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長勺之戰”，曹劌非“肉食者”，何以能參與最高指揮？

關於曹劌論戰，歷來有兩個疑問。一是曹劌非“肉食者”，卻何以能參與最高指揮？二是曹劌究竟是什麼人。這的確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關於第二點，《曹劌論戰》原文中明確說曹劌非“肉食者”，也就是並非貴族，而是平民百姓。但這似乎和第一點相矛盾。要解開這個疑問，就需要從曹劌在戰後的總結說起了：

眾所周知，曹劌在戰後的總結堪稱經典：“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這與孫武所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是同一個道理，是從精神士氣方面尋求最有利的敵我實力對比，從而決定攻勢時機。所謂後發制人，先發不利而後發有利，故後發而一舉制勝。後發只是手段，其目的則為形成時間維度上於我有利的實力對比。

然而這裡就存在一個問題，何以曹劌事先知道後發有利？那是因為當時的作戰大體還是依循所謂軍禮，雙方按照固定程式接近並交鬥。應該說當時正處於作戰思想和形式的轉型期，而曹劌則敢於打破常規，也許算是第一個“放開了吃螃蟹”的人。

為什麼說是“放開了吃螃蟹”？因為之前多半也有過類似戰例，不過此戰較為著名，為《左傳》所記，流傳以至廣為人知而已。在人們都知道作戰固定程式的情況下，這種後發制人的策略自然不難想到，只不過受到禮制約束而不便或不敢明著打破而已。

但人們為了爭取勝利，自然會逐漸掙脫禮制加於戰爭的限制，尤其是對於弱方而言。實際上，《曹劌論戰》一文字身也證明了這樣的推測。因為曹劌非“肉食者”，卻憑空出來自薦，得與魯君同乘而參與指揮，這在我們今天是很難想象的事（一個老百姓僅憑几句話，就和最高統帥一起指揮作戰，小說都不敢這麼寫），則必然是因為其議可致必勝，且魯君一聽就懂。我們甚至可以猜測，魯君剛開始有所顧慮（違反禮制常規），但最終為了勝利而採納曹劌之議，作了第一個“放開了吃螃蟹”的國君。比起後來的宋襄公，魯公是要強上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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