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睡搞垮了這個盛世帝國！

摘要：

《長安十二時辰》與盛唐的全面危機（歡迎關注黃大拿食貨志）

撰文|黃大拿&編輯|

楚琦

引文：烈火烹油般的浮華之後，藏著多少憤火和鬼胎，只不過“聖人”看不到，部分高官顯貴看到了卻裝睡而已。

大唐帝國的長安城陷入了危機，這是《長安十二時辰》講述的故事的緣起。

表面上看，長安城的危機是治安問題：負責長安城治安的靖安司發現了混入城內的可疑人員，經過張小敬的一番調查，發現敵人的陰謀是為了在上元節晚上的集會中製造混亂，緊接著張小敬又發現靖安司中竟然還有敵人的內應……

實際上，這不僅僅是長安城的危機，所暴露的也不僅僅是治安問題。

《長安十二時辰》故事發生在玄宗朝，那還是標準的大唐盛世。杜甫有詩曰：“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四海昇平，物產豐盛，風俗淳厚，人丁興旺……盛唐氣象就這樣讓人魂牽夢繞。

然而金玉其外，盛唐的危機已經顯現，首先出現的則是財政的危機……

一

“大唐表面盛世，實際虧空非常厲害”

“大唐表面盛世，實際虧空非常厲害。”

說這句話的是《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小吏徐賓。

徐賓在歷史上找不到相似的原型，應該純屬馬伯庸為了劇情需要而虛構的人物。但這個人物卻非同尋常。不僅僅由於其牽涉到不少重要線索，更因為他具有一種符號式的意義。

徐賓敏銳看到了大唐帝國花團錦簇背後的危機，還在努力地尋找挽狂瀾於既倒的方案。這樣的人物每朝每代都有，而且他們的故事往往充滿了悲情。

徐賓也不例外。

電視劇中，徐賓自以為找到了挽救大唐的靈丹妙藥，那就是他向太子（就是唐玄宗的兒子李亨，後即位為唐肅宗）推薦新稅法。

理想化的改革者徐賓為什麼要苦心設計新稅法？當時的稅制究竟暴露了哪些缺陷？

兩個歷史名詞無法繞過，一個是“均田制”，另一個是“租庸調製”，而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因為前者是土地制度，這是根本中的根本。

中國曆代土地制度演變，無非公有、私有兩條線索交替變化，當然，中國古代的私有和西方概念中的“私有”無法完全等同。

土地公有、私有哪種制度好呢？其實是一言難盡。均田制，則是一種土地公有制。

南北朝時期，北方的政權北魏眼看北方長期戰亂，人民流離失所，田地大量荒蕪，自己徵收賦稅受到嚴重影響，於是北魏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給農民。農民向政府交納租稅，並承擔一定的徭役和兵役。

唐王朝同樣是在戰亂之中建立起來的，賦稅財源一樣是個嚴重問題。而由於全國統一是在戰後，原來很大一部分土地已成為無主荒田，可供國家授田。這兩點意味著唐王朝實行均田制，不乏動力，也不缺條件。

均田制的具體實施，不必多說，有興趣的可以去查查資料。這裡只談談受益者。

原來無地的農民現在分到了一些土地，自然屬於受益者；但毫無疑問，國家政權怎麼都不會做虧本買賣，唐王朝肯定是均田制最大的受益者。

這種受益不僅指其獲得了穩定的財源，還有強化控制的另一層妙用，因為在國家授田制度之下，所謂“編戶齊民”就必然會固定在授田上，向朝廷穩穩妥妥地盡其臣民的義務。

這個“義務”，擇要而言，就是“租”、“庸”、“調”。

“租庸調製”，歷代史家都講得非常繁瑣，沒有必要細引。相比之下，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的解釋比較簡明扼要：

“租”，是配給人民以耕種的土地，年老仍繳還政府，在其授田時期，令其負擔相當的租額；

“庸”，就是役，乃人民對國家之義務勞役；

“調”，則是一種土產貢輸，各地人民須以其各地土產貢獻給中央政府，主要是絲織物和麻織物。

“租”、“庸”、“調”，加在一起，當時百姓的負擔是個什麼水平？公允地說，唐初農民的負擔並不高，以“租”而論，漢朝上交的比例是“三十取一”，已經被公認為仁政，而唐則是“四十取一”，以“役”而論，漢代農民每人每年需要向朝廷服役30天，而唐則減為20天。【1】

輕徭薄賦給了百姓休養生息的機會，直接鑄就了大唐的安定。

看來，中國人歌頌和懷念盛唐是有道理的，誰讓大唐王朝這麼善於用輕徭薄賦籠絡人心呢？

二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是盛唐

《長安十二時辰》中的故事發生在唐玄宗時期。

今人熟悉唐玄宗，多半因為他和楊貴妃的戀愛故事，實則玄宗一度也是一個治國能手。就在唐玄宗手裡，大唐帝國走向了巔峰。

唐人鄭綮《開天傳信記》（開元、天寶都是玄宗的年號）中的一段話，讓後來飽經戰亂的晚唐人讀起來總要淚目：

“（開元天寶時期）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2】

這段話的大意是，開元天寶時期真是天下大治，四海昇平，物產豐盛，風俗淳厚。國家的倉庫裡，財物堆積如山。四方莊稼豐熟，百姓富足，政府管理的戶口超過千萬，米每鬥僅賣三四文錢。天下承平，壯年男子不識兵器。遺落在路上的財物無人撿拾，出門的人都不需要自帶糧食……

但也正是在唐玄宗手裡，大唐帝國急轉直下。

唐王朝由盛轉衰，安史之亂是一個節點，但要安祿山一個人把這口鍋背下來，那也未免太高看了這個胡兒。

在安史之亂之前，大唐帝國其實已經危機四伏。“大唐表面盛世，實際虧空非常厲害”，這並非只是電視劇中一個虛構人物的危言聳聽。

在安史之亂之前，咱們的詩聖杜甫從長安回家鄉探望妻兒，遭遇幼子餓死的慘劇，根據途中見聞寫了一首著名長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慨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樣感受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

大唐由盛轉衰，主要原因是均田制和租庸調製已經玩不下去了。

之所以如此，有客觀的因素。均田制被破壞，原有的經濟制度無法持續，人口繁衍是一個原因，這可以歸為客觀原因。但除此之外，人禍堪稱要害。

一是朝廷“賜田”太多。為優待特殊人群，從唐王朝建立開始，政府就不斷把掌握的土地賜給勳貴重臣和寺院僧侶，名為“賜田”。

同樣是一塊土地，政府給農民的授田和政府給特殊階層的賜田，二者的權利還不一樣。賜田可以賣，也可以租，還可以繼承，即使子孫犯法，政府也不追回，而農民得到的授田不僅要交租庸調，而且買賣受到限制，年老身死還必須退回。

二是兼併太烈。儘管法律規定均田制下農民得到的授田不得買賣，但由於在天下昇平之中地主豪強經濟力量的發展總是要遠遠強於其他階層，其擴張的衝動也總是最強烈，自然會把目光盯在農民的那一點土地上。

到了唐玄宗時期，土地兼併到了一個高峰。唐人杜佑在所撰《通典》中說：“開元之際，天寶以來，法令馳壞，兼併之弊，有逾於漢成、哀之間”。

【3】

在杜佑之裡，直接拿大唐盛世和漢成帝、漢哀帝這樣的衰世相比了，可見當時土地兼併的烈度。

三是租稅負擔不合理。前面說過，均田制是租庸調製的基礎。均田制被破壞，租庸調製還玩得下去嗎？

由於唐王朝規定皇室貴戚、官僚貴族等特殊階層具有租稅減免權，失去土地的流民為了生存，都投靠地主豪強做所謂蔭戶。等於國家的戶籍冊上再也查不到他的名字，自然也不會承擔國家的租稅徭役。

據史家估計，這樣一來，大約只有30%至50%的戶和14%的人口在承擔國家的全部租稅，這種狀況既不合理，也隱藏著嚴重的財政危機。

【4】

三

“大唐已經病了”？

積累了這麼多矛盾，經濟問題遲早會轉化為政治問題。

與土地制度相適應，唐代前期實行府兵制，士兵閒時務農，戰時從軍。但隨著土地兼併，均田制被破壞，失地農民逃亡，軍隊失去了來源，只好將府兵制改為募兵制。

政府出錢招募士兵，軍隊成為專業性質，各地駐軍首領的權力迅速膨脹，軍事、財政大權均集於其一身。這些節度使驕橫跋扈，獨斷專行，大大削弱了中央的權威。

可以說，在危機四伏之中，大唐政權實際上是外強中乾，唐帝國這艘大船隨時都有被巨浪顛覆的危險，就看誰能掀起這個潮頭。

接下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范陽節度使（今北京地區）安祿山發動叛亂。

在不少歷史故事中，安祿山被渲染成一個可笑的人物，實則此人不僅有野心，智商和情商也高度發達，表現在其不僅善於利用各種手段擴張自己的勢力，也一眼看破了大唐帝國這個龐然大物的虛弱……

看來，長安城陷入危險的十二時辰就是大唐全面危機的一次預演。烈火烹油般的浮華之後，藏著多少憤火和鬼胎，只不過“聖人”看不到，部分高官顯貴看到了卻裝睡而已。

就像《長安十二時辰》中的一個小人物所說：“我在中原流亡那麼久，又在守捉城混了許多年，終於發現，咱們第八團誓言守護的那個大唐，已經病了。守捉城裡住的都是什麼人？被敲詐破落的商戶、被凌虐逃亡的奴婢、被租庸壓彎了脊樑的農夫、被上峰欺辱的小吏，還有沒錢返回家鄉的胡商……”

大唐已經病了？但小人物的感嘆和抱怨終究會被隱沒在宏大敘事之中，驚破霓裳舞衣的只能是安祿山的漁陽鼙鼓……

註釋：

【1】《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版。

【2】《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古籍版。

【3】《通典》，中華書局版。

【4】《隋唐五代財政史》，湖南人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