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在西夏河西走廊的傳播原因及途徑分別是什麼？

引言

儒學在西夏河西走廊的傳播原因及途徑分別是什麼？首先，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需要知道，回溯歷史的長河，自孔子創立儒家學派以來，儒學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悠久歷史。儒家文化所蘊含的具有思想價值，具有經世致用的作用。儒學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的主流，在中國封建社會發揮了巨大作用。

儒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綿延不絕，經久不衰，從中原漢族地區傳向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為我國各少數民族共同吸收、承傳、改造和發展，對中華民族各族人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心理狀態、禮儀道德，行為習俗等都產生著悠長深刻的影響，客觀上形成了一種不可低估的文化內聚效應。

西夏建立之初就重視儒學

為解決人才缺乏的問題，大興漢、儒之學，培養人才。仁孝時下令在各府州設立學校，甘州黑水河建橋碑中有

“都大勾當鎮夷郡正兼郡學教授王德昌”的署名，反映了西夏統治者對河西州縣興辦學校的重視。

另一方面，還多方延攬、重用本地儒學英俊，“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英豪皆為其用”。

如權鼎雄，“涼州人，天慶中舉進士，以文學名授翰林學士。遵頊立，召為左樞密使，後任吏部尚書。”

西夏統治者還透過組織專人翻譯儒家典籍來學習漢文化。

許多黑水城出土的儒家典籍被譯成西夏文。

《孝經》這一時期在河西走廊流傳甚廣，深受統治者重視。

西夏人編制的《番漢合時掌中珠》、《聖立義海》、《三才雜字》等識字書目，均以

“三才為綱”，宣揚孝道。西夏統治者對於漢文化的重視，從完善的機構和制度、法律、職官、教育制度、天文曆法等方面皆有體現。

西夏時期儒學在河西走廊傳播的原因

一種文化在一個地區的傳播是受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與統治者的追捧和推崇、地區的發展狀況、經濟發展水平、民風民俗、民眾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息息相關。

西夏由遊牧民族党項羌族建立，民風淳樸，崇尚武力，舉凡軍兵、職官、習俗、文化、教育都突出民族特點。為實現統治的長治久安，文教事業的發展，西夏統治者開始在轄區內推崇儒學。

統治者維持統治穩固的需要

在中國古代漫長的封建社會，儒學不斷的豐富和發展，逐漸成為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基礎。

西夏主體民族黨項羌在向西北遷徙後，

大量吸收中原漢族文化，不斷整頓軍政，党項羌族逐漸強大，後拓跋思恭在党項羌族聚居地區建立了夏州藩鎮政權。

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死後，他的若干帶繼承者或為兄終弟及，或為祖與孫、父與子相繼，又或由

“將吏”推舉，不同於中原漢族所實行已久的封建宗法制。

再次，實行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吸收中原王朝的文化素養，逐漸接受並學習儒學。

党項羌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一方面是由於自身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是受以儒學為基礎的漢族先進的封建主義這個強有力的外因或外部條件的影響。至李繼遷時從上層統治階級至下層民眾，皆已漸行中原之風。

惠宗時，西南都統嵬名濟在給宋朝邊臣信中說：

“

中國者，禮樂之所存，

恩信之所出，動止猷為，必適於正。

”此為宋夏邊臣理辨時的鋪墊語，從中可以推見當時西夏臣民對於中原漢族文化的高度認同。

西夏尊崇儒學在服飾上的體現

服飾不僅具有禦寒蔽體、美化裝飾的重要作用，而且具有別等級、明貴賤的政治功用。一個社會隨著階級的不同，服飾會有很大的差別，而且不同行業、不同性別、不同年齡段的人的服飾也有很大區別，服飾還會隨著季節的變化發生變化。

西夏時期由於多民族，多階層的特點，以及多樣的地理環境，服飾具有多樣性和複雜性。

作為以党項羌為主體的多民族政權，西夏的服飾制度也反映了少數民族的文化特色。

西夏受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原王朝的影響，在服飾上也表現出中原王朝的風格。

以服飾區分等級，由來已久，李元昊在他還未正式建立西夏政權的前六年，為延續本民族的傳統，盡力突出本民族的特點，對西夏文武官員的衣著做了規定：

文資則幞頭、樺笏、紫衣、緋衣

；

武職則冠金帖起雲鏤冠、銀帖間金冠、黑漆冠

，

紫旋襴

，

金塗銀束帶

，

垂蹀躞

，

佩解結錐、短刀、弓矢

，

便服則紫皂地繡盤球子花旋

，

束帶。民庶青綠

，

以別貴賤。

這段記載可以看出西夏的文官裝束多因襲唐宋，而武官裝束卻頗具有民族特色。

《天盛律令》還規定：

節親主、諸大小官員、僧人、道士等一律敕禁男女穿戴鳥足黃

（

石黃

）

、烏足赤

（

石紅

）

、杏黃、繡花飾金、有日月

，

及原已紡織中有一色花身

，

有日月的

，

及雜色等上有一團身龍

，

官民女人冠子上插以真金之

鳳凰

龍樣一齊使用倘若違律時二年。

西夏對官員、僧道、民庶的服飾有嚴格的限制。西夏建立之初，主要是透過顏色對民眾的服飾進行界定。

《宋史﹒夏國傳》載西夏元昊時期“民庶青綠，以別貴賤”。

即只有官員才可穿紫，緋色的衣裝，而民庶只能穿青綠色的衣服。在仿宋建立政治制度以後，西夏開始接受漢族服飾，這一時期服裝的質料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西夏的漢族自然用紡織品，就是很多少數民族也由原來穿皮毛而改成穿用紡織品。

富者穿起了絹帛綢緞，貧者也穿褐布。

西夏的布有中原地區早已流行的麻布，也開始有棉花紡織成的棉布。西夏政權建立之初，統治者內部

“蕃禮”和“漢禮”之爭也影響著西夏服飾的變化。但總體趨勢是向穿著更加輕便、質量更好的漢式服裝靠攏。

西夏中後期的服飾

季節的變化、審美的不同、貧富的差別造成服飾色彩和形制的多樣性。服飾隨著社會的變化和觀念的更新而不斷推陳出新

。

西夏除原則上對各等級的服飾作出大體規定外,很難對每一種服飾作出具體的要求。

為了維護服飾的等級差別

，

西夏政府往往對服飾提出某些限制規定。

《天盛律令》對西夏官員朝服有具體規定

，

“大小臣僚等不來朝中，及雖來而不服朝服等”都要受到處罰。

比如節親、

宰相等，一次不來朝罰五緡，不服朝服罰三緡。二次不來朝罰七緡，不服朝服罰五緡。

自三次以上不來朝一律罰十緡，不服朝服罰七緡。以下隨官員品級的降低而降低罰款。

西夏法典沒有具體記載各級官員朝服的形制，且上朝必須穿戴朝服。對婦女的穿戴也有專項限制比如鎏金、繡金線等服飾

，

只許節親主、夫人、女、媳

，

宰相本人、夫人

，

及經略、內宮騎馬、駙馬妻子等穿

，

不允此外人穿。

若違反法律,物品要交官,舉報者賞五緡錢,並由穿戴者出錢給舉報者。

西夏法典還規定

：

諸人不許服喪服、披髮、頭中有白、冬冠涼笠入於內宮

，

及互相禮拜等。違律時有官罰馬一

，

庶人十三杖。可見西夏載皇宮內極度重視“禮”，對那些穿戴違反常規，穿著不雅服飾的人給予一定程度的處罰。

西夏的“以儒治國”

西夏政權建立之初，服飾、髮式等多保留民族特色，但為了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在很多方面還是要向中原學習。

元昊時期，大量翻譯儒家經典，在國內宣揚儒學。

儒學對中國的影響可謂源遠流長。從西漢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直至明清，它不僅代表官方的意識形態，而且還滲入到中華民族的每個成員的家庭、社會以及文化政治生活之中。中國儒學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它的典籍著述浩繁無垠，汗牛充棟，且不斷增多和豐富。

孔子曾周遊列國，宣傳他的以“仁”治國理念，並提出“有教無類”的教育觀念，主張因材施教，創辦私學，幫助平民百姓識字唸書。

相傳孔門弟子有三千人，其中優秀弟子有七十二人，他們散遊諸侯，在諸國擔任官職或作為師者傳道授業解惑，漸成儒家學派。

孔子生活的春秋戰國時代，恰逢中國學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時，各大學派紛紛著書立說，宣揚本學派的思想，所以儒學在當時並未受到統治者極大的重視，直至西漢時期漢武帝為了對臣民進行有效統治，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大力發展儒學，儒學的地位才得到極大的提高，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官學。

西夏政權的建立者党項羌人，是我國古代廣佈於西北地區的羌族中的較晚興起的一支，

分佈在一個遼闊的草原區域上面，世代以遊牧為生，後漸發展為半農半牧。

党項羌人的生活方式較為原始，崇尚武力，民風淳樸。在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權以後，為實現對境內民族的有效統治，迫切需要對民眾進行教化。

結語

總的來說，西夏是一個有著多重信仰的民族政權，而儒學的博大精深和經世致用的價值受到西夏統治者的推崇，遂得以在西夏發展壯大。西夏為了彰顯其民族性，創造了西夏文字，但創制文字後首先翻譯的是儒家經典，足以看出西夏統治者對儒學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