我開始欣賞到杜甫詩的好處”。她的名作《杜甫秋興八首集說》，就始於這一因緣。

透過編寫《杜甫秋興八首集說》，葉嘉瑩領悟到這組詩的精深醇厚之意：每首詩裡都有夔府、長安兩相呼應，八首詩其實是緊密地編織在一起，無論內容還是技巧，都已進入一種藝術化境，“他（杜甫）在這些詩中所表現的情意，已經不再是一種單純的現實情感，而是一種藝術化之後的情感”。透過條分縷析的細讀，葉嘉瑩先生在文學演進的時代因素和個人因素中為杜甫找到了定位：老杜既有集大成的能力，又生在集大成的時代，何等幸運。循著這一研究和解讀思路，她逐一破解古代偉大詩人、詞人藝術魅力的秘密，“杜甫之所以為杜甫，辛稼軒之所以為辛稼軒，都自有一段因緣在”。她將自己編織進了中國古典詩詞譜系中，說：“我之所以終生從事古典詩詞的教學，我之所以成為今日的我，自然也有一段因緣在。”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鄭培凱回憶聽葉先生講杜甫詩，講到老杜歷經顛沛流離，“好像她自己就變成了杜甫一樣”，解詩的口氣帶有沉重滄桑之感。詩人席慕蓉轉述葉嘉瑩學生的說法，“葉老師講杜甫就是杜甫，講李白就是李白”，而當她聆聽葉嘉瑩講辛棄疾時，“我真的感到辛棄疾來了！在一個半鐘頭的演講裡，以前我從中學、大學國文課本里所讀到的那個讓我完全沒有感受的辛棄疾，變成一個真正有血有肉的人站在我面前自白。”白先勇感同身受：“她講唐詩，我覺得她本人簡直是把那種盛唐的精神帶到課堂上來了。”

循著顧隨的指引，開闢古典詩詞傳佈之道

20世紀初以來的百年，對古典文學來說，是受到嚴重衝擊的時期。圍繞“文學的現代化”，產生了一系列的歷史性變動。以白話文學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文學深受西方與東方國家文學的啟示與影響，與世界文學密切相連。“文學的現代化”意味著對傳統文學的歷史性變革與改造，古典文學由此退守邊緣，與現代文學、西方文學出現隔閡，語言與形式之外，前者與後者在美學觀念與品格等深層因素上也出現鴻溝。

對詩歌來說，古典格律詩與現代白話自由詩之間很難對話。在錢鍾書小說《圍城》中，研究新詩者與寫舊詩的人撞到一起，“只有做舊詩的人敢說不看新詩，做新詩的人從不肯說不懂舊詩的”。現代詩人瘂弦在《穿裙子計程車》一文中回憶說，過去有一段時間，新詩人和舊詩人不來往，寫舊詩的不看新詩，寫新詩的看艾略特、奧登。可以說，直到葉嘉瑩出現，周旋於兩派之間，終結了這種局面。

葉嘉瑩給新詩人周夢蝶的詩集《還魂草》寫序，希望這篇序“不失為新舊之間破除隔閡步入合作的一種開端和首試”。而周夢蝶本身受古典文學影響很大，創作中屢屢化用古典詩歌意象和句法。這其實已證明，作為民族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現代詩歌與古典詩歌存在著深刻的血肉聯絡。

溝通和借鑑，需要雙向進行。當瘂弦等人悟到“新詩人不讀舊詩是不行的。想要新詩寫得好，對傳統詩也要非常熟悉”時，葉嘉瑩之所以能在新舊詩派之間起到搭建橋樑作用，其實也因為她抱持寬容開放的學術精神，向現代文藝多方學習和借鑑。她與現代文藝之間並沒有什麼隔閡，也有著“一段因緣”。

白先勇稱“葉先生是引導我進入中國古典詩詞殿堂的人”，但他也以親身經歷證明葉嘉瑩對現代主義毫不排斥。白先勇在大學三年級時辦《現代文學》刊物，葉是讀者之一，讚賞他所作《玉卿嫂》。電視人陳小玲最早知道葉嘉瑩，就是透過葉在廣播電臺講解詩詞的節目。相識後，她更瞭解到葉對電影有廣泛興趣，經常陪著葉先生一起看電影，包括邀請葉欣賞溫哥華中文電影節的片子。有一次，葉先生看完費里尼的《羅馬》後與其夫陳山木討論了近一小時。陳山木對葉嘉瑩興趣廣泛、心態年輕亦印象深刻，“無論有什麼好的電影、畫展、音樂會、文藝活動，她都一定參加，而且回來以後會跟大家討論分享”。葉嘉瑩回到大陸後，與一代又一代年輕人沒有代溝隔閡，且能引起共鳴，也是由此。

總之，包容的心態，廣博的視野，使葉嘉瑩在古典與現代之間保持著合理的平衡，使其古典詩詞創作與研究、普及都富有活力，不乏現代氣息。

不論溝通、調和，還是學習、借鑑，主體的主動性始終是其間最關鍵之環節，傳詩、講詩、解詩，都離不了這個具體的主體。過去百年的中國古典詩詞傳承、發展譜系中，葉嘉瑩先生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

對古典傳統來說，她是重要的傳承者。平生對她影響最大的人，是在輔仁大學求學時遇到的恩師顧隨。顧隨自由發揮式的古典詩歌欣賞、評論，甚至板書方式，不但幫她打開了眼界，而且深深塑造了她一生的事業。但她也牢記恩師的一段教誨：“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成為南嶽下之馬祖，而不願足下成為孔門之曾參也。”英文系出身的顧隨，還有一條有益的教誨給葉嘉瑩：欲開新路，一定要把英文學好。

中國古典詩詞與英文，看似沒有關聯，但若以人類心理相通角度視之，正如錢鍾書《談藝錄》序中所云，“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葉嘉瑩正是以這種打通中西的精神，步入了這個領域。60年代前往哈佛從事研究，後又長期執教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她在顧隨所說“取徑於蟹行文字，對中國詩詞的研究更能夠發揚”的路上，確乎打開了一個新世界。

在加拿大用英文講詩詞，雖迫於情勢，但葉嘉瑩發現，“用傳統詩論說不明白的，用英文就說明白了”。她被視為民國以來用現代和西方文學理論解析中國詩詞最用力，也最有成就的少數學者之一。她用姚斯的閱讀理論呼應自己理解納蘭詞的三個階段，在當時來說是很前衛的研究方法。

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文學教授田曉菲說：“葉先生不僅中國古典文學的修養深厚，對西方文學批評理論也很熟悉。她能看到西方文論和中國古典文學相互連通之處，然後靈活地借用西方文論來照看中國傳統詩詞，很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分析。”這正應和了錢鍾書“東西方心理攸同、道術未裂”的觀點，也是循著顧隨的指引，開闢了獨特的古典詩詞傳佈之道。

實現把一切“交付給詩詞”的夙願

白先勇推廣崑曲數十年，深知其中甘苦，所以他評論說，葉先生對古典詩詞是“苦行僧式的推廣”。梁啟超曾說過：“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若用化學劃分‘梁啟超’這件東西，把裡頭所含一種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來，只怕所剩下的僅有個零了。”若用同樣方法分析“葉嘉瑩”，把名叫“古典詩詞”的成分抽出來，那麼所剩下的大概也很有限。

古典詩詞的千載鄉愁，百年浮沉，期待這樣一個人接下來，也等到了這樣一個人接下去。

1980年春，葉嘉瑩填了一首《踏莎行》，起首兩句“一世多艱，寸心如水”道出了她的心聲：無論環境多麼惡劣，她對自己的存在始終有一種堅持和信仰，還是要綻放生命美麗的花朵。1992年，她寫了一首《紀夢》詩：“峭壁千帆傍水涯，空堂闃寂見群葩。不須澆灌偏能活，一朵仙人掌上花。”峭壁下面不是孤舟，而是千帆競渡，豪壯遼闊，流通湧動，境界大開。“寸心如水”“峭壁千帆”這兩個意象，也許可以看作她平生志業和實踐成就的一種寓示：她以一己之身詮釋了何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天津市文聯主席、南開大學原常務副校長、古代文論專家陳洪教授是最瞭解葉嘉瑩回國後創辦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弘揚古典文化之甘苦者，他指出葉先生不同於一般學人之處：一是她和她所從事的研究在生命的意義上已經融成一片了；二是像她這樣全身心投入做教育的人太少了。

溫哥華很適合居住，葉嘉瑩也很快被聘為終身教授。但她一直有個信念：“我的故鄉在中國，古典詩詞的根也在中國。”對她來說，返回中國，推動整個民族的、普遍的文化傳承，才能使她與她的兩個故國融合為一，從而實現人生價值：“既然認識了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裡邊有這麼多美好的、有價值的東西，我就應該讓下一代人也能領會和接受它們。”在香港學者劉元珠夫婦看來，葉先生迴歸祖國，迴歸南開，是理所當然的：“她是真的很愛國，那個‘國’就是中華的文化，中華的傳統文化。”淡江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施淑也認為，“葉老師回到祖國，我覺得是最好的歸宿。她回中國大陸就回到了中國文化本身。”

70年代末歸國之前，葉嘉瑩剛剛遭遇了家庭不幸。在“風雨逼人一世來”的逆境中，她卻忽然覺醒：“我要回國，我要回去教書，我要把我的餘年都交給國家，交付給詩詞。”回國教書，她自付旅費，不要任何報酬；來到南開，她捐出全部積蓄，而自奉甚儉。她實現了把一切“交付給詩詞”的夙願，進入更高境界。

葉嘉瑩對詩詞講授、研究和古典文學普及等方面的投入，無人可及。擔任她秘書的張靜教授認為，“葉先生很好地繼承了顧隨先生這種對於詩詞的感發，這種重在對生命境界的提升，她把作品本身與我們的生命關聯到一起。”就在這“既有深度的引領，又有熱度的傳遞”的傳承中，葉嘉瑩重新連起了現代與傳統之間割不斷的血緣關係。

在研究清代詞人朱彝尊愛情詞的時候，葉嘉瑩曾提出了一個自創的概念——弱德之美，賦予它一種持守、被壓抑之中的道德。之後，她對這個概念多有發揮。按她的學生施淑儀的理解，“‘弱德’不是軟弱，而是有一個堅強的信念和持守，在最困難的時候，仍有一種精神力量支援。我覺得，她就是靠這種精神支援度過很多艱難困苦。”

詩詞支援她走過了艱難的路，而她也不負詩詞，發願“要見天孫織錦成”，“古代偉大的詩人，他們表現在作品中的人格品行和理想志意，是黑暗塵世中的一點光明。我希望能把這一點光明代代不絕地傳下去。”這，是“弱德之美”的傳承，也是一個人、一段詩史與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牽繫。

有這樣的牽繫，有千千萬萬人的傳承，古典詩詞的生命將永恆，中華文化將紮根於更多人心中。

（作者：王峰，系五洲傳播出版社副編審）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