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真 味長 氣勝

情真 味長 氣勝

——《歲寒堂詩話》的審美觀

作者：馬靜（哈爾濱師範大學副教授）

張戒生活於兩宋之際，他的詩學理論在宋人中獨樹一幟，概括起來有四個方面：一、主張詩歌創作以“言志為本，詠物為工”；二、強調詩的“意趣、情味”，主張詩“以韻勝”；三、在風格上提出“氣勝”型別，崇尚“卓然天成”的審美意味；四、重視在變化中求新，反對“預設法式”，提出了“中的”說。這些觀點都集中於他撰寫的《歲寒堂詩話》之中。

《歲寒堂詩話》 資料圖片

言志為本

張戒論詩強調“情志”表現，以為“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張戒認為，“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

在“言志”與“詠物”關係的認識上，他舉曹植和陶淵明的作品予以剖析，“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本以言婦人清夜獨居愁思之切，非以詠月也；而後人詠月之句，雖極工巧，終能莫及。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本以言郊居閒適之趣，非以詠田園；而後人詠田園之句，雖極工巧，終莫能及。故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歎之，詠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後人所謂‘含不盡之意’者，此也。”他認為，後人詠物，缺乏主觀情感的深刻體現，所以儘管詩句寫得極為精妙，最終也比不上曹植或陶淵明的“情志”所表現的深度。

張戒“言志為本”的審美思想，還體現在他對宋人詩的批評中，他說：“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為詩，而不知詠物之為工，言志之為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張戒認為蘇軾、黃庭堅在引用典故和講究格律方面確實達到至高水平，但由於他們背離了“言志為本”的“風雅”傳統，因而成為詩歌創作中的一大危害。

張戒強調“言志”“詠物”不得離“風雅”傳統，但在具體審美要求上，他標舉曹植、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他認為：“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景物雖在目前，而非至閒至靜之中，則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他認為曹植“明月照高樓”“高臺多悲風”等詩，“鏗鏘音節，抑揚態度，溫潤清和，金聲而玉振之，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與《三百五篇》異世同律，此所謂韻不可及也”，認為杜子美的詩意氣高邁，氣吞曹劉，是無可匹敵者，甚至稱讚“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為聖賢法言，說杜甫不只是詩人，也是聖人。

張戒“言志為本”的審美思想，尤其觀照“思無邪”這一儒家詩學正統思想。應該看到，雖然張戒把“詠物為工”視為“餘事”，但是他並不排斥藝術表現形式，甚至還推崇那些“不期於詠物，而詠物之工”的佳作。他如此立論，旨在批評江西詩派“專意於詠物”的傾向。

詩以韻勝

張戒論詩提出“意味”說。他說：“大抵句中若無意味，譬之山無煙雲，春無草樹，豈可復觀。”張戒以此作比喻，意在強調詩的審美意蘊和藝術感染力。

對“意味”的表現，張戒不強求一律，他認為：“阮嗣宗詩，專以意勝；陶淵明詩，專以味勝；曹子建詩，專以韻勝；杜子美詩，專以氣勝。然意可學也，味亦可學也，若夫韻有高下，氣有強弱，則不可強矣。”他用“意、味、韻、氣”揭示四位詩人不同的“意味”特徵，認為“意境”和“趣味”可學而得之，而“韻”“氣”則是不可強學而得的。所謂“韻”，是指曹植獨特的藝術個性，即如鍾嶸所說“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的氣韻風致。所謂“氣”，是指杜甫詩的獨具審美特徵，即元稹所謂“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的特色。

張戒還從經歷、修養、品格等方面切入，探索不同詩人“意味”表現的差異。他認為：“子美篤於忠義，深於經術，故其詩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又說：“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他把韓愈詩的“意味”闡釋得如此透徹，正可見出他對“意味”審美蘊涵的深刻體會。

同樣，他對其他詩人的比較也大多從各自的“意味”特徵出發，以探索他們各自的審美特色。他說：“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下李、杜、韓退之一等，便不能兼。隨州詩韻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意味不能如王摩詰、孟浩然之勝絕，然其筆力豪贍，氣格老成，則皆過之。”他認為，劉長卿的詩，氣韻風致不如韋應物，意境趣味不如王維、孟浩然，然而其詩豪放雄厚，氣韻風格、辭章功力深厚，都高人一籌。這些看法體現了他審美的獨到和深刻。

張戒在分析王維詩與李、杜詩“意味”差別時，尤其重視對學養的觀照，他贊成世人所謂“王摩詰律詩配子美，古詩配太白”之說，以為“摩詰古詩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律詩至佳麗而老成”，但是他覺得王維“雖才氣不若李、杜之雄傑，而意味工夫，是其匹亞也”，因為王維“心淡泊，本學佛而善畫，出則陪岐、薛諸王及貴主遊，歸則饜飫輞川山水，故其詩於富貴山林，兩得其趣”。

張戒的“意味”說源於陸機的以味論詩理論，也是對鍾嶸“滋味”說、司空圖“韻味”說的開拓和發展，對後代產生了較深遠的影響。

卓然天成

張戒在藝術風格上崇尚“氣勝”，認為氣勝而“卓然天成”，“視《三百篇》幾於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他說：“不期於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復及。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他把“氣勝”視為與“情真”“味長”相關聯，相為表裡的藝術表現特徵，即“氣勝”是“情真”“味長”的藝術風格體現。

在氣勝風格的構築上，他認為“卓然天成”是實現氣勝的基礎，而雕琢是實現氣勝風格的障礙，“潘、陸以後，專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張戒讚賞“卓然天成”，稱讚黃庭堅所謂“詩句不鑿空強作，對景而生便自佳”的說法，但又認為：“惟子美則不然。對景亦可，不對景亦可。喜怒哀樂，不擇所遇，一發於詩，蓋出口成章，非作詩也。”又說：“山谷晚作《大雅堂記》，謂子美詩好處，正在‘無意而意已至’。”可見，他極為崇拜杜甫“出口成章”，自然出之於胸臆的“天成”詩篇。同時他對唐宋的一些注重雕琢者又深表不滿，“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又說“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為詩”，“山谷只知奇語之為詩”，“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為主”。他提出了“世間一切皆詩”的觀點，這對於拓寬創作領域，引導詩人從注重雕飾的氛圍中走出來，無疑會產生積極的作用，但應當指出，張戒的批評往往有言之過重或偶爾失之於偏的傾向。

張戒“一切皆詩”的美學觀點，與其“卓然天成”的風格追求相一致，張戒崇尚“卓然天成”的藝術風格，但又強調“氣勝”，強調“含蓄”。說杜甫詩“專以氣勝”，“氣吞曹劉，固無與為敵”。他還肯定蘇轍的說法：“子由有云：‘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之雄亦可兼韓之豪也。’此論得之。”所謂“氣吞”“雄豪”等說法，都是指詩的氣勢雄健、氣韻高深的風格特徵。

張戒推崇“氣勝”的審美表現，強調“氣勝”與“含蓄”的巧妙結合，他認為白居易的詩能“道得人心中事”，自是其長處，“然情意失於太詳，景物失於太露，遂成淺近，略無餘蘊，此其所短處”。他指責杜牧說：“‘多情卻是總無情，唯覺尊前笑不成’，意非不佳，然而詞意淺露，略無餘蘊。”以為《國風》的一些詩句“其詞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貴也”。

張戒在詩的風格審美探索上，重“氣勝”貴“含蓄”，崇尚“卓然天成”的風格特色。這些觀點無不帶有對宋人雕琢刻鏤和以議論為詩創作傾向的批判色彩。

以“中的”為上

張戒反對講“詩法”，推崇《詩經》中的比興手法：“詩人之工，特在一時情味，固不可預設法式也。”所謂“不可預設法式”，是指詩歌創作不能限定詩人在固定的程式中去寫作。

張戒認為，黃庭堅及江西詩派所講的“無一字無來處”“奪胎法”“換骨法”，對詩的創作極其不利。他說：“自漢魏以來，詩妙於子建，成於李杜，而壞於蘇黃。餘之此論，固未易為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

與反對“預設法式”相關聯，他又提岀了“中的”這一主張。他說：“‘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以‘蕭蕭’‘悠悠’字，而出師整暇之情狀，宛在目前。此語非唯創始之為難，乃中的之為工也。荊軻雲：‘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自常人觀之，語既不多，又無新巧，然而此二語遂能寫出天地愁慘之狀，極壯士赴死如歸之情，此亦所謂中的也。”這段文字兩次使用“中的”這個概念，而含義不同，前者是指語言精練自然、生動傳神，重在體現“中的”的巧妙特色；後者是說所用語言能生動形象地表現事物的本質，重在說明“中的”的審美特質。他又用蘇軾詩和杜甫詩作比照說明，“（東坡）《登靈隱寺塔》雲：‘相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亦何有，雲海浩茫茫。’意雖有佳處，而語不甚工，蓋失之易也。”又說：“杜子美則不然。《登慈恩寺塔》首雲：‘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而窮高極遠之狀，可喜可愕之趣，超軼絕塵，而不可及也。”於是得岀“人才有分限，不可強乃如此”的結論，把語言“中的”的高下差別上升到學養才力的高度。

在《歲寒堂詩話》中，張戒對詩學理論的探索，較之於同時代的其他詩論家有較大的理論突破，對蘇黃、元白等人的批評也顯得更為大膽，其中有些觀點不無偏頗之失。無論怎麼說，他的理論建樹及其開拓探索精神，無疑是中國詩學理論寶庫不容忽視的一份珍品。

《光明日報》（ 2021年07月17日 11版）

（來源：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