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胸懷：宰相肚子裡能撐船

元豐二年（1079年），因為蘇軾在任上仍然反對新法，再次被貶調到湖州任職。上任後蘇軾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以致謝。

其實這本來是例行公事的官樣文章，但蘇軾是才子詩人，他的文字中，難免真情流露。而他也知道己被外放都是因為新黨的御史們作了手腳，因此心中的那股不平之氣便按捺不住。於是在文章中自然就帶上了寫略顯牢騷的語句：“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

於是朝中政敵章敦、蔡確等人便藉此機會指責蘇軾的這篇文章，名為“謝表”，實則在行譏諷朝廷之實，妄自尊大、包藏禍心、對“新法”不滿、對皇帝不忠，請求對他加以嚴辦。

隨後又舉出蘇軾的《杭州紀事詩》一詩和其他詩文中找出個別句子，斷章取義的作為證據：

《杭州紀事詩》：吳王池館遍重城，奇草幽花不記名。青蓋一歸無覓處，只留雙檜待昇平。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

最令蘇軾倒黴的詩句是這首詩中最後歌詠檜樹的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蜇龍知。”這兩句詩被新黨眾人指稱為暗諷皇帝的作品：“皇帝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於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於死地。

還有其他詩句，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蘇軾是想說自己沒有把書讀通，所以無法幫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聖人，新黨卻指他是諷刺皇帝沒能力教導、監督官吏；

又如“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新黨說蘇軾在指責興修水利的這項政策不對。但是蘇軾自己在杭州也興修水利工程，怎麼會覺得這是錯的呢？

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一場牽連蘇軾三十九位親友，一百多首詩的大案震驚朝野，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

七月二十八日，在湖州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下獄一百零三日。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二》：元豐二年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有可廢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軾近上謝表，頗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志義之士，無不憤惋。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詆謗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能。』並上軾印行詩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時定乞選官參治，乃罷軾湖州，差職員追攝。既而上批，令御史臺選牒朝臣一員乘驛追攝，又責不管別緻疏虞狀，其罷湖州朝旨，令差去官齎往。

在蘇軾的危難時刻，除了他弟弟蘇轍之外，再無已人敢為蘇軾說一句話，他之前的那些親朋好友都噤若寒蟬，生怕連累到他們。

但是這個時候，讓所有人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已經辭官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居然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為蘇軾求情，直言“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正因為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才得到了從輕發落，保住了一條命。

要知道在所有人的心中，王安石和蘇軾都不是一邊的人，他們兩的關係說是水火不容、不死不休也不給過。在大家的眼中，就算是任何人誰來為蘇軾說話，都不可能王安石。而且當時蘇軾本人都已經屈打成招，別人還能說什麼呢？

更何況當時王安石自己的情況也不好。熙寧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饑民流離失所，群臣都向宋神宗訴說新法的免行錢之害。

曹太皇太后（慈聖皇后）、高太后（宣仁皇后高滔滔）這兩位宋神宗的長輩也向神宗哭訴，說“王安石亂天下”。讓宋神宗這位一直以來堅持變法的皇帝也開始懷疑變法的正確與否。

最後宋神宗也開始厭棄王安石，罷免了他。王安石不僅受盡群臣攻擊遍體鱗傷，還痛失愛子家破人亡，一個人孤獨的居住在金陵，獨守貧寒之家。

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依然能夠不顧個人好惡，在蘇軾的親友都不敢為蘇軾說話的時候，上書皇帝為蘇軾申冤。要知道蘇東坡正是因為功績新政而惹禍，可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可見王安石的高風亮節。這就是真正的宰相肚子裡能撐船。

其實王安石和蘇軾兩人對立的原因也僅僅只是因為政治觀念的不同。對於對方的道德品格、文學成就，兩人都是極為認可的。蘇軾還曾經說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是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