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朝第一件事，是武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漢書·武帝紀》記載的武帝朝第一件事，是武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許多學者認為“建元”乃以後追加的年號，如劉攽認為：武帝元鼎以前年號均為後來追加，顧炎武、趙翼則說“建元”、“元光”年號為以後追加。但陳直先生認為，“建元”年號並非後來追加的，並舉出《金石記》卷五“高陽右軍建元二年”戈、杭州鄒氏藏“建元元年”磚、西安南郊出土

“建元四年長安高”陶尊為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漢書·東方朔傳》稱“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賢良方正指才學出眾、品行端正之人；直言極諫即敢於說實話、勇於勸諫之人。被舉之人今可考者有轅固、嚴助、公孫弘、馮唐武帝這次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的目的，是為了徵求治國理民的意見。被舉之人，有儒士，也有法家、縱橫家人物。

以今可考之人為例，轅固、公孫弘，儒家；嚴助，縱橫家，其為會稽太守，武帝詔令他上書彙報政事，特別強調：“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馮唐，武將之後。當時，治國方針依舊是黃老無為，竇太后是這個方針的監護人。丞相衛綰奏劾賢良方正們“亂國政顯然是他們當中一些人提出了與黃老無為不同的治國方針。衛奏請將他們罷歸，武帝雖然批准，但實際上沒有全部罷歸。如嚴助被任命為太中大夫，公孫弘被拜為博士。轅固被罷歸，是因為年老。

在漢代，“齊魯”成為儒學造詣最高的代名詞，《漢書·循吏傳·文翁》中的一段文字可以為證：蜀地闢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史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業博士…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魯學”以《穀梁傳》、《魯詩》和《魯論》為其經典著作。《漢書·藝文志》說《穀梁傳》出自穀樑子之手，但樑子的名字、生活的時代，班固都沒有交代。唐人楊士勳說：“穀樑子名俶，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精於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

”顏師古則說穀樑子名“喜”。這都是“後代傳聞”，不足為據。《穀梁傳》雖未必出自穀梁俶或穀梁喜，但在“魯學”經典中，卻是最早產生的。陸賈《新語》兩次徵引《穀梁傳》，表明在高祖劉邦時，《穀梁傳》就已在社會上流傳開了。不過，這時的《穀梁傳》還是“口說”，未有成書。據楊伯峻先生考證，《穀梁傳》成書稍晚於《公羊傳》，因為《穀梁傳》往往反駁或引申《公羊傳》的觀點。《魯論》不知出自何人，唯知傳習者有龔奮、夏《春秋穀梁傳序·疏》侯勝、韋賢等人。

《魯論》成書大致與《齊論》同時，也在漢初。以《穀梁傳》和《魯詩》《魯論》為主構成的魯學”，是儒學在魯地傳播而形成的一種區域儒學。魯是儒學的發祥地，儒學在魯地傳播屬“區內傳播”，較少變異。故此，“魯學”貼近儒學傳統。以《穀梁傳》為例，清人唐晏指出：“《穀梁》出於魯儒，其說最為有本。”再如《魯詩》，遠比《齊詩》、《韓詩》接近《詩經》的本義，因此班固說：三家《詩》中，“魯最近之”。

作為最貼近儒學傳統的一種區域儒學，“魯學”恪守孔子教誨。例如，“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這位儒學先師沒有對“仁”作過嚴格的邏輯的定義，他總是從某個角度或層面下定義。他說：“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顯然，在孔子看來，訥於言而敏於行是一種“仁”。“魯學”虔誠地祖述孔子的這一說教。雖然孔子把訥於言而敏於行視為“仁”，但在他看來，“仁”的根本是孝悌。孔子弟子有若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魯學”恪守孔教，崇尚倫理道德。

東平令王式，治《魯詩》是“魯學”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出任昌邑王劉賀的師傅，“。由於“魯學”恪守孔子教誨，因而有因循守成之弊。王減和趙綰都是“魯學”大師申培的高足。王臧做過太子少傅，武帝即位後，王減上書請求宿衛皇上，武帝遂任命他為郎中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