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裡看中國：一部地緣文化史》連載（廿九）

摘要

北魏太和十年，孝文帝建“華夏衣冠”，行“華夏之禮”。不過幾十年後，他的孫子東魏孝武帝登基，則退回到了平城時代的鮮卑“胡”禮。這就充分說明，東魏、北齊是鮮卑人與鮮卑化漢人的政權，也就是一個徹底的“胡”族政權。

第三編 全盛序曲

第一章、新“華夏”與瓷的新變局

第三節、一個新“華夏”

一、正朔北移

孝文帝之漢化，固然是打開了北方門閥政治的“魔盒”，也因操之過急、偏之過重而激起了鮮卑軍人的反抗，造成了北魏的分裂和滅亡。但是，還是要客觀地認識到，正因為這種漢化戰略的實施，才使得北朝從經濟到政治，都開始對南朝取得明顯優勢。特別是在意識形態上，逐步將華夏正朔的地位從南朝北移而來。這樣，北魏雖然分裂了，但它的政權繼承者北齊和北周依然在軍事和政治上是強悍的。它的漢化戰略繼承者北周，更是直接延續了正朔北移之程序，從而孕育出了隋、唐大帝國。第一帝國後，數百年的大融合時代最終得以落幕，華夏2。0版登上歷史舞臺。

政治道路的選擇必先由意識形態之準備，而意識形態之準備必先由文化取向之轉變。從崔浩之“注五經”，實際就已經在開啟北魏漢化之門。但一直要到崔浩死去22年後，北魏的漢化道路才正式開始。其實就是在等崔浩“注五經”這一文化工程，在鮮卑上層裡塑造出真正強有力的漢文化皈依者。這些皈依者中，最大的代表就是漢化工程總操盤手孝文帝。《魏書·卷七·高祖紀》稱孝文帝：

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之文也。

從這一段來看，基本上鄭玄與謝靈運合體，再穿上袞冕就是孝文帝。這樣一位博學的思想家與文學家皇帝，大概在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當然，這裡面可能有抬高、吹噓的成分，但抬高與吹噓，也只能就其學術水平進行，孝文帝的學術基本結構還是可以採信的。那麼，我們就看到，以孝文帝為代表的北朝文化和政治上層，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南、北思想學術之大融合。

在上一編的第三章裡，我們介紹了南朝學術的核心，就是兼論玄、佛。而北方的學術與南朝有什麼區別呢？留在北方的儒學堅守了漢儒的傳統，特別是推崇經緯和義疏之學。太和九年詔廢圖讖，因此“緯學”（圖讖）後來是被拋棄了。因此，孝文帝學術體系中：代表北方傳統的是“《五經》之義”；而代表南方的是“善談《莊》、《老》，尤精釋義”。也就是說，孝文帝學兼南、北，已經對南北學術進行了融合。

這是從學術內容來看的，而從學術精神上來看又如何呢？南、北之學術精神也是迥然不同。《世說新語·文學第四》：

褚季野語孫安國雲：

“北人學問，

淵綜廣博。

”孫答曰：

“南人學問，

清通簡要。

”支道林聞之，

曰：“聖賢故所忘言。

自中人以還，

北人看書，

如顯處視月，

南人學問，

如牖中窺日”。

而從上面所引的《魏書》對於孝文帝學術的描述來看，很顯然他在學術精神方面也基本南、北兼收了。

我們知道，一個帝王所表現出來的文化素養和學術結構，絕不只代表他個人的“睿智”和“聖明”。其實更代表他那個政權在文化和學術上的綜合水平。因為任何帝王的成長，都是由帝國最為頂級的一群學者，作為帝之“師”和“傅”來負責其文化教育的。孝文帝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文化特質，就代表了北朝的文化上層，已經在思想上融通了南、北。思想是政治之前奏，從北魏開始，北朝就已經啟動了思想統一工作，開始完成文化大融合。而這恰恰是南朝所沒有做到，甚至根本就沒有意識到要去做的。因此，華夏正朔之逐漸北移，絕非簡單的北朝漢化和政治結構改變所致，而是它從思想基礎上就一直在做統一的準備工作。或者說，對於天下一統的華夏文化使命感，北朝早就超越了腐朽的南朝。是以，雖然北魏分裂，北朝自己遇到了一系列的內部麻煩，但正朔北移的程序並未中止或轉向。

二、歷 史 選 擇

北朝因政權分裂而遇到的內部麻煩，表面上看起來是東、西兩個軍事政治集團的對峙和鬥爭，但其本質卻是“繼續漢化”與“反向胡化”的路線之爭。這個鬥爭的結果就是完成了北方的血統大融合，這種血統大融合不僅僅是簡單的胡漢通婚、基因相融，更重要的是“文化血統論”最終取代了“種族血統論”，為華夏的2。0版做好了基礎準備。

東、西魏大分裂後，實力明顯強的一方是東魏及其繼承者北齊，也就是高歡集團。這個集團得到了北魏的全部漢化遺存，也就是整套的典章制度。同時，北魏朝廷裡的關東高門士族也基本都留在了這個朝廷，似乎它應該是一個有明顯漢化條件的政治體。但是，它遵循的卻是一條相反的“胡化”道路。

高歡得以建政，依靠的是鮮卑軍事貴族集團，這些力量是孝文帝激進漢化的“受害者”。因此，當他們得以政治翻身後，就對漢族以及漢文化實行了猛烈的“反攻倒算”。

《北齊書·卷九》：

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為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宜更擇美配。

趙郡李氏是第一等高門士族，而其家之女因容德得為皇后。與高門士族聯姻，在北魏鮮卑皇室是既定政策、必須為之；而到北齊則已被皇室貴族詬病，言漢族女子不配母儀天下。

《北史·卷三十一》：

明日，（劉）貴與（高）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高歡）每申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華言。

高昂是渤海高氏，也是一等高門。但劉貴（匈奴裔）當著他的面直斥漢人之命不值錢。這條史料裡還有另一個北齊“胡化”的重要標誌，就是反孝文帝之道而行，興“胡”語、禁漢言。《北齊書》裡有大量關於某漢人因通鮮卑語而得重用的記載，就是這一形勢的表現。

漢人為取官位棄母語而研鮮卑語，這就意味著：與孝文帝這種“漢化鮮卑人”相反的一種人普遍出現了，就是“鮮卑化漢人”。《北齊書·卷五十》：

每朝士諮事，莫敢仰視（韓鳳），動致呵叱，輒詈雲：“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卻”。

這個韓鳳是完全的漢人，但他卻大罵“狗漢”，是典型的視己為鮮卑。而在這種輕漢、賤漢的環境之下，某些士族居然也主動地“鮮卑化”。《顏氏家訓·卷第一》：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

可見，“鮮卑化漢人”不在少數，已成一種群。

漢化之鮮卑，指的是血統為鮮卑人，但文化取向為華夏者，孝文帝為其代表；鮮卑化之漢人，指的是血統為漢人，但文化取向為鮮卑者，上面所舉諸人是也。東魏與北齊空有整套華夏典章，卻舍孝文帝所制之“禮”而退用“胡”俗。《北史·卷第五》：

即位於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氈上西向拜天訖，自東陽、雲龍門入。

北魏太和十年，孝文帝建“華夏衣冠”，行“華夏之禮”。不過幾十年後，他的孫子東魏孝武帝登基，則退回到了平城時代的鮮卑“胡”禮。這就充分說明，東魏、北齊是鮮卑人與鮮卑化漢人的政權，也就是一個徹底的“胡”族政權。

西魏與北周則正相反。雖然一開始，宇文泰也面臨和高歡一樣的現實困境，必須順應其部下那些鮮卑軍人的“排漢”衝動，於是在建政初期也經歷了一個 “胡化”的階段。但很快，這一集團羸弱的實力和西北困窘的地緣現實便告訴他們：必須團結廣大漢人擴充軍力、發展農業生產，更要依靠關中的高門士族來鞏固政權。地緣政治的現實，就把他們帶到了與孝文帝相同的選擇面前。於是，關中頂級高門蘇氏的代表人物蘇綽，就成為了北朝漢化的第二個總體架構師。他的《六條詔書》為宇文氏搭建了漢化的最初構架，隨後就又在他的主持下開始依《周禮》定官制。

這樣，在文化上基礎最為薄弱，基本沒有華夏典章制度遺存的西魏、北周集團，反而成了孝文帝漢化路線的繼承者。北周乃成一由漢化鮮卑人與漢人共同塑造出來的“華夏”政權。由孝文帝開啟的華夏正朔北移之主位，也就漸次轉到了北周手中。當這個集團南破江陵，收南朝十萬士人；又東滅北齊，收北魏典章制度。他們的漢化骨架迅速填上血肉，華夏之新正朔正式誕生。之後，北周漢化鮮卑集團（關隴集團），依次繼承北周政治遺產，建立了隋朝和唐朝。四百年亂世，終於再次融合出新的大一統帝國。而這個大帝國，自古便未被廣泛質疑它的華夏血統。就是因為：從這個大帝國開始，“華夷之辨”不再是種族血統之辨而是文化取向之辨了。

三、英雄入我彀中

門閥政治是中國政治史上一個巨大的“毒瘤”，南朝因它而腐化，北魏也間接因它而崩潰。這個“毒瘤”不除，則第二帝國不可能誕生。門閥政治肇起於漢之察舉制，形成於九品中正制，完結於科舉制，可以說其自選官制度生、又自選官制度亡。可知選官制度實為一國國運之命脈。瓷器從唐至宋，到達了一個全新的時期和高度，它的變化亦由選官制度之變化而來。這樣，我們在進入這一瓷器新時期的介紹前，必須要先把由漢至唐，這八百年裡選官制度的變化講清楚。

我們一直說漢代的察舉制是一種純主觀的判斷模式，所以最終異化為“形名之法”、“虛風品鑑”。但若深究之，它還是經歷了一些起伏變化，曾經有過自我矯正，甚至科舉制的源頭都實際萌芽於東漢。

《通典·卷十三·選舉一》：

（漢武）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

從漢高祖到漢景帝，察舉是純粹的熟人推薦，然後朝廷主觀判斷是否可用。這種方式過大的彈性和極高的判斷誤差，朝廷無疑是早就明白了的。漢武帝開始，就對此做了最早的“標準化”嘗試，就是“四科選士”。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四科”中的第一和第四是無法量化考試的，這也是後來兩種選官路線之爭的源頭。那麼漢代這種“四科選士”是如何操作的呢？《通典·卷十三·選舉一》：

（東漢）章帝建初元年……始複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闢士。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

原來並不是考試，還是按照四個標準進行主觀判定。但是，已經有了一個明顯的操作性改進，就是判定之後入選者要渡過一個“試用期”，如果試用不合格還是會被“退貨”的。這無疑已經是一種進步了，但畢竟這個方法是後驗式，會造成行政資源的浪費，加大政權執行成本。因此，到東漢順帝時，這個制度出現了一次自我矯正。

《通典·卷十三·選舉一》：

（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

公元132年的這次察舉制調整，歷史意義非凡，它的意義有兩個：

（一）以標準化的書面考試來進行官員選任，這種方式第一次得以實現。

左雄所主導的這次東漢察舉制改革，是科舉制的祖源。它把應試者分為儒者和文吏兩種。這兩種人才：一種主要從事帝國的意識形態學術工作；一種則是帝國行政體系的執行人員。左雄把“四科選士”裡那兩個以道德和性格為考察內容，只能依靠主觀判斷的類別去掉了。這就說明“四科選士”已經嚴重影響了東漢帝國的行政執行，因為選上來的人“虛而不實”者太多。而左雄所留下的這兩個可以進行客觀考試的類別，就代表了東漢中、後期天下英才的兩大類。這種分類原理，一直延續到了南北朝的秀才、孝廉分類法，以及唐宋科舉制的秀才科、進士科分類法。

左雄這次改革除了要在制度上遮蔽主觀選士和“虛而不實”者，同時也是要煞一煞地方州郡濫行察舉之風。因此，在新制度實行不久，左雄就親自上陣抓了一個“反面典型”。《通典·卷十三·選舉一》：

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

用現在的大俗話來說，有一個“滾刀肉”型的人物衝出來挑戰新制度，左雄親自出馬把他“滅了”。左雄以這件事做由頭，發動了一場整肅察舉之風的運動：

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於永憙，十餘年間，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於是，東漢的察舉製得到了一次自我矯正，本來是有望避開門閥政治這個陷阱，直達科舉制的。可惜，因為硬幣的另一面，歷史沒能走上另一條道路。

（二 ）間接催生了“名士”集團。

徐淑事件引發了諸多後果，其中之一是：“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這三個人著實不得了，兩個為未來黨錮之領袖，另一個是欲誅宦官而殉難的名臣，俱都是天下之清望。可想而知，左雄改革察舉後得到的這批人才，大概裡面多為未來的黨錮清流。就是說，未來徹底異化了察舉制，並把持九品中正制，最終開啟門閥時代的“名士”集團，實際是起源於左雄用以抑制“虛名”的改革。這真是一種歷史的弔詭。

既然有如此的內在悖論存在，左雄開啟的這次改革，也就很快失敗了。《通典·卷十三·選舉一》：

後黃瓊為尚書令，以雄前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違，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

“四科選士”又恢復了，很快“其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則東漢帝國必然走向了它的宿命，門閥政治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了。

之後的四百年裡，由九品中正制而生的門閥政治，成為南朝的基本政治形態。北方自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也掉進了這個歷史泥坑。在這種政治結構下，南、北朝雖然都還存在左雄創立的，以通經考核孝廉，以章策考核秀才的制度。但高門士族壟斷“清官”，這種考核不過虛應故事而已。

歷史的轉折點出現在西魏，轉折的魔法棒操之於北周漢化設計師蘇綽之手。《通典·卷十四·選舉二》：

初霸府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

蘇綽的確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一手開啟了宇文泰集團的漢化道路，同時也對孝文帝的漢化後果進行了深刻反思，找到了門閥政治這個癥結。因此，

“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

。蘇綽自己就是關中一等高門出身，他這個“罷門資之制”，等於是革了自己本階層的命。史上凡可做到這一點的，皆可稱偉大矣。由此，北周最終才能孕育出隋唐帝國，成華夏正朔：其一，堅定漢化；其二，割四百年政治毒瘤。有此二端，正朔之位實至名歸。

蘇綽“罷門資之制”在選官制度上的直接表現，就是取消官的“清、濁之分”。《通典·卷十四·選舉二》：

“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

士族藉以凌駕寒門的平臺徹底消失，等於折斷了高門士族的政治翅膀。而後，真正的“唯才是舉”時代才開始拉開帷幕。蘇綽所設計的選才之道還是繼承左雄而來，即：

“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

不過，左雄制度裡，那些與儒者對應的文吏已經不入蘇綽法眼。蘇氏設計裡，與儒者對應的是“秀才”，即最優秀的人才，入選的條件是“高才博學”，需要州一級政府才能舉薦。我們從中很容易看出一絲蘇綽“顧盼自雄”的味道，所以雖然秀才作為最高級別選科存在到宋代，但中者幾無。那麼這裡，我們順帶要糾正兩個深入人心的歷史常識錯誤：一，古之孝廉不等於秀才；二、秀才的源頭不是明清那種最低學歷，而是最頂級的人才稱謂。

隋承北周之制，但把孝廉之選改稱“進士”。“進士”這個名詞倒不是第一次出現於中國歷史，漢代就已經有了。《禮記·卷十三·王制》：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徵於鄉，升於學者不徵於司徒，曰造士。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此篇《王制》雖然存於先秦典籍《禮記》之中，但司馬遷和盧植都說是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王制之書” （孔穎達《禮記正義》載）。而且很顯然，這一段內容與兩漢的察舉制基本程式相近，因此它反映的實際是漢代制定察舉制的理論基礎。“進士”一詞也就最早出現於此，它的直接含義就是“進而為士”。它是“國子”們，也就是統治階層的後代們，經過“六藝”教育並考核合格後，得以正式進入政權體系的標誌。

但“進士”於隋時的出現，卻代表了門閥政治將被掃進歷史垃圾堆：其一、“士”不再是某一類政治世家的專有稱謂；二，進而為士曰“進士”，但“進”之途變為公開、公正考試而不再是“拼爹”。《通典·卷十四·選舉二》：

（隋）煬帝始建進士科。

唐又承隋制，《通典·卷十五·選舉三》：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到尚書省，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為第。

唐代的制度便已經成為一個按級分科考試的制度，應試者可以根據自己所學以及專長投考相應之科，朝廷集中閱卷，以成績取士。中華帝國從此進入了科舉時代，理論上任何人才都可有上升通道，基本再無門第之羈絆。此於帝國亦開了人才“活水”之源，可保其之“不腐”（當然，千年以下，因“八股”之興，此水亦腐）。唐太宗乃因之而嘆：“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自科舉之行，統治階層不復只為高門出身之“貴者”，兩千年“貴族時代”乃讓位於“官僚時代”。新的官僚階層的審美標準及需求，乃代替貴族之審美、需求，成為瓷器生產新的標準。我們知道，就像如今的“高考指揮棒”一樣，什麼樣的考試製度就會造就什麼樣的主流社會。唐的科舉主要是“進士科”，它的考試科目經過了兩次變化：早期是“時務策五道，貼一大經”；天寶間行試詩賦之制，專尚文辭，人稱為“辭科”；唐後期以詩賦為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貼經第四場。宋代科舉設了比唐代還要多的科，但是最主要的也是“進士科”。它的考試科目跟唐代後期類似：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貼《論語》十貼；對答《春秋》或《禮儀》墨義十條。詩、賦在進士科中的優先地位，就決定了唐、宋兩代的官僚階層，首先是真正的文人集團，才有了唐詩、宋詞的蔚為大觀。因此，從唐開始，中國的瓷器審美，就從前幾百年的宮廷、貴族審美，堅定地轉向了文人審美。也因此，從唐開始，中國瓷器開始表現出靜雅之風韻。此風韻至宋乃登其巔，遂成瓷之千古絕唱。