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自主研發與國際化發展中，影響企業績效的調節變化有哪些？

創新是企業發展潛力的重要來源，企業研發活動與績效的關係也是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多數理論分析和經驗研究的結論也都支援了企業研發對企業績效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在研究物件、企業創新來源和計算、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機制以及具體作用效果方面，以往文獻的側重點也有所不同。

從研究物件來看，在宏觀上主要以國家或省級面板為研究物件來討論企業研發對生產率的作用，因此，這一部分的理論分析多采用

C-D

模型，側重創新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而微觀上則主要採用企業微觀樣本來研究創新對企業利潤和市場價值的影響。

研究物件不同，引出了對企業研發活動及其績效的相關指標計算方式的不同。首先，對對企業研發指標的測定主要採用存量法和流量法兩種方法。流量法以企業研發強度進行度量，多用於截面或時序較短面板資料，或者企業樣本屬於產品生命週期短、更新換代比較快的行業；存量法則一般以

R&D

資本存量或科技活動人員數進行度量，並多采用永續盤存法進行估算，可用於時序長的面板資料，或者進行

R&D

知識函式的分析。

何楓和陳榮更是透過實證結果指出，

R&D

存量和

R&D

流量這兩個變數間具有高度共線性。其次，是對績效相關指標的計算方式不同，主要衡量指標有以下

3

大類：一是生產率，以

LP

為主，也有以

DEA

和

SFA

作為生產率指標進行計算的；二是企業相關財務指標以及企業的市場價值，如資產收益率、營業利潤率、託賓

Q

；三是專門針對企業的研發產出績效來進行計算，如專利和新產品銷售。

儘管研究物件，以及研發、績效計算指標不同，多數理論分析和經驗研究的結論也都支援了企業研發對企業績效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創新產出不僅依賴於企業當期的

R&D

投入，還取決於上一期甚至上幾期中的企業

R&D

投入額。因此在研究中不能只考慮僅利用當期

R&D

投入額來對企業的研發創新進行度量，那樣會使度量結果出現較大偏差，故而在實證研究中，需要考慮時滯問題。進入滯後項後，實證結果基本均為企業研發投入會對企業績效產生正向促進作用。

逢淑媛和陳德智以及周亞虹和許玲麗對不同樣本的實證研究更進一步表明當期企業績效對不同時期的研發投入的依賴程度不同，但滯後項對企業績效存在積極影響，這種積極影響為倒

U

型，即企業近一兩年內的研發投入對當期企業績效具有積極影響且距離年份越遠的研發投入對企業績效影響越大，但到達某一峰值後，企業前幾年的研發投入對當期企業績效的積極影響會逐漸減弱。

在對企業研發與績效關係的研究過程中，學者們也逐漸發現企業

R&D

投入與績效之間的關係也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因此，許多學者在研究企業研發與績效關係中引入了調節變數。這些調節變數的選取也有多種角度，比較常見的調節變數有企業規模、公司治理等因素。

第一，企業規模。關於企業規模對企業研發與績效關係的調節作用的研究出現的較早。

Griliches

就從熊彼特假說出發，研究企業規模與

R&D

投入和績效之間的關係。此外，

Chungetal。

與任海雲也同樣以公司治理為調節變數，研究其對企業

R&D

投入與績效關係的影響結果。

第二，公司治理。企業管理者與所有者的目標不同，存在

“委託

-

代理”問題，因此，企業管理者角度採取企業研發這一企業行為的目的並非是為了提高企業利潤，使得企業目的最大化。管理者處於自身考慮，為了提高自身聲譽、透過擴大新產品銷售來提升自身地位和收入。因此，對企業管理者進行監管這一公司治理方式可以影響企業研發與績效直接的關係。

Chungaetal

認為企業研發與公司市場價值的關係受公司外部證券分析師的關注度和外部董事比例的影響。

更進一步

，

Leetal

認為獨立董事、機構投資者和證券分析師這三種外部監管機制對企業研發與企業績效關係的調節作用強弱不同。

第三，其他調節變數。除了企業規模與公司治理這兩個主要調節變數外，行業內專利保護機制、融資環境等因素也能對企業研發與績效的關係產生調節作用。

企業國際化發展與企業績效

企業的國際化決策作為企業自身一項重要的成長戰略和多元化戰略，能對企業績效帶來顯著影響。

第一，係數為正的線性關係。早期的文獻多持此觀點，其理論出發點主要為跨國公司的

“內部化”優勢理論。

企業國際化還可以把企業先期在母國市場上積累起來的獨特的資源與能力

（

品牌、科研能力、資本累積等

）

拓展到國際市場上去，從而進一步在國際市場上獲得規模經濟、甚至市場勢力，併產生生產成本優勢。

不僅如此，企業國際化還能有效降低由於區域性地區經濟環境波動帶來的市場風險，更能透過產品標準化和先進的全球管理及生產技術內部流通來提高企業資源配置的效率，並最大限度獲得海外市場上的利潤。因此，

Verbeke&Brugman

從內部化理論視角對相關文獻結論進行總結，認為企業國際化程度與企業績效的這種關係實際上是產生於跨國公司自身的特定優勢，而企業的國際化程度僅僅是企業擁有特定優勢的表現形式。

早期的研究也在實證分析方面證實了內部化理論。

Vernon

美國大型製造業跨國企業和國內經營企業的比較分析均證明了跨國公司的績效要顯著優於國內經營企業。

此外，

Errunza&Senbet

透過證券市場的二手資料的研究、

Gerpott&Jakopin

以

1997-2003

年這

7

年間的歐洲

14

家行動網路運營商作為樣本、

Hittetal

以

1992-1999

年這

8

年間的美國

72

家法律公司為樣本、

Brammeretal

以倫敦證券交易所中

420

家歐洲公司為樣本、

Pangarkar

以新加坡中小企業為樣本，均得出了大型公司國際化程度能顯著促進企業績效這一結論。

此外，實證文獻也指出，這種正向影響的結論也取決於對企業國際化度量的指標選取方式。

Grant

對

1972-1984

年這

13

年間的英國

304

家大型製造業企業的實證研究中，將國際化程度的滯後項作為主要解釋變數。楊忠和張驍認為若將企業國際化方式按照企業國際化深度和企業國際化廣度兩個角度進行劃分，那麼企業加強國際化深度的公司運營方式不會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而只有加強國際化廣度的公司運營方式能有利於企業的成長。

楊麗麗等以

225

家江蘇製造業企業為樣本的實證分析中也證明了該結論，即製造業企業只能透過提高國際化廣度的方式來增加企業績效。此外，王福勝等也認同企業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線性相關關係，但同時強調若將國際化程度分解成國際化結構、區域分散和海外表現三方面，則國際化結構因子的影響最大。

第二，

係數為負的線性關係。傳統的內部化理論關於企業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線性相關關係的論點，其出發點實際上是認為企業在進入國際市場前就已經積累了特定優勢，使得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得到的優勢要大於國際化帶來的種種成本劣勢。然而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這種特定優勢遠不足抵消國際化帶來的成本增長。

Reebetal

從系統性風險風險角度出發，

Ruigrok&Wagner

從組織學習視角出發，闡述了這些國際化成本

，

其中包括：企業跨國經營使得子公司以及相關部門地區分散、以及不同地區造成的文化多樣性所共同帶來的企業內部協調和管理成本；企業在東道主國家主要面臨的外來企業劣勢和政治風險；以及企業國際化運營所面臨的各東道國的金融風險等國際化成本。

同樣也有文獻的實證結論證實了企業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線性相關關係這一結論。

Katrishen&Scordis

透過

1984-1992

年全球

93

家保險公司的樣本以及

Denis&Yost

利用

1984-1997

年

7520

家美國公司為樣本的實證研究都表明企業的國際化政策會企業績效起阻礙作用。

隨著企業國際化理論的不斷髮展，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企業國際化程度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係是呈階段性的，即，在不同國際化程度範圍內，企業國際化程度與企業績效的關係也不一樣。下面的倒

J

型關係、

U

型（倒

U

型）關係、以及水平

S

型關係等理論的提出就是基於該出發點。

第三，

倒

J

型關係。倒

J

型關係的基本觀點同傳統內部化理論一致，認為企業國際化程度與企業績效呈正相關關係。但更進一步，認為這個正向關係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國際化初始階段，該階段企業傾向於尋求客戶需求、分銷渠道及管理機制與母國相似的海外市場，因此企業國際化行為可以顯著促進企業績效；

第二階段是國際化成熟階段，該階段企業開始進入地理以及文化距離較大的國家，導致運營成本增加，使得企業國際化行為對企業績效的促進作用開始遞減（但仍存在）。

第四，

U

型關係。這部分學者認為，在企業國際化初期階段，由於海外市場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先天差異會使企業與東道國企業相比面臨著水土不服問題，導致海外運營成本過大，因此這種國際化的不確定性會導致企業績效下降。

但基於組織學習理論，隨著企業對東道主國家經濟環境的逐步適應，跨國公司的海外運營成本開始降低，同時獲得廉價的原材料以及低勞動力、跨國性規模經濟等優勢，使得企業績效開始提升。因此企業績效隨企業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呈一個先下降再上升的

U

型關係。

這一關係的相關實證研究有：

Lu&Beamish

對

1986-1997

年這

10

年間日本製造業的

164

家中小型企業的研究；

對

1993-1997

年這

5

年間德國製造業的

84

家企業樣本的分析；

Contractoretal

對印度跨國公司的實證研究；宋淵洋等選用

2006

年在深交所和上交所上市的製造業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林治洪等利用

2006-2011

年中國製造業上市公司的面板資料等研究。

第五，倒

U

型關係。該觀點同倒

J

型關係這一觀點在出發點上類似，都是從國際化漸進論出發，認為企業國際化是一個逐步演化的過程。在初期，企業國際化範圍僅涉及到與母國相似的海外市場，因此企業國際化行為可以顯著促進企業績效；但在第二階段，倒

U

型關係觀點與倒

J

型關係出現分歧，認為國際化程度發展到一個臨界點後，大幅度增長的成本將超過國際化帶來的收益。因此，該理論認為企業的國際化程度與企業績效呈“先升後降”倒

U

型關係。

Hittetal

利用

295

家大型跨國公司面板資料；

Elango

，

&Sethi

用

1995-2000

年

16

個高收入國家的

1700

餘家高技術產業跨國公司為樣本；陳巖等

2008-2011

年中國上市公司的面板資料等文獻。

更進一步，在相關的實證研究中，這個國際化拐點通常分佈在國際化程度為

50%~80%

這一區間內。

Daniels&Bracker

利用

1974-1983

年美國

8

個行業的

116

家企業分析，認為國際化拐點的具體位置隨產業不同而不同，但整體上在

50%

以上；

Geringeretal

同樣利用歐美企業資料的分析則進一步認為跨國公司的國際化拐點的具體位置應落在

60%-79。9%

區間內。此外，

Ramaswamy

對

1980-1987

年美國

25

家制藥企業的研究發現國際化拐點的具體位置隨企業績效衡量方式不同而不同。

國際化擴張三階段模型認為，以往研究公司國際化與企業績效關係的正（或負）的線性關係、倒

J

型關係、

U

型（倒

U

型）關係等模式都是水平

S

型關係

的一部分，不同國際化程度的企業位於水平

S

型模型的不同階段。

此外，能驗證水平

S

型關係的相關實證研究有：

利用

1986-1997

年這十年間

1489

家日本企業的面板資料證實了水平

S

型的國際化擴張三階段模型，並且第一個拐點在企業國際化程度為

0。2

的位置，第二個拐點在企業國際化程度為

0。8

的位置。

Bobilloetal

利用

1991-2001

年這十一年間歐洲五國的一千五百家制造業企業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該結論。

上述這些理論及實證結論出現不一致的原因有：（

1

）企業國際化程度和企業績效的度量指標選取方法不一致；（

2

）樣本選取的範圍有所不同，不同年代、不同行業、不同國家、甚至不同生產規模的企業之間的樣本偏差都可能產生理論和實證結論的不同；（

3

）在理論分析和實證模型中，引入了調節變數，並且調節變數的選取也存在差異，這導致了主關係模型出現差異性結論。

其中，把不同型別的調節變數引入企業國際化程度與企業績效水平的關係模型中，也是近年來兩者關係的研究趨勢之一。

Capar&Kotabe

認為企業國際化與績效的關係，還受所處產業的調節作用；

Qianetal。

認為企業國際化範圍選取的不同（區域內國際化擴張，還是跨區域國際化擴張）對企業國際化程度與企業績效水平之間的關係會產生不同影響；許暉和鄒慧敏則將企業資源能力作為調節變數、國際化市場進入模式作為中介變數，來剖析國際化感知風險對企業國際化績效的影響；宋淵洋等檢驗了所有權性質的調節作用，認為非國有控股企業更偏好國際化戰略，企業資源對國際化程度的影響更顯著；

Hashai&Delios

指出企業的產品多元化戰略與地區多元化戰略兩者是相互關聯的，這個關係本身就是影響企業績效的內生變數；林治洪等發現地區市場化程度以及制度因素（政府參與、外資參與和企業所屬關係）對企業國際化速度與績效這二者關係具有調節作用；陳巖等著重考察企業資源的異質性和不同的多元化戰略對於國際化程度與績效關係的調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